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在位时，从战略防御的角度出发，从朝贡外交的角度出发，十分重视对蒙元的关系，试图实现友好往来。这是因为，明朝将元朝驱逐回塞外草原，朱家王朝统治了中原，他出于皇权对正统的期盼和渴望，指望着失败的对手能以臣服的姿态回到中原，承认明朝的宗主国地位。
但是残破的北元朝廷，梦想再次夺回失去的江山，双方大小规模的冲突时断时续，直到洪武二十一年（1388）捕鱼儿海之战，蒙古对明朝的威胁才彻底消除。北元残余势力被明军击败后，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及其太子被叛臣杀害，蒙古各部落失去了一个有凝聚力和影响力的招牌，内部陷入了四分五裂。
蒙古各部由三大部组成：兀良哈、鞑靼、瓦剌。位置最东的属兀良哈部，占据着今辽河沿岸及以北的地域，相对而言，它和明朝的关系最友好。位置居中的属鞑靼部，占据着今鄂嫩河、克鲁伦河上游以西、贝加尔湖以南、色楞格河流域。位置最西的属瓦剌部，占据着今匝盆河、科布多河流域及北塔山以西以北的地区。
三部中一开始鞑靼的力量最强，接续着元主的称号，至昆帖木儿时，被部落酋长鬼力赤杀害。随后取消元主称号，改称鞑靼可汗，从此蒙古各部正式分裂。永乐四年（1406），知院阿鲁台又杀鬼力赤，立昆帖木儿之弟本雅失里为傀儡可汗，自己掌握实权，常南下攻掠，威胁明朝北方的安全。
瓦剌后来形成马哈木、太平和把秃孛罗三酋长的共治局面，在永乐七年（1409）分别被明朝册封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兀良哈的势力对明朝来说主要是朵颜、泰宁、福余三卫。明成祖即位后招抚朵颜三卫，受到封赏，从此成为明朝北部的外藩。
永乐时期，蒙古各部之间常常发生内斗，相互仇杀，同时又侵扰明朝的边境，成为明朝来自北方和西北方的严重威胁。明成祖对蒙古三大部落的策略，是以夷制夷，锄强扶弱，分化瓦解，相互牵制，不让他们的势力过度膨胀，以免威胁到明朝的安全。明朝迁都北京后，开始用武力解除塞外的混乱局面和军事威胁，从永乐八年（1410）到二十二年（1424），明成祖先后五次率大军北征蒙古，大败鞑靼、瓦剌、兀良哈各部，最后自己也病逝于北征途中。
蒙古骑兵
明成祖主动进攻蒙古各部，历史上对此评价比较复杂。《明史·成祖本纪》称赞他北征蒙古“六师屡出，漠北澄清”，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实际上明成祖五次远征蒙古，虽然在一定时间内预防了蒙古的入侵，保障了明朝北方边境的安全，但是后来鞑靼部采取避战策略，明朝始终没有取得军事上的全胜，这样就不能算完全解除来自蒙古的威胁。
而且，五次远征，严的时候轰轰烈烈，一旦松弛下来又死灰复燃，治标不治本。北征耗费了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劳民伤财，使后来的洪熙、宣德时期，无法继续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北方防务“开始削弱。由于对北方边防不加整固，所以面对蒙古入侵，明朝都无能为力。宣德七年（1432）和九年（1434），鞑靼部两次攻入偏关，杀死指挥江海、千户包让，大掠而去，可见此时的明朝边防，相对于永乐时期已经十分吃紧，只是蒙古各部还没有完成联合重新崛起，因此对明朝还没有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
永乐后期到正统之初，瓦剌部从内部争斗中崛起，开始走上军事扩张之路。这对蒙古各部来说，是一件大事，而且由于瓦剌部逐渐强大，对明朝来说，也预示着战争即将到来。
明成祖对瓦剌部赐封的顺宁、贤义、安乐三个王中，顺宁王马哈木的势力最为强大。永乐十五年（1417）马哈木去世，其子脱欢即位。他感到自己的辖地，在东侧受到鞑靼的威胁，在南侧受到明朝的遏制，于是转向西南方面发展，同蒙古东察合台汗国交战。这样一来可以躲避明朝北征的打击，二来能通过战争掠夺财富，扩大势力范围。由于接连获胜，脱欢将地盘扩展到巴尔喀什湖以南的草原地区。他们只有在西面取胜后，才有巩固的后方向东进军。
这个时候，明成祖已经去世，明朝已经没有办法阻挡瓦剌在草原的扩张。脱欢凭借军事实力和经验，努力成就自己的伟业。宣德九年（1434），脱欢攻杀了鞑靼部的阿鲁台，不久又杀了贤义王和安乐王，基本上统一了鞑靼和瓦剌两大部落。《明史纪事本末》说，“自脱欢杀阿鲁台，并吞诸部，势浸强盛”，这对需要边境安宁的明朝来说，绝对不能算是好事。
脱欢曾打算自立为可汗，但各部反对的声音比较强烈，他只好立元主后裔脱脱不花为鞑靼可汗，自任丞相。正统四年（1439），脱欢去世，其子也先即位，称太师淮王。也先不但继承了父亲的权势与地位，也继承了其父开疆拓土的雄才和欲望。在西北部，他攻破明朝哈密卫，迫使沙州蒙古、赤斤蒙古与之联姻，阻截西域各国同明朝的朝贡关系。在东北方，他进攻兀良哈朵颜三卫，进窥蓟、辽、宣、大各边关口隘。到处都是狼烟和烽火，瓦剌终于形成了对明朝的军事包围。
在瓦剌部迅速崛起的同时，永乐之后，明朝在北部边疆的防御能力却在逐渐下降，各项军事制度到了正统年间形同虚设。例如边疆的卫所制度。卫所是明军的基本编制，构成了主力作战部队的基础，所以朱元璋称帝伊始，就颁布了卫所编制法。它规定，在要害关键之地，每一郡设所，连郡者设卫；每卫编5600人，下设前、后、中、左、右五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在编1120人。按照此编制，全国明军在边疆连毗成片，共同保卫国家的安全。(www.daowen.com)
卫所编制法还规定了士兵的主要来源，以及军队的基本成分等内容。但是士兵戍边垦边的任务十分辛苦，他们地位低下，社会中普遍看不起军籍，因此兵卒逃亡兵额减少的情况比较普遍。越是在艰苦地区边疆地区，逃亡越是不断发生，到了正统年间，兵额空缺的现象已经十分明显。
卫所制度的废弛，大量军士的逃亡，说到底还是由于待遇低造成的。按照规定，士兵每月粮俸是一石粮食，这点粮食养活家小已经捉襟见肘，还时常遭到贪官的克扣盘剥，在生活无着时，军户只好逃亡。
明初设立卫所，它的物质基础是军屯，通过军屯的收成来解决卫所的物资补给问题。也是由于军屯连带遭到破坏，使卫所军卒的粮饷供应不足，这是造成卫所军士逃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卫所制度的衰落，军屯被破坏，主要原因是由于当地的官吏豪绅及镇守总兵官等，对屯田不断侵占。由于良田被私用，所以能收获的粮食少得可怜，但管粮官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只管征收屯田的余粮，否则就克扣月俸。士兵一旦不堪忍受剥削虐待，最后只剩下逃亡一条路。
在军事指挥权方面，从明成祖开始就鼓励太监监军，这对军事指挥的良性运转起到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到了正统年间，不仅朝廷内部有太监王振擅权，各地都开始有太监镇守。例如辽东有镇守太监亦失哈，陕西有镇守太监王贵等。军事指挥有太监，管理后勤有太监，这些人对军事一窍不通，但权力极大，一切号令皆受制于监军。
正统四年（1439），太监吴诚、曹吉祥被派往监督诸军讨伐麓川，正统九年（1444），太监曹吉祥、刘永诚等又同成国公朱勇北征兀良哈。在这些人的监控之下，纵然一些将领有才干和胆识，但是没有最后的指挥权，很难施展本领，军队作战常被这些不懂装懂的人给耽误了。
明英宗初期，瓦剌的势力越来越大，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也骤然增加。尤其是正统十二年（1447），随着瓦剌降服朵颜三卫，这些趋势就更加明显。
一些边防守将已经看出不祥的苗头，纷纷上书，提醒朝廷注意。巡抚宣大的佥都御史罗亨信上奏：瓦剌也先专侯挑衅，图谋不轨，打算入侵中原。我军应该在边关要害进行防御，修葺城垣，增加士兵，否则将会酿成大患。
兵部尚书邝埜也看出，自从也先降服兀良哈后，在漠北没有了竞争对手，现在很有可能倾巢而出，来到国境线上窥测。不过邝埜畏于王振的淫威，虽身为兵部尚书，却好几年没有对边境防御采取措施。
“土木之变”的爆发也有一定的偶然性，起于前文反复强调的朝贡外交。从正统五年（1440）到正统十三年（1448），也先差不多都来北京参加朝贡活动。正是因为这几年来，北方边境交往频繁，也就增添了明朝上层的麻痹思想。
这类朝贡活动，获利最大的还是也先贡使团。明王朝只不过是花了一些钱，给自己的虚荣心涂脂抹粉。也先进贡的是蒙古土产马、骆驼、各种毛皮等，换回来的各种赏赐品，价值超过数倍。
正统十二年（1447），也先派出了庞大代表团，遣使皮儿马黑麻率两千多人，向明廷贡马四千多匹，貂鼠青鼠皮一万两千多张。类似这样的贡使，也和其他各国贡使一样，获得白吃白住白拿和到北京免费旅游的权利，因此贡使的人数一直在上升。
正统十三年（1448），也先又派出2524人的贡使代表团，但为了多讨封赏，虚报为3598人。这次明廷较为认真，在会同馆进行了人数核查，并按照实际人数进行封赏。王振对瓦剌的欺诈十分恼火，不但虚报的一律不给赏赐，而且减去马价，仅仅是也先所希望得到的五分之一。贡使回到瓦剌后，向也先汇报了朝贡受挫的情况。也先正打算寻衅滋事，闻言后暴跳如雷，下令拘留明廷使者，然后传檄其他臣服的蒙古各部，威逼利诱，准备大举进犯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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