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朝之后政局的变化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集合了鞑靼、兀良哈等部，分兵四路向明朝进攻。兵锋指向长城内外的城堡和市镇，大军所过之后，有的城堡失陷，惨遭洗劫；有的城门紧锁，高度戒备。军情急报像雪片一样飞入宫廷。

很快，明英宗做出决定，亲率五十万大军出征瓦剌，但治军权不是交给将军，而是交给了太监王振。这支庞大的军队几经折腾，在居庸关外的土木堡，被瓦剌的两万轻骑击溃，明军四散奔逃，死伤过半，军械骡马尽失，连英宗皇帝也成了俘虏。紧接着，也先只派出少量部队，长驱直入北京城下，形势十万火急！留守京师的兵部侍郎于谦率军民合力御守，击退了瓦剌，取得了保卫京师战的胜利。

历史上将这一危机通称“土木之变”，它是明朝自开国以来，在对外战争中所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从军事角度看，土木之变留下的许多问题，很值得后人思索。

明朝自建国以来，一直重视对北方草原部落的军事备战，为何在这次突然打击中一溃千里？

明朝自建国以来就重视对宦官的监管，为何一个出身低微的太监王振，能突破重重障碍，专权干政，并且取得了统率五十万大军的权力？

五十万大军怎么就经不起两万瓦剌军的突然一击，瞬间土崩瓦解？

明英宗

土木之变的惨败成就了于谦的英名，那么他在指挥京师防御战中，有哪些可圈可点的战绩，是否也留下了遗憾？

很多人认为，酿成土木之变和宦官王振有直接关系，因此讲土木之变，就得从宦官干政说起。但实际上，明朝军事上的失败，是它在政治上一系列变化的结果，和土木之变有密切联系的军政原因其实很多，比如有放弃大宁、迁都北京、重用宦官、设立东厂等。

这些都发生在永乐年间，后来变化越来越明显，程度越来越严重，也就决定了明朝政治格局的走向，才有悲剧的发生。

北部边疆问题

先说取消大宁都司。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在迫降元朝大将纳哈出后不久，在大宁卫建立军事指挥机构——大宁都司。大宁位于喜峰口外，古会州地，东连辽左，西接宣府，为屏障北平的军事重镇。

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更名北平行都司，统领大宁左右中前后十个卫；二十四年（1391），他让第七子宁王朱权到大宁就藩，这样北平行都司统领的所有军队便归宁王指挥。而在此之前的洪武十三年（1380），燕王朱棣已经进驻北平，征调各卫兵士镇守。

随着大宁都司、北平行都司的建立，以及积极建设长城沿线隘口，这样从根本上保障了北平和华北的安全，并且在东北与辽阳、沈阳、铁岭等卫，在西北与大同、宣化等相互应援，使北方的防区结成了漫长的坚固防线。《明史·兵志》上说：“自辽以西，数千里声势联络。”北方的战略防御气势宏伟，声势壮观。

但在“靖难之役”开始不久，燕王朱棣用偷袭兼欺诈的方法，将宁王朱权挟持起来。原本宁王有带甲兵士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皆骁勇善战，这些力量都被燕王吞并，投入与建文帝争夺政权的战场上。这样军事重镇大宁就发生了很大变化，自宁王朱权和各卫所兵力南下后，大宁都司便成了空虚之地。

永乐元年（1403）三月，明成祖下令将北平行都司复更名为大宁都司，徙至保定府，又将所管辖的部队分别调至顺义、蓟州、平谷、三河等地，这些都在北京的周围，大宁更成为不设防的空城，给兀良哈骑兵南下以可乘之机。

由于大宁控制着蒙古高原和松辽平原的通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当初设置大宁都司，就是要在战略布局上使大同、宣府与辽东连成一体，能够相互策应，构成燕蓟对外防御的最佳屏障。

而一旦大宁都司内迁，向北的防御就凹陷进来，使得南面的燕蓟地区失去了这道屏障，自己变成了边防前哨。更重要的是，由于没有大宁这个堡垒，西边的蒙古可以毫无顾忌地向辽东发展。他们在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自由来往，直接威胁到京师的安全。

到宣德时期，军事重镇大宁所属地区，终于落入蒙古兀良哈之手。

北京以北还有一个地方，即开平卫，在战略上也非常重要。在元朝的时候开平卫是元朝的上都，与北京这个大都并称两都。开平卫北控大漠，南屏燕蓟，山川雄固，回环千里。由于大宁都司南撤，使得西侧的开平卫过于突出孤立，很难固守。永乐二十年（1422），阿鲁台攻陷兴和城，之后兴和的所有人马都并入宣化，更使开平卫左右无援，独木难支。

宣德五年（1430），明朝终于放弃了开平，这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塞北三百多里的防御区域，燕蓟又失去一道屏障，宣化成了防御的最前沿。

从永乐时期开始，大宁弃而不守，兴和丢而不夺，等到宣德时期，开平内移，防线后撤，使燕蓟以北的防线由较为平直，变成迂回弯曲。对北京来说，更重要的是纵深保护缩小，国门浅露，对手可以直接窥伺内地。明朝只好将防御地带划到延庆、怀来、保安一带，因此这个时候，京师的危险程度较明初已经增加了很多。

迁都北京问题(www.daowen.com)

明成祖称帝后干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将都城迁往北京。迁都之事在永乐元年（1403）就定了下来，北平改称北京，改府为顺天府，与南京的应天府平起平坐。

北京的新宫殿于永乐五年（1407）营造，到永乐十八年（1420）才完工。等到中央衙门迁到了北京，就改称京师，原来的京师则改名南京。

但南京保留下来不少骈枝机构和冗官，除个别的机构和官僚外，绝大多数都没有实权。明成祖之所以要保留南京和完备的中央政府机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一旦北京发生重大事件，无法担当中央政府职能的时候，南京这些机构可以作为应变的依据。

明成祖迁都北京，从内部因素看，是他的大本营在北京，而靖难之役后，南方的势力对他很冷淡，反对的力量很大，回到北方他才有安全感。从外部因素看，首都到了北京，最大的作用在于，面对蒙古草原的威胁，明成祖是“不肯示弱”。

迁都北京的军事作用也是很有必要的。明成祖即位后，和他的侄子建文帝一样，都要削夺诸王的兵权。由于边塞诸王的兵权已经被夺，例如宁王朱权、谷王朱橞、辽王朱植等都被徙封他处，这样就改变了朱元璋规划的诸王守边的军事格局。如果重新部署的话，必然要委派新的将帅统领重兵，镇守远方。朱棣当时就这样造了建文帝的反，谁知道将来会有怎样的场面故技重演。所以，对那种能独当一面、众望所归的军事统帅，朱棣放心不下。

朱棣毕竟是军旅出身，他又很清楚，如果自己在南京大权独揽，遥控指挥塞北前方，这种作战上的盲目和迟缓，对前线胜败来说，将会导致多大的风险，丧失多少有利的时机。如果用碌碌无为的庸才来替换，或者裁撤军人，分散权力，减弱将帅的势力，又等于虚掩门户，自撤藩篱，给蒙古部落南下掠夺，创造可乘之机。何况明朝已经放弃了大宁都司，无论如何不能再削弱长城各大隘口的防御。

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明成祖迁都北京，从他个人来说，也是要紧紧抓住军事指挥权，用天子守边代替洪武初期的武将守边，也代替洪武后期的诸王守边。从国家安全格局来说，就是将北京建成王朝的军政中心，屹立在长城脚下，阻挡住蒙古草原南下的骑兵。

由于北京处在军事防御的前沿，它向东向南都是千里大平原，所以都城必须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北京城墙的内外壁，都是用山东临清等地烧制的城砖砌成，砖缝之间用石灰浆与糯米汁混合浇灌，非常坚固。城的底座是用大型条石铺设，逐层夯实，城墙内壁较缓，外壁陡峭，因此易守难攻。

北京城不但自身要有高水平的防御能力，还在郊外数十甚至数百里处，用增加周边的卫所来拱卫北京。此外，还采取了修缮沿边关隘城堡、增配铳炮等措施，抵御蒙古部落的南下袭扰。在各关隘之间，又部署了数量可观的机动部队，进行往返巡视，以配合守关部队加强防御，以备不测。同时，明成祖还命令都督佥事章安等将领，率部在兴和等地设立烟墩，以加强各关隘之间的联络和声援。

蒙古游牧部落是对北京最大的威胁。面对他们屡次兴兵扰边，朱棣一改朱元璋“来则御之，去则不追”的消极防御策略，而是采取政治上分化瓦解，军事上各个击破的积极方针。他主张选择适当时机，主动出击，先发制人，荡除对手，永靖沙漠。因此在确定迁都北京后，京师还在营建期间，他就开始了五次大规模的北征。

但是北征蒙古，也只有雄才大略的明成祖才能做到。而且将首都定在北京，为征讨蒙古提供了地利与人和。明成祖去世后，接下来的两个皇帝都是守成之君，明朝对蒙古保持的进攻态势缓解下来。而此时蒙古正在完成各部的兼并，力量也开始汇集起来，逐渐对明朝构成新的威胁。北京的位置过于突出，有利有弊，在战略进攻时，它是后方稳固的大本营，当转入防御时，又会成为沉重的包袱。

宦官专权问题

土木之变的爆发也有一些偶然因素，如和太监王振干政有直接关系。有明一代，宦官胡作非为，祸乱朝纲，四个人最有名，其中第一个就是王振。宦官势力的膨胀是从明成祖夺得皇权开始。在此之前的明太祖、建文帝都能严格控制宦官，使之不得干预政务。

实事求是地说，在用人方面，明成祖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夺取皇位时，他杀了方孝孺、齐泰、黄子澄、铁铉等反对派，株连极多；先前是建文帝的人，但已经投降过来的李景隆、盛庸、耿炳文等，也都死于非命；即便是忠于他的诤臣，如解缙、杨士奇、夏原吉等，也可以随意抓起来或者杀害。

靖难之役时，明成祖多次受益于宦官的帮助，即位后便大力重用这些身心都有缺陷的人。不过，永乐皇帝在用宦官问题上还算幸运，他本人英武刚毅，雄才大略，强将手下无弱兵，郑和、侯显等一批宦官，人品和政绩都表现不错，所以始终没有酿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宦官能否专权，和皇帝暗弱、年幼无知等情况关系密切，这种局面迟早会形成，只不过这个不幸，被明英宗朱祁镇赶上了。

明英宗朱祁镇继位的时候年仅九岁，国家大事都被太皇太后张氏和张辅、胡濙、“三杨”（杨荣、杨溥、杨士奇）主持。英宗继承的是所谓“仁宣之治”的繁荣与和平。《明史》这样评价当时的社会：“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

皇帝年幼无知，掌管国家大事之权由太皇太后分配。她知书达理，信任几位辅政大臣，一切遵循旧章办事，虽然边疆和羁縻州有些小摩擦，但国力不损。等到正统七年（1442）太皇太后去世，王振逐渐神气起来，而这个时候，几位肱股之臣或死或病，已经从政治舞台上谢幕，朝中无人能抵挡得了王振的锋芒。

王振，山西蔚州人，曾经是个普通儒生，后来自行阉割入宫。因为他识文断字，被宣德皇帝选中给太子当老师。英宗的童年是在严格管束下成长起来的，无论是秉政的太皇太后张氏，还是身边的老师王振，对这位年幼无知的儿童，束缚得过紧。他一直胆小懦弱，没有主见，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即便是当了皇帝十多年之后，还一直敬呼王振为“先生”，连名字都不敢叫。可想而知，王振在其他大臣面前是如何威风了。

王振是宫中的司礼太监，有替皇帝代笔起草诏书的权力。主子胆量过小，奴才的胆量就会膨胀，他不但敢替皇帝做主，还敢篡改皇帝的龙裁圣意。现在皇帝都对他言听计从，朝中的其他大员，在王振的淫威之下，几乎没有不拜服的，否则早晚都要吃亏。

王振最典型的事迹就是打击对立面，提拔亲信小人。这些人升了官，自然不改奴才的本性，对王振溜须拍马，献媚逢迎。像工部郎中王佑被提拔成右侍郎，一日王振问他为什么不长胡子，王佑回答说：“老爷所无，儿安敢有。”那些不听话的正直大臣，被王振用东厂、锦衣卫陷害的何止是少数。

东厂是王振胡作非为所依靠的机构，这也是永乐时期的产物。它原本是一个内廷机构，属于地地道道为皇帝个人服务的特务机关，归宦官直接掌管。由于他们日夜在皇帝身边，所以向皇帝打小报告最直接最方便。锦衣卫和东厂合称“厂卫”，使天下臣民都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东厂的特务们不但可以私下里给皇帝打探情报，而且设有监狱，可以不经公开的司法审判就刑讯逼供。从亲王、公主、驸马，到普通官吏和百姓，都处于东厂的严密监视之下，而且盯梢特务的背后，或许还有另外一双眼睛也在监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在这个给社会平添灾难的机构里，居于最高地位的当然是皇帝本人，但是在英宗时代，却被王振这样的太监掌握着。春风得意的他大权独揽，根本不顾及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