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南疆的另一种治理

朝贡制度，并不仅仅是确立中国与番邦之间的线性关系，它实际上是笼罩在东亚国家关系间的网。以中国为中心，国与国的关系互相交叉，中国是个纲，其他国家都是目，纲举目张。

从明代中国与朝贡国的关系来说，首先存在着一条纵向的主线，这条主线保障了各国对中华帝国的臣服。在这个前提下，还要有横向的辅线，即由中华帝国主持邻国之间的关系，充当调解者和最终裁判者的角色。

在洪武年间，由于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对邻里诸国之间的矛盾，一般是下诏书进行劝说，并没有强行介入解决。例如，蕞尔小国琉球有三个王，三个王互不相属，互相争雄，时有争斗，但都与中国发生朝贡关系。在这个时候，朱元璋与三方均保持友好往来，没有厚此薄彼。对于他们之间的争斗，朱元璋就是通过下诏谕的方式进行调解，只是对进攻一方，措辞稍微有点严厉。琉球国对明朝始终保持着友好往来，甚至派遣女官来华，要求在京读书，朱元璋照样接纳，成为国子监绝无仅有的女学生。

永乐年间，开始注重协调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不但动用武力，干涉他国的王位继承等问题，而且让郑和在海外航行时，主动排解西洋诸国之间的纠纷。例如在苏门答剌事件中，按照朱元璋的惯常做法，是不会采用武力干涉的。无论谁当了国王，只要愿意对华保持朝贡，中国都承认他的合法统治。但明成祖就不同了，他自己是用武力夺取了皇位，名不正言不顺，最怕别人提这个，因此，谁用武力夺取王位，他就反对谁，似乎是想证明自己的清白。

郑和在三次动用武力方面，有两起——陈祖义事件和擒拿锡兰山国王——都在证明，对方干扰邻国，祸害一方，使各国对华朝贡苦不堪言，所以才将他们擒获，为民除害。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在调解国与国之间矛盾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处理满剌加问题。

满剌加在永乐初年的时候，还没有国王和明确的国土，这时臣服于暹罗国的管辖。但这个位置实在太重要了，控制着马六甲海峡的咽喉，是郑和船队前往西洋诸国的必经之地。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册封拜里迷苏剌为满剌加国王，开始大力支持该国，消除暹罗对满剌加以及苏门答剌的威胁。

当时暹罗在周边诸国中也算一霸，但要想和中国唱对台戏，实力还远远不够。有一次占城国向明朝派遣朝贡使团，返回途中遭遇海上风暴，船只被吹到了暹罗以西的湓亨国。湓亨国也是小国，经常受暹罗的欺负。暹罗打听到占城使团在此，于是强索而去，将明朝赏赐给占城的东西据为己有。

暹罗和满剌加的关系也不睦，满剌加曾派遣使臣向明朝告状，说明成祖赏赐的诰印都被暹罗抢去，举国惊骇，惶惶不可终日。明成祖听说后，在永乐五年（1407）发出一道圣旨，对暹罗王侵略占城、满剌加之事提出严厉警告：以后胆敢再侵扰满剌加、苏门答剌，安南黎贼就是下场！

永乐六年（1408），郑和第二次出使西洋，途中抵达暹罗。暹罗国王之前已经接到了明成祖的圣旨。面对郑和船上军容严整的两万军士，暹罗国王只好承认了与满剌加的新关系，向明朝和满剌加道歉，加入明朝的朝贡体系。

对暹罗国王的当面谢罪，明成祖并没有放松警惕。要处理好满剌加与暹罗国的关系，必须要采取新的措施，用明朝的资源，来保障满剌加的安全。

明成祖如此上心于小国满剌加，不惜恫吓大国暹罗，有着怎样的目的呢？明成祖的目的是要接纳更多的国家加入朝贡外交体系之中，为了保障这个体系能够很好地运行，就要有能力摆平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保障郑和船队在下西洋活动中的安全和经济利益。

永乐七年（1409），郑和下西洋到达满剌加，送来了明成祖赠与的双台银印、冠带袍等赏赐品。由于满剌加地理位置重要，属于航运的必经之地，而且船队到此后需要进行修整，等待季风的到来。于是郑和在满剌加建起了城堡，修上栅栏，设立钟鼓楼，日夜有人巡警。城堡里设有郑和船队的仓库，钱粮物品都存放于此。明朝将满剌加保护起来，好像强国在本土之外建立的海外基地。满剌加国王也为了表示向明朝效忠，感谢明朝的扶持和赏赐，决定携妻带子跟着船队前来中国朝贡，还可以再次向明成祖请赏。

这就是十五世纪亚洲的海上情况。由于海路不畅，武装走私时有发生，海盗也趁火打劫，不同的国家和利益集团为了利益明争暗斗，出了麻烦又互相推诿。为了打通海路，郑和下西洋率领的两万多士卒，必须具有作战能力。这些人马到达西洋诸国，围城而居，君主们都没见过什么世面，很自然就对大军产生了恐惧，对赏赐品产生了感恩。

也只有具备了海上远征的能力，大明帝国才具备调整诸如满剌加与暹罗矛盾冲突的条件。明成祖对暹罗国王进行劝谕和斥责，郑和对锡兰山国王直接动武，虽然在方式上和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性质和目的是一样的。郑和船队不轻易用兵动武，这是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威慑已经发挥了作用，更加上朝贡交往中大量的赏赐，又有几个国家能不服从明朝的权威。

经济诱惑和军事威慑的共同作用，是提高明成祖威望的根本性原因。郑和下西洋是前所未有的庞大外交使团，它对番国所发挥的功能是复杂的，不但要推动对华友好，还要促进双方海外贸易。同时，郑和的船队又是武装的海上舰队，流动的海上长城，它不但要保障自身的安全，还要干涉东西洋国家的内部事务，规范那里的国际秩序。

当然，明成祖在中国以南的地区寻求武力干涉，并不仅仅依靠郑和下西洋一支海军力量。明朝推行朝贡关系，除了明成祖的主观需求外，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元朝政权垮台后，西洋诸国和中国的关系发生了转折，明初的西洋诸国以及中国的广西、云贵等地出现了一种独立于中国的倾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新兴的明朝暂时还无法填补元朝北撤后留下的政治真空。(www.daowen.com)

朱元璋立国后，推行消极的朝贡外交体系和海禁政策，客观上加速了这一趋势的蔓延。许多国家，包括一些中国西南边疆的土司，在军事方面，可以不用面对元朝铁骑咄咄逼人的威胁；在政治方面，也无需认可中国的宗藩关系；在对外贸易方面，也无法通过数额有限的贡舶贸易打开明朝坚硬的壁垒。这种无求于中国的现状，使双方关系越来越冷淡，甚至发展成敌对的关系。

还可以再举几个例子，来看看明成祖是怎样干涉南方疆域的离心倾向。

洪武二十三年（1390），安南发生权臣弑主的内乱，引起朱元璋的厌恶，于是断绝了同安南的外交关系。第二年朱元璋又降诏，禁用番香、番货。这些措施人为阻碍了西洋诸国和明朝之间的关系。

朱棣夺得皇位后，对西洋诸国的这种去中国倾向进行了积极干预。永乐四年（1406），他以前所未有的姿态介入安南的内部事务，和他父亲偏软的外交心态形成鲜明对照。通常把永乐征安南的战争，理解为一个篡位者惩处另外一个篡位者，以此来洗刷自己，进行自我证明和辩解。其实这件事也可以理解为，在政治真空状态下，严厉警告这种去中国化的倾向。

征讨安南是明成祖夺位之后第一次大规模对外用兵。

洪武末至建文时期，安南发生内乱，权臣黎氏残杀原来的宗室陈氏，篡位成功。明成祖上台后，黎氏上表祝贺，但未敢表明擅杀陈氏的经过，然后要求接受册封。终究纸包不住火，这件事情被揭发出来。明成祖要求陈氏的后裔陈天平回国继位，黎氏阳奉阴违，在半路将陈天平击杀，同时还消灭了明朝护卫军五千人。由此引发了明成祖对安南的大举进攻。在永乐五年（1407）五月，明军将黎氏主要成员擒获。这就是前面明成祖警告暹罗国王时所称的黎贼！

对明朝来说，取得战争胜利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有效地统治安南。平定安南后，明朝在安南设立交趾布政司，这是安南自唐朝末期独立约四百年后，再次被纳入中国的版图。但许多安南人并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反叛不断。直到朱棣去世后的宣德二年（1427），明军从安南撤出，双方关系才恢复到正常的朝贡体系当中。

再举两个国内边疆少数民族的例子。

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派遣官员前往海南琼州府。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是黎族，主要居住在五指山下，由于社会发展存在客观差异，居住在外围的为熟黎，内为生黎。他们受中原社会风气的影响很小，明成祖宣布免税三年和悉免差徭等政策，是用文的一手延揽向化的海南黎族。

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的思南、思州土司之间发生仇杀。明成祖令顾成率兵五万，用武的一手进行讨伐，将闹事的土司首领擒获，押送至京师。然后将土司属地分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属户部。又设贵州都指挥使司，领十八卫，属兵部。这样就强化了朝廷对地方土司政权的控制，开创了对少数民族地区改土归流的先河。

郑和下西洋在外交方面所发挥的宣谕作用、干预作用或者威慑作用，规模之大、影响之远，远远超过了上面两个例子。它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外交使团，越来越多的西洋国家加入对华朝贡体系。《明史·郑和传》中说：

永乐十四年，郑和下西洋携带爪哇、满剌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南渤利、不剌哇、阿丹、苏门答剌、麻林、剌撒、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诸国入贡。当时，诸番使臣充斥于朝廷，以古里大国为首，顺序排位诸国使者于宫殿，接受明朝皇帝的朝见。永乐十七年，郑和又携带满剌加等十七国来朝贡。永乐十九年，又携带忽鲁谟斯等国入贡。永乐二十一年，再次携带忽鲁谟斯等国，遣使人数之多，达一千二百人。

这么多番国支持朝贡体系，对明朝来说意味着明成祖夺取皇权的伟大胜利，代表着明朝在经历了建文帝的短暂低迷后，终于迎来了伟大复兴，标志着大明王朝在十五世纪的大国崛起。明成祖运用他的文治武功，完成了大国梦想。这种梦想又持续到宣德年间的第七次郑和远航。

郑和下西洋的前因后果，可以通过多重视角观察。首先，没有明成祖朱棣的首肯，郑和就不会一次次地走向蔚蓝色的大海。在当时，中国文化对世界的认识，基本上到印度沿岸的古里等国家为止。但是郑和下西洋走得更远，郑和舰队越过印度支那，再向西一直来到阿拉伯海、红海沿岸，甚至东非东海岸。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到哪里都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其次，对明朝大臣来说，郑和下西洋却意味着奢靡、虚荣，他们从内心充满了厌恶，否则就不会有大臣指责：三保太监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亡超过万人。纵然得到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这完全是一个弊政！

人们对历史的评价就是这样丰富，充满差异和对立。在我们今天看来，郑和是十五世纪中前期最著名的航海家，他在欧洲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率领庞大船队依次访遍了东南亚、印度和东非的许多港口。这种国家意志是何等的伟大和恢弘。但随着郑和下西洋的结束，明朝统治者却对海洋扩张毫无兴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郑和下西洋未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推波助澜，也无人再对郑和欢呼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