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航：政策向现实社会的让步

毫无疑问，郑和下西洋的发起和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有关，但它的终止，又是明朝大臣们强烈反对的结果。

停航和反对的过程，在历史上可分成三个阶段：永乐时期的暂时停航；仁宣时期的永久停航；宣德之后的反对复航企图。在以上三个阶段，都有许多大臣据理力争，借口各异，但目标所指都很明确。

第一阶段，永乐时期的暂时停航。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完成了从南京向北京迁都的浩繁工程，但皇宫三大殿建成不久便发生火灾，明成祖非常迷信，以为是上天惩罚，于是降诏求是。

翰林院侍读李时勉等文臣趁机对时政提出批评，其中就涉及郑和下西洋。李时勉性格耿直，以天下为己任。当明成祖降诏求是的时候，他上奏时务十五事，涉及朝政中的弊政，多数都是那些劳民伤财的活动，比如迁都北京，比如郑和下西洋。

明成祖下诏求是，原本打算是寻求对策，探讨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并不想让大臣对自己的一些决策提出批评。因忤意初衷，明成祖处罚了一些直言的大臣，将李时勉打入大狱。虽然如此，但他改变不了国家用度浩繁、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最后仍然接受了建议，暂停郑和下西洋。

第二阶段，仁宣时期的永久停航。明成祖去世后，即位的明仁宗对父亲的很多措施并不满意，他具有儒家官吏所推崇的那种执政风范。在夏原吉等人的建议下，明仁宗一上台，即推行“赈饥、省赋役、罢西洋取宝船及云南、交趾采办诸道金银课”等抚民和节俭措施，郑和下西洋从暂停变成无限期推迟。明仁宗作出这一决定，离明成祖去世仅仅三天。

“仁宣之治”是明朝的黄金时代。由于明仁宗无限期停航下西洋，使得喧嚣热闹的大明宫殿，顿时安静下来，反而使热衷于排场的皇帝一时无法适应。在宣宗时期，除了琉球、爪哇等两三个国家从海上而来，那些高鼻深目、满脸胡须的外国人都不见了踪影。于是在宣德八年（1433），郑和完成了最后一次下西洋，带来了暹罗、占城、琉球、安南、天方、古里、锡兰山等西洋国家使者。

第三阶段，宣德之后反对复航企图。宣德之后，也有皇帝希望恢复朝贡，以显威仪，少数几个奸佞想替皇帝搞一两个形象工程，就又想起来了郑和下西洋。但大臣们都表示了强烈反对，到此时，郑和下西洋俨然成为皇帝满足私欲的弊政，体现了皇帝与大臣的截然对立。

天顺元年（1457），明英宗通过“夺门之变”再度称帝。之后不久，他想派遣都指挥马云效仿郑和出使西洋，遭到大臣张昭的强烈反对。张昭反对的理由是：皇帝将国策本末倒置，该干的不干，不该干的却不忘。他希望英宗上台后，效仿汉光武帝和唐太宗，先解决国内的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问题。也不看看现在的国家已经到了怎样的状况！

到了明宪宗成化年间，有太监为了迎合明宪宗的喜好，再次以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唆使远航。耿直忠勇的大臣不惜匿毁郑和下西洋的国家档案，以阻止远航带来的所谓“灾难”。

从明朝大臣们的态度来看，他们反对郑和下西洋，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明成祖所极力推行的外交，是耗费无度的扰民活动，国家的财力支持不起，长此以往将造成国力的空虚。营造这样一支庞大的船队需要花钱，二十多年来维护这支船队需要花钱，对国外君主的赏赐以及采办更是支出浩繁，都达到了惊人的数目。“国初，府库充溢，三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万余归。”郑和下西洋共花掉六百余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两到三年的政府总收入。

政府行为不应该只考虑政治动机，而不顾及经济负担和回报。当时除了郑和下西洋外，还有李达通西域、海童抵迤北、侯显使西番，没有一个不需要花大钱，而得到的回报又是什么呢？“所出常数千万，而所取曾不能一二。”郑和下西洋所需要的巨额支出，恰恰违反了这一基本经济规律。

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主要不是出自经济目的，因此造成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就成为牵动国家的大事。朝贡体制推行的对外交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违反经济规律的，其他皇帝都是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执行，而明成祖却把这一传统推向了极端，因此物极必反。

明成祖不厌其烦地从事耗费巨大的工程，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也少见，大臣们反对下西洋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奢靡，耗资无度，致使民不聊生，而且给国家的形象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不但达不到“宣德化以柔远人”的目的，还使国家财政背上了难以承受的负担。

第二，儒臣反对郑和下西洋，实际上是对抗宦官参政。明成祖称帝后，因为宦官效忠自己，同时也对朱元璋既当东家又当管家的执政模式不堪承受，于是在内政、外交、兵权等各个领域重用宦官。太监郑和率两万八千人下西洋，这是宦官负责外交和统兵的开始。除此之外，宦官还逐渐掌握了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等大权，这一切都是从永乐年间开始的。郑和正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宦官干政势必剥夺了外府官僚的权力，朝臣的作用和影响开始降低。在这种情况下，朝臣抵制郑和下西洋，就成为对宦官干政的一种抵抗。由于郑和下西洋所不可避免的巨额花费和对使团的巨额赏赐，以及这些使团是由宦官担任等原因，对朝廷的官僚系统产生了反作用力，导致官员们纷纷抗议和反对。这一宏大的航海事业就这样停止了，海洋船队的建造也不能继续。

中国不应该拒绝海上事业，关键问题是需要一个怎样的海上事业，谁来主导它的发展。郑和下西洋的终结，标志着明朝锁国倾向的再度出现。明成祖推出了郑和下西洋，非但没有使中国的海上事业得到发展，反而使它走向了停滞直至停航，再度锁国。很多人总结过这方面的经验，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作为国家经营的事业，郑和下西洋花费过多，官方经营成本太高，中国换取的西洋物品太廉价，从经济规律上来说无法持久。当时，民间也在经营海上贸易，但风险很大，在政治和经济上不断遭到官府的打压，把他们当作海寇、海贼，这样民间资本从事海上贸易，最后势必要萎缩和凋谢，把海上贸易的主动权让给外国商人。这是由中国制定的朝贡制度所决定的。

人们现在经常拿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进行比较，这样能看出中国的差距和不足。一个代表着旧时代隆重的盛宴，一个奏响了新时代前进的序曲。

那些有大国情结的人，往往注意到郑和下西洋庞大的船体、海员人数超过了哥伦布多少倍，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人、不是物，而是制度。

在决定两支船队命运的所有条件当中，最关键的其实是财产占有和分配的方式。具体来说，就是船队和皇室之间的关系：西班牙国王和王后对私人下海，采取的是鼓励机制，并且以资金入股的形式参与到海上探险，双方得利后按股分红，亏损也共同承担。因此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开始是为了盈利的商业之旅，其次才是获取殖民地的政治之旅。而郑和的船队则只能属于明朝皇帝，所有费用均由皇朝承担。郑和也只是在忠实地执行明成祖的外交意愿，完成了史无前例的海上远征。(www.daowen.com)

因此，郑和下西洋不会像哥伦布那样斤斤计较经济利益的得失，一开始就是不求经济回报的政治之旅，而政治的尽头才是军事，威慑战略就隐藏在政治和军事需要之中。

第二，从政治上来说，中国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而周边都是蛮夷之邦，因此确立了双方交往的朝贡制度。大明王朝已经在西洋诸国中确立了无可动摇的强国地位，永乐时期，安南在军事上被击败被征服，那些试图去中国化的倾向有了一定的遏制。但后来安南不断地反抗，明宣宗只好从明成祖的激进政策中转身，回到了洪武时期所遵循的规则。

那种所谓夹击中国的言论，或者郑和下西洋是寻求战略盟友的观点，在永乐后期早已不复存在。在北方，帖木儿在永乐四年（1406）去世，在明成祖亲征漠北的打击下，蒙元政权土崩瓦解。在中亚地区，已经没有强大的国家能够威胁中国，位于现在中亚地区的阿鲁台也遣使入贡。

在东方，永乐时期的中日关系有了很大改善，大名鼎鼎的足利义满将军上表及贡物，主动参加到对华朝贡。倭寇问题虽仍有些麻烦，总的趋势却是走向缓和。

在郑和下西洋问题上，中外学者的观点差异明显。一般而言，中国学者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友好和平之旅，而国外的学者还是很看重内在的军事扩张因素。个别国家的学者，甚至认为郑和是在搞侵略。

孰是孰非？首先，不应该否认郑和下西洋目的的多样性，也不应回避在具体活动中发生过军事冲突。这需要从一个宽广的角度进行评价和认识，既看到它的动机和目的，也看到它的过程和结果。我们从明朝对外交往的政策方面看，从朝贡外交体制的封闭性特点中寻找，或许能得出一些合适的解释。

毋庸置疑，郑和下西洋是明朝外交政策指导下的海上远征，它的发生发展都受到了朝贡关系的制约。朝贡关系，实际上是以华夏文化为核心，认为中国的优越文化，一定凌驾于其他“番夷”文化之上。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了中国对外交往的模式。用朱元璋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

中国的朝贡制度，具有典型的反商业传统特点。在明代，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通常来自社会底层，受到海禁政策的压迫，受到海盗们的抢劫，即便如此，还要下海求富。从政府角度来说，明代执行朝贡贸易和海禁政策，遭受沉重打击的首先就是私商下海，太祖、成祖、宣宗等一以贯之。

郑和航海图

郑和下西洋执行的是海禁和朝贡的双重职能，它是当时的政府行为，具有典型的官营性质。在这种体制下，效率之低下和公平之失允，都是显而易见的。不但普通百姓不堪忍受海禁政策的钳制，即便是在政府机构中，许多官员也不满国家财富被大量馈赠，或者说是在挥霍。

这种打破基本经济运行机制与人为独揽的行为，终将是没有出路的。郑和下西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朝初年官营贸易与海上私商贸易之间的斗争。虽然这不是推动郑和下西洋的首要原因，但无疑包含了这层因素，而且这种斗争一直持续到西方殖民者来到中国。

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朝贡活动，无疑也是一种贸易行为，但中国皇帝相信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经济上能自给自足，无需与国外进行经贸往来。因此，与其说是交易，不如说是施舍。相反倒是有很多事例说明，周边小国前来朝贡是贪利而来，中国最高统治者由此产生一种幻觉，认为蛮夷必须依赖中国，否则无法生存，因此影响到国家的独立。这种认识在虚幻中夸大了中国的作用和影响，忽视了周边小国的离心倾向。

朝贡贸易一直是折本赔钱的，可以无求海外物资的进口，但是一旦堵住海上私商的发财渠道，那么必然要驱使他们铤而走险。于是中国进行朝贡贸易的基础便不断被削弱。政府执行海禁政策的时候，也正是海外诸番与中国沿海商民要求开放贸易的时候。官民矛盾愈演愈烈，导致官方采取各种措施强化海禁。而海禁措施越严，就将越促使沿海商民铤而走险，与海外“诸番”里外勾结，形成一种权与利相斗的恶性循环。而要解决这个矛盾，靠郑和下西洋式的威慑，就只能治标不治本。

郑和下西洋的确很辉煌，不过从中国古代所遵循的外交政策来说，它违背了最本质上的要求。否则，那些信奉儒教的官员，就不会认为这项航海事业徒劳奢侈，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在大臣们眼里，这只是一个太监代表一个皇帝的事业，于国家无益，反感至极。明成祖在世的时候，他们慑于明成祖的威严而不敢反对。明成祖去世后，宽容的仁宗即位，这些人就纷纷站了出来，抵制郑和下西洋很快就获得了成功。

这就是明朝人的普遍观点和做法，相反，明成祖与郑和在当时却算是例外。

当然，明朝皇帝与大臣们的外交观，在大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他们都相信必须搞朝贡体系。这是建立在高贵和卑贱之间的政治联系，中国理所当然的是出身于高贵，因此才将乐善好施影响到朝贡国。朝贡活动只能由中国主持，这是四海一家的欢乐盛宴。郑和下西洋无非是将这一盛宴的主会场，从天子脚下延伸到西洋诸国，增加了不少各具民族风情的分会场。大臣们反感的是，这场四海一家的欢宴太奢华了，太铺张了，太频繁了，花了那么多钱，实在没有必要。而且，明成祖有强行请客的嫌疑，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愿意出席这场宴会。

宣德八年（1433），郑和进行了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式的海上远征。明宣宗推动郑和下西洋，虽然也是遵循朝贡外交，但已经没有了威慑诸番的心态，没有了炫耀武力、示中国富强的必要。因为这个时候，中国已经从安南撤出，影响力大为减弱，他只是感到祖父明成祖在位时，君临万邦，声势浩大，等到自己在位却宫廷寂寥，是这点酸溜溜的心态推动了郑和最后一次航海。

最后，随着郑和病逝于途中，对外远征也宣告终结。朝贡体制和海禁政策分别具有对外和对内的双重功能：对外，有轻视蛮夷的民族心态和锁国情绪；对内，它体现了对下层民众的压制和禁锢。

正是因为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时期绝无仅有的，那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更像是心术不正的另类。篡位皇帝的动机，很难说没有体现在这次航海之中。即便不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但那种急于证明永乐时期是明朝盛世的心态，注定要推动郑和的船队游遍西洋诸国。

后来，郑和下西洋的负作用，又促使朝廷外交政策迅速内敛。仁宗、宣宗朝的大臣们，好像认为与番夷交往会使华夏文明遭到玷污，将中外之间的交往严格限制起来，也衬托出孤零零的郑和下西洋，与汉唐的开放气度形成鲜明对照。明成祖之后的继承人少有前两代皇帝的独裁和铁腕，整个对外交往是从一种疲惫不堪的崛起中，将自己解脱出来。

明成祖之后，明朝致力于维持对外关系中冷淡的和平，与之前的慷慨好客相比，让外人感到敬畏。但随着海军力量的衰落，曾经消失的海盗重新出来活动，开始骚扰中国的沿海城镇。明朝对蒙古草原的控制力也日趋衰落，迫使朝廷对北方游牧部落开始实施武器和金属禁运，并希望通过茶马市场，来控制蒙古各部落，防范他们重新崛起。但事实证明，这种消极的办法，根本不能达到目的，蒙古高原分散的力量重新开始团结，不断袭扰明朝北方的边境，最终导致土木之变。明朝的发展进入向下的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