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剌进攻、英宗亲征

尽管瓦剌气焰嚣张，但明朝直到正统十四年（1449）六月才有所觉悟，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加强边防。

例如，命令河南、山西的官军停止休整，赶赴大同和宣府待命；任命驸马都尉西宁侯宋瑛统率大同兵马，负责整个地区的军事训练；增加武器和马匹，拨给前方战马四千匹，还有各种弓箭、铳炮；陆续调集京兵近十万人赴边，与当地驻军共同训练，相为犄角，抗击敌军。

这一年的夏天，北京城天气恶劣，风雨夹杂着雷鸣电闪，击中了皇宫的谨身殿。由于营救不及时，奉天、华盖等宫殿的大门都被烧毁。当时的人思想迷信，认为是天神震怒，降灾于民。结合着边境危机和各地灾情，已经有官员觉察出战祸即将临头，开始将家眷搬到相对安全的内地。

果然没有几天，瓦剌就分兵四路向明朝进攻。最主要的一路由也先亲自率领，向大同进攻；其次是知院阿剌率所部，进攻宣府，包围赤城；再次是可汗脱脱不花率所部及兀良哈，进攻辽东；最后是一支骑兵袭扰甘肃。

在这四路中，也先的势力最为雄厚，因此野心和胃口也最大。它兵锋甚锐，在大同将明兵打得落花流水，除了大同城外，周围的塞外城堡全部陷没。

明军大同防线失利，主要是平时训练不严，战时高层指挥失灵等原因造成的。初战，大同右参将吴浩是在仓促情况下，应战瓦剌部于猫儿庄，一战即亡。接着，大同总督宋瑛、总兵官朱冕、左参将都督石亨等，慌忙率军进驻阳和口。王振的党羽太监郭敬为监军，诸将均受其节制。双方交战，明军毫无战法，漫无纪律，结果全军覆没。宋瑛、朱冕战死，郭敬伏在草丛中得免一死，石亨逃回大同，闭关紧锁。

剩下的三路大军只是虚张声势，被迫配合也先作战。例如知院阿剌率领的北路军，只是围攻独石、马营、永宁等小规模的城堡。马营守备杨俊弃城而逃，永宁守备孙纲和宦官谷春率军支援，作战失利后皆自缢，损失人马近百人。由于知院阿剌的本意是要同明朝讲和，同时又不能被也先捉住把柄，所以在占领了几座边城后就停止了进攻。

东路脱脱不花的军队和也先矛盾很大，而且相对独立，这支军队在进攻中，主要是进行掠夺，并不在意占领城堡，寻找明军交战，所以它进攻镇静堡和广宁城均没有得手。但所到之处，他们掳去官员男妇共计一万三千两百八十余口，马六千余匹，牛羊两万余只，盔甲两千余副，使辽东军民受到很大损失。

前方接二连三失利的消息传入北京，在朝臣中引起一阵恐慌。北京的防御体系之所以能够坚守，根本原因就在于有山西河北的两大卫戍城市——大同和宣府。宣府靠近北京，驻扎近十万部队，是明军中的精华，有充足的粮草和武器配备，因此是抵挡来自蒙古压力的坚固堡垒。

相对而言，大同由于离蒙古草原更近，因此它的骑兵力量更强，整个部队富有攻击性。现在这支部队遭到失败，前沿防线的卫所在战斗中全部失陷，暴露出这支作战部队在打击敌人、保护自己，甚至在牵制敌人方面都存在着严重问题。明廷最高层如何解决军事危机，已经刻不容缓！

更要命的是，大同和宣府离北京并不算远，从前线到大本营缺乏纵深保护，只有一些不算险峻的山岭可以暂时阻挡蒙古骑兵。现在前线的攻击和防御过于虚弱，一战即溃，超出了明廷最初的判断。这样，来自北京大本营的反击必须迅速有力，这一点毋庸置疑，否则将满盘皆输。

如果此时，这个军事指挥系统是由那些久经沙场的将军来掌控，如果他们能迅速提交出可行性方案，如果来自后方的人力、物力等战备资源都能迅速到位，是会从根本上改变这场战争的进程，可惜结果并不是如此。一切有利的条件，明朝似乎都没有来得及准备。

明朝的军政大权落入一个弄权营私、不学无术的宦官手中。从上到下所有的将军，都要按监军宦官的命令行事。将军们的军事决策权下降到只能建议的地步，而最后决策的人却不懂军事。外行决策的一大特点就是憧憬结果，自视高明，从来都是高估自己的能力。因为他根本不懂得过程的复杂与运作的艰辛。他们或许能从相似的历史事件中，找到一两个现成的例子，然后按照眼前的条件，进行不知己也不知彼的模仿。土木之变中有两个外行决策人，就是明英宗朱祁镇和太监王振。

边报传来，关于如何抗击瓦剌部进犯的战略决策问题，朝堂之上马上就出现了分歧。将军们主张坚壁清野，慎固防御，而明英宗和王振却决定御驾亲征。

英宗之前，明朝一共有五个皇帝：

明太祖朱元璋一直在元末农民战争的战场上东拼西杀。

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稳坐城楼，最后却丧了命。

明成祖有五次亲征漠北的辉煌战功，直杀得鞑靼等唯恐避之不及。

仁宗享国之日太短，只有不到一年的光景。

明英宗的父亲宣德皇帝，面对汉王朱高煦的反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御驾亲征，很快就兵临城下擒获了对手。

对于宣德朝的这场战争，明英宗应该不会忘记。既然他的父亲能通过御驾亲征获得胜利，又有什么理由预言，自己御驾亲征就会大祸临头呢？(www.daowen.com)

再说王振。他又怀着怎样的心态，去唆使这次不同寻常的御驾亲征呢？王振原本出身低贱，是靠给明英宗当教师，又有明英宗撑腰，才狐假虎威地占据了朝廷的高位。他在臣僚中炫耀自己的威势变得益发骄横。

或许在王振的眼中，官场的规则和战场的规则有类似之处，只要能够借助皇帝亲征的威名，就能吓得瓦剌逃之夭夭。

御驾亲征的决定遭到百官的强烈反对。兵部尚书邝埜、侍郎于谦、吏部尚书王直等认为，对付也先，用现在的边军已经够了，何况兵凶战危，贵为天子怎么能亲临险地。只要皇帝能选派良将，增加精兵，加之以慷慨赏赐，申明军纪，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就可以挫败敌人进攻的锐气，等到瓦剌无路可攻，无地可掠，人困马乏的时候，明军再出击就必然取胜。

但是王振算的不是这笔账，他用明成祖和明宣宗御驾亲征获胜的故事劝明英宗，这是很能起作用的。

对明英宗来说，瓦剌部联结北方各族，四路并进，来势汹汹，而明朝边将已经连番失利，从前的经验是：明成祖和明宣宗一旦御驾亲征就大功告成。

明英宗已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祖辈父辈的功绩不但影响着他勇于向前，而且他们也是冲破了重重阻挠，才获得了胜利，现在明英宗要追慕先辈的光荣，拯救被涂炭的生灵，不是顺理成章的么？

明英宗和他的祖辈父辈相比，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结果。他们的结果是成功，而明英宗的结果是失败，最终还导致了被俘，后来在南宫过了八年类似于囚禁的生活。

明英宗对自己失败的原因，可以说是至死不悟。南宫复辟后，他仍然给王振平了反。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王振牵着英宗的鼻子走，而是英宗太想重演先辈的胜利了。

明英宗下令亲征后，第二天就率领号称五十万人马的大军启程了。太师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大批文武官员扈从，留下弟弟郕王朱祁钰管理朝政，由吏部尚书胡濙、兵部侍郎于谦、太监金英等辅佐据守。

出发前两天，每个士兵发给白银一两，以及衣物、炒麦若干，从武库中拿出各种兵器发到手上，之前根本没有进行过操练，士兵们都不会使用手中的武器，这些不利的因素都被明英宗和王振忽略了。出发的时候，他们才将监军的宦官与武将临时安排到下面带兵，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军令不习，就这样仓促从北京出发了。

第一夜在昌平龙虎台驻扎，军鼓一敲，众军讹相惊乱，就像一大群身强力壮的游民百姓，漫无章法。之后，大军出居庸，过怀来，到达宣府。连日风雨交加，军中夜惊日扰，根本不成体统。更重要的是出发没有几日，随行的粮食已经断绝，饿死在路上的士兵随处可见，就这样在士气低落的气氛中，行军到了山西阳和。

在出发的时候，已经有大臣对王振专权表现出了一种绝望，打算先揍一顿王振，然后要求回军。

《殊域周咨录》上说，吏部郎中李贤与三五个御史秘密商议：现在天子蒙尘，六军丧气，没有一个不咬牙切齿怨恨王振。如果找一个身强力壮的武士，上去揪着王振让他动弹不得，历数这几年犯下的误国罪行，然后请皇帝下命令，派大将率军队前往大同，而天子回师。李贤等几个少壮派想得到太师张辅的支持，然后再干，但机会还没有等到，惨败就先到了。也有书上说是大学士曹鼐与部分大臣密谋，企图先杀王振，再劝阻英宗，只是群臣都惧怕王振，因此没有成功。

实际上这种密谋的说法未必可信。在古书上有一种常见的写法，就是失败的一方总是寻找各种借口，力图证明事先有各种机会能扭转不利的局面，但或不被最高当局采纳，或错失了良机。这种事情最初往往是在口头流传，而不载于正史，由于流传时间长了，竟然也会被不明真相的史家写在书中。前面说的建文帝下落之谜也算一个例子。

那些随行的高官们应该看得很清楚，这次亲征的决策是英宗做出的，王振只不过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王振有时能肆无忌惮，也只能通过矫诏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们既不能忤了天子的意图，又斗不过王振，只能反复恳请皇帝和王振回兵，这样就更加刺激了王振作威作福的小人心态，也刺激了英宗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宏大抱负。

大臣们知道，单单杀一个王振，根本不可能使明英宗改弦更张。除非大家齐心协力对英宗实行兵谏。但这样冒犯天子，等于给自己加上十恶不赦的罪名。而《明史·李贤传》、《曹鼐传》均不载如何议论杀王振的事情。后来宁王朱宸濠造反，明武宗也曾亲征，他荒唐到自封为威武大将军的名号出征，周围的文臣武将似乎也只能苦苦哀求，谁敢剑拔弩张，以死相逼！

在当时的随从中，英国公张辅是年高德劭的重臣。年轻的时候，他雄勇刚毅，治军整肃，曾经率大军入安南作战，威名海内外，获得过卓越的战功。如果由他来统帅军队，或许在不利条件下，还有扭转战局的可能，至少能在大同一带与敌周旋，寻找最恰当的战机。但是英宗不许他干预军事，他也只好默默不敢言，一切由王振说了算。

在所有扈从随行中，张辅是王振唯一给面子的大臣，成国公朱勇向王振禀报时，都要膝行听命，而六部尚书这个层次，更是受王振的欺负。户部尚书王佐与兵部尚书邝埜，都因为得罪了王振，被罚在草丛中下跪到天黑。邝埜为人廉洁谨慎，在这次出征时坠马伤足，原本可以留在怀来城养病。面对不利的局面，他请求疾驱入关，派精兵殿后，却被王振怒斥为“腐儒安知兵事，再言者死！”然后让左右手下将其拖出了军中大帐。钦天监正彭德清以天相示警，认为不可前行，否则将会陷天子于草莽。王振怒斥道：“倘有此，亦天命也！”事已至此，没有血流成河，是不会幡然悔悟了。

战事的发展很快就急转直下，和英宗与王振预期的方向相反。入夜后黑云压城，风雨大作，恶劣的天气让王振烦恼不已，这哪里是打仗，简直是遭罪。

前线战报已经送达，西宁侯朱瑛和武进伯朱冕率领的先头部队遭到惨败，沿途尸横遍野，惨不忍睹。镇守大同的中官郭敬是王振的亲信，他在交战中伏入草丛，侥幸活命，现在早已吓破了胆。他给王振密报说，绝不可再前行！事已至此，王振才产生了回师的想法。

第二天，明英宗命广宁伯刘安任总兵，都督佥事郭登任参将，镇守大同，随即撤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