理论教育 瓦剌进攻、英宗亲征:明代十大战争中的关键战役

瓦剌进攻、英宗亲征:明代十大战争中的关键战役

时间:2023-07-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瓦剌进攻、英宗亲征尽管瓦剌气焰嚣张,但明朝直到正统十四年六月才有所觉悟,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加强边防。将军们主张坚壁清野,慎固防御,而明英宗和王振却决定御驾亲征。御驾亲征的决定遭到百官的强烈反对。对明英宗来说,瓦剌部联结北方各族,四路并进,来势汹汹,而明朝边将已经连番失利,从前的经验是:明成祖和明宣宗一旦御驾亲征就大功告成。明英宗对自己失败的原因,可以说是至死不悟。

瓦剌进攻、英宗亲征:明代十大战争中的关键战役

瓦剌进攻、英宗亲征

尽管瓦剌气焰嚣张,但明朝直到正统十四年(1449)六月才有所觉悟,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加强边防

例如,命令河南、山西的官军停止休整,赶赴大同和宣府待命;任命驸马都尉西宁侯宋瑛统率大同兵马,负责整个地区的军事训练;增加武器和马匹,拨给前方战马四千匹,还有各种弓箭、铳炮;陆续调集京兵近十万人赴边,与当地驻军共同训练,相为犄角,抗击敌军。

这一年的夏天,北京城天气恶劣,风雨夹杂着雷鸣电闪,击中了皇宫的谨身殿。由于营救不及时,奉天、华盖等宫殿的大门都被烧毁。当时的人思想迷信,认为是天神震怒,降灾于民。结合着边境危机和各地灾情,已经有官员觉察出战祸即将临头,开始将家眷搬到相对安全的内地。

果然没有几天,瓦剌就分兵四路向明朝进攻。最主要的一路由也先亲自率领,向大同进攻;其次是知院阿剌率所部,进攻宣府,包围赤城;再次是可汗脱脱不花率所部及兀良哈,进攻辽东;最后是一支骑兵袭扰甘肃。

在这四路中,也先的势力最为雄厚,因此野心和胃口也最大。它兵锋甚锐,在大同将明兵打得落花流水,除了大同城外,周围的塞外城堡全部陷没。

明军大同防线失利,主要是平时训练不严,战时高层指挥失灵等原因造成的。初战,大同右参将吴浩是在仓促情况下,应战瓦剌部于猫儿庄,一战即亡。接着,大同总督宋瑛、总兵官朱冕、左参将都督石亨等,慌忙率军进驻阳和口。王振的党羽太监郭敬为监军,诸将均受其节制。双方交战,明军毫无战法,漫无纪律,结果全军覆没。宋瑛、朱冕战死,郭敬伏在草丛中得免一死,石亨逃回大同,闭关紧锁。

剩下的三路大军只是虚张声势,被迫配合也先作战。例如知院阿剌率领的北路军,只是围攻独石、马营、永宁等小规模的城堡。马营守备杨俊弃城而逃,永宁守备孙纲和宦官谷春率军支援,作战失利后皆自缢,损失人马近百人。由于知院阿剌的本意是要同明朝讲和,同时又不能被也先捉住把柄,所以在占领了几座边城后就停止了进攻。

东路脱脱不花的军队和也先矛盾很大,而且相对独立,这支军队在进攻中,主要是进行掠夺,并不在意占领城堡,寻找明军交战,所以它进攻镇静堡和广宁城均没有得手。但所到之处,他们掳去官员男妇共计一万三千两百八十余口,马六千余匹,牛羊两万余只,盔甲两千余副,使辽东军民受到很大损失。

前方接二连三失利的消息传入北京,在朝臣中引起一阵恐慌。北京的防御体系之所以能够坚守,根本原因就在于有山西河北的两大卫戍城市——大同和宣府。宣府靠近北京,驻扎近十万部队,是明军中的精华,有充足的粮草和武器配备,因此是抵挡来自蒙古压力的坚固堡垒

相对而言,大同由于离蒙古草原更近,因此它的骑兵力量更强,整个部队富有攻击性。现在这支部队遭到失败,前沿防线的卫所在战斗中全部失陷,暴露出这支作战部队在打击敌人、保护自己,甚至在牵制敌人方面都存在着严重问题。明廷最高层如何解决军事危机,已经刻不容缓!

更要命的是,大同和宣府离北京并不算远,从前线到大本营缺乏纵深保护,只有一些不算险峻的山岭可以暂时阻挡蒙古骑兵。现在前线的攻击和防御过于虚弱,一战即溃,超出了明廷最初的判断。这样,来自北京大本营的反击必须迅速有力,这一点毋庸置疑,否则将满盘皆输。

如果此时,这个军事指挥系统是由那些久经沙场的将军来掌控,如果他们能迅速提交出可行性方案,如果来自后方的人力、物力等战备资源都能迅速到位,是会从根本上改变这场战争的进程,可惜结果并不是如此。一切有利的条件,明朝似乎都没有来得及准备。

明朝的军政大权落入一个弄权营私、不学无术的宦官手中。从上到下所有的将军,都要按监军宦官的命令行事。将军们的军事决策权下降到只能建议的地步,而最后决策的人却不懂军事。外行决策的一大特点就是憧憬结果,自视高明,从来都是高估自己的能力。因为他根本不懂得过程的复杂与运作的艰辛。他们或许能从相似的历史事件中,找到一两个现成的例子,然后按照眼前的条件,进行不知己也不知彼的模仿。土木之变中有两个外行决策人,就是明英宗朱祁镇和太监王振。

边报传来,关于如何抗击瓦剌部进犯的战略决策问题,朝堂之上马上就出现了分歧。将军们主张坚壁清野,慎固防御,而明英宗和王振却决定御驾亲征

英宗之前,明朝一共有五个皇帝:

明太祖朱元璋一直在元末农民战争的战场上东拼西杀。

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稳坐城楼,最后却丧了命。

明成祖有五次亲征漠北的辉煌战功,直杀得鞑靼等唯恐避之不及。

仁宗享国之日太短,只有不到一年的光景。

明英宗的父亲宣德皇帝,面对汉王朱高煦的反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御驾亲征,很快就兵临城下擒获了对手。

对于宣德朝的这场战争,明英宗应该不会忘记。既然他的父亲能通过御驾亲征获得胜利,又有什么理由预言,自己御驾亲征就会大祸临头呢?(www.daowen.com)

再说王振。他又怀着怎样的心态,去唆使这次不同寻常的御驾亲征呢?王振原本出身低贱,是靠给明英宗当教师,又有明英宗撑腰,才狐假虎威地占据了朝廷的高位。他在臣僚中炫耀自己的威势变得益发骄横。

或许在王振的眼中,官场的规则和战场的规则有类似之处,只要能够借助皇帝亲征的威名,就能吓得瓦剌逃之夭夭。

御驾亲征的决定遭到百官的强烈反对。兵部尚书邝埜、侍郎于谦、吏部尚书王直等认为,对付也先,用现在的边军已经够了,何况兵凶战危,贵为天子怎么能亲临险地。只要皇帝能选派良将,增加精兵,加之以慷慨赏赐,申明军纪,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就可以挫败敌人进攻的锐气,等到瓦剌无路可攻,无地可掠,人困马乏的时候,明军再出击就必然取胜。

但是王振算的不是这笔账,他用明成祖和明宣宗御驾亲征获胜的故事劝明英宗,这是很能起作用的。

对明英宗来说,瓦剌部联结北方各族,四路并进,来势汹汹,而明朝边将已经连番失利,从前的经验是:明成祖和明宣宗一旦御驾亲征就大功告成。

明英宗已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祖辈父辈的功绩不但影响着他勇于向前,而且他们也是冲破了重重阻挠,才获得了胜利,现在明英宗要追慕先辈的光荣,拯救被涂炭的生灵,不是顺理成章的么?

明英宗和他的祖辈父辈相比,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结果。他们的结果是成功,而明英宗的结果是失败,最终还导致了被俘,后来在南宫过了八年类似于囚禁的生活

明英宗对自己失败的原因,可以说是至死不悟。南宫复辟后,他仍然给王振平了反。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王振牵着英宗的鼻子走,而是英宗太想重演先辈的胜利了。

明英宗下令亲征后,第二天就率领号称五十万人马的大军启程了。太师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大批文武官员扈从,留下弟弟郕王朱祁钰管理朝政,由吏部尚书胡濙、兵部侍郎于谦、太监金英等辅佐据守。

出发前两天,每个士兵发给白银一两,以及衣物、炒麦若干,从武库中拿出各种兵器发到手上,之前根本没有进行过操练,士兵们都不会使用手中的武器,这些不利的因素都被明英宗和王振忽略了。出发的时候,他们才将监军的宦官与武将临时安排到下面带兵,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军令不习,就这样仓促从北京出发了。

第一夜在昌平龙虎台驻扎,军鼓一敲,众军讹相惊乱,就像一大群身强力壮的游民百姓,漫无章法。之后,大军出居庸,过怀来,到达宣府。连日风雨交加,军中夜惊日扰,根本不成体统。更重要的是出发没有几日,随行的粮食已经断绝,饿死在路上的士兵随处可见,就这样在士气低落的气氛中,行军到了山西阳和。

在出发的时候,已经有大臣对王振专权表现出了一种绝望,打算先揍一顿王振,然后要求回军。

《殊域周咨录》上说,吏部郎中李贤与三五个御史秘密商议:现在天子蒙尘,六军丧气,没有一个不咬牙切齿怨恨王振。如果找一个身强力壮的武士,上去揪着王振让他动弹不得,历数这几年犯下的误国罪行,然后请皇帝下命令,派大将率军队前往大同,而天子回师。李贤等几个少壮派想得到太师张辅的支持,然后再干,但机会还没有等到,惨败就先到了。也有书上说是大学士曹鼐与部分大臣密谋,企图先杀王振,再劝阻英宗,只是群臣都惧怕王振,因此没有成功。

实际上这种密谋的说法未必可信。在古书上有一种常见的写法,就是失败的一方总是寻找各种借口,力图证明事先有各种机会能扭转不利的局面,但或不被最高当局采纳,或错失了良机。这种事情最初往往是在口头流传,而不载于正史,由于流传时间长了,竟然也会被不明真相的史家写在书中。前面说的建文帝下落之谜也算一个例子。

那些随行的高官们应该看得很清楚,这次亲征的决策是英宗做出的,王振只不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王振有时能肆无忌惮,也只能通过矫诏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们既不能忤了天子的意图,又斗不过王振,只能反复恳请皇帝和王振回兵,这样就更加刺激了王振作威作福的小人心态,也刺激了英宗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宏大抱负。

大臣们知道,单单杀一个王振,根本不可能使明英宗改弦更张。除非大家齐心协力对英宗实行兵谏。但这样冒犯天子,等于给自己加上十恶不赦的罪名。而《明史·李贤传》、《曹鼐传》均不载如何议论杀王振的事情。后来宁王朱宸濠造反,明武宗也曾亲征,他荒唐到自封为威武大将军的名号出征,周围的文臣武将似乎也只能苦苦哀求,谁敢剑拔弩张,以死相逼!

在当时的随从中,英国公张辅是年高德劭的重臣。年轻的时候,他雄勇刚毅,治军整肃,曾经率大军入安南作战,威名海内外,获得过卓越的战功。如果由他来统帅军队,或许在不利条件下,还有扭转战局的可能,至少能在大同一带与敌周旋,寻找最恰当的战机。但是英宗不许他干预军事,他也只好默默不敢言,一切由王振说了算。

在所有扈从随行中,张辅是王振唯一给面子的大臣,成国公朱勇向王振禀报时,都要膝行听命,而六部尚书这个层次,更是受王振的欺负。户部尚书王佐与兵部尚书邝埜,都因为得罪了王振,被罚在草丛中下跪到天黑。邝埜为人廉洁谨慎,在这次出征时坠马伤足,原本可以留在怀来城养病。面对不利的局面,他请求疾驱入关,派精兵殿后,却被王振怒斥为“腐儒安知兵事,再言者死!”然后让左右手下将其拖出了军中大帐。钦天监正彭德清以天相示警,认为不可前行,否则将会陷天子于草莽。王振怒斥道:“倘有此,亦天命也!”事已至此,没有血流成河,是不会幡然悔悟了。

战事的发展很快就急转直下,和英宗与王振预期的方向相反。入夜后黑云压城,风雨大作,恶劣的天气让王振烦恼不已,这哪里是打仗,简直是遭罪。

前线战报已经送达,西宁侯朱瑛和武进伯朱冕率领的先头部队遭到惨败,沿途尸横遍野,惨不忍睹。镇守大同的中官郭敬是王振的亲信,他在交战中伏入草丛,侥幸活命,现在早已吓破了胆。他给王振密报说,绝不可再前行!事已至此,王振才产生了回师的想法。

第二天,明英宗命广宁伯刘安任总兵,都督佥事郭登任参将,镇守大同,随即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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