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的动机

明成祖之所以选中郑和，和他的组织才能、军事才能、家庭背景，甚至形象仪容、举止风度有关。郑和从小在云南生活，信奉伊斯兰教，朱元璋平云南的时候将他俘获，送到燕王府做小宦官，又改信佛教。郑和身材高大，仪表堂堂，言谈举止非常得体，更重要的是，靖难之役中，郑和在朱棣身边出谋划策，军事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深得朱棣赏识。《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有智力，知兵习战，帝甚倚信之”。

明成祖为什么要派郑和率领这样一支庞大的船队，漂洋过海，周游世界？后来的人多喜欢引用《明史》的论断，在这个基础之上不断地发挥。《明史·郑和传》是这样说的：“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一句话包括了三重含义：

第一，“成祖疑惠帝亡海外”。靖难之役后，建文帝生死不明，明成祖对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结果，心中充满了疑窦。再加上民间纷纷传言，说建文帝化装成了和尚，潜逃出了南京，但具体跑到哪里，则莫衷一是。按照《明史》的说法，对建文帝逃亡海外之说，明成祖认为最有可能，于是派遣郑和船队下西洋，去海外寻找建文帝的踪迹。《明史》将此说列为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耀兵异域”。明成祖派遣郑和船队出巡海外，要达到炫耀武力的目的。这一说法，从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便可看出。郑和所乘坐的宝船长达四十四丈，阔十八丈，合算现在的尺寸，宝船长140米，宽50多米，排水量超过两万吨。相比之下，1492年哥伦布的船队，最大船只的排水量只有一百多吨。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郑和船队是近代史之前，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海上雄师。

第三，“示中国富强”。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是要显示中国富强。以永乐九年（1412）为例，明成祖赏赐满剌加国王大量物品：“王来朝，赐锦绣龙衣二套，麒麟衣二套，及金银器皿、帷帐、裀褥；王妃及其子侄，陪臣、仆从，彩缎、纱罗、袭衣有差。王还国，赐金镶玉带一条，仪仗一副，鞍马二匹，金百两，银五百两，钞四十万贯，铜钱两千六百贯，锦绮、纱罗三百匹，绢一千匹，金绮二匹，织金文衣二件。”此外，王妃、贡使、陪臣、仆从等皆有赏赐。至于外番国王给明成祖的朝贡品，通常不及赏赐品的十分之一，因此给《明史》纂修者留下了“示中国富强”的深刻印象。

先看几位历史学家对“耀兵异域”的认识。

向达、尚钺认为，郑和第一次奉命下西洋，尽管具有军事和经济的双重意义，但主要是着眼军事。不过，郑和船队炫耀的对象，不是西洋的番国，而是中亚的蒙古帖木儿王国，它对明朝的北方边境造成严重威胁。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就是要联络印度洋等地的邦国，从侧翼牵制蒙古帖木儿王国。

厦门大学的韩振华教授也认为郑和下西洋有军事意图，不过不是针对帖木儿王国，而是针对东南沿海的海盗势力。郑和下西洋，是为了给明初的海上贸易保驾护航。扫除对外贸易的障碍，打通海上航线，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还要给西洋诸国营造一个安定的局面。

按理来说，考察一个时代的对外政策，通常的办法是看看当时的外交文件，看看皇帝的诏书和大臣的奏折，上面都记载了什么，这样就会解决许多疑惑。不过，永乐朝也许是个例外。因为明成祖为了掩盖自己的一些缺陷，非常喜欢篡改历史记录，这样就不怎么实事求是了。例如他篡改自己的生母，经常贬低朱标、朱允炆等，借机抬高自己。

况且，很多事情往往是这样：一开始个人的动机是一回事，但随着事件的发展，就会超越当初的设想，最后的设想和当初的预计，竟然可以南辕北辙。明成祖的个人动机和郑和下西洋事件本身，以及可能达到的效果，彼此之间就会存在着相当差距。(www.daowen.com)

先分析一下《明史·郑和传》的三个说法很有必要，尤其是“耀兵异域”。

在封建社会，人们谈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首先想到的就是明成祖要追踪建文帝。清朝之前的许多学者认为，这是明成祖促成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动力。例如在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中就有这样的观点，还神神秘秘地牵扯到了道教真人张三丰。他认为，建文帝从地道出逃后，踪迹甚秘。所以，明成祖派遣大臣胡濙，以寻找张三丰为名，实际上是追查建文帝藏匿之所。后来才派遣郑和浮海寻遍西洋诸国，然而最后还是一无所获。清代的夏燮在《明通鉴》和查继佐在《罪惟录》中，对此事都有详细记载，罗列了不下二十种关于建文帝逃逸的传说。寻找建文帝的观点，明清时期的人们比较认可，但现在几乎没人这样认为了。

现在谈论郑和下西洋，认为这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邦交行为，是一种古代的中外文化交流，因此，考察郑和下西洋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否存在着“耀兵异域”的军事威慑；第二，是否存在着“示中国富强”的朝贡炫耀。总之，和寻找建文帝就没有多大关系了。

郑和下西洋是要推动明朝和周边国家的朝贡关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通常是要通过和平手段来实现。封建时代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也是这样要求的，怀之以德，则万邦来仪。

但这并不表明“耀兵异域”和促进朝贡，是完全对立互相排斥的关系。“耀兵”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打仗，一定要通过武力来占有资源和夺取利益。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逻辑，有自己独特的处世原则。郑和率领两万八千人的船队，在域外耀兵的最终目的，不是像西方殖民者那样，夺取和占领土地，强夺邻国的财产，而是通过先礼后兵的“威慑”手段，为朝贡制度保驾护航。为了达到朝贡外交的政治目的，也需要动用一定的军事手段。这一点是完全必要的。

在《明史·郑和传》中，通过第一次航行就表明了，郑和是如何使用先礼后兵的手段。只有不识时务的番王才会以卵击石，对抗皇朝的天威。书中说，郑和下西洋，首站抵达安南占城，然后依次游历诸番国，向番王宣读中国天子的诏书。接收中国皇帝诏书，向中国皇帝称臣的，就给予大量赏赐；如果拒不服从，“则以武慑之。”

郑和在最后一次出海前，亲自撰写碑文《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记》，重申了庞大船队的军事价值，描述了之前六次下西洋的盛大场面。“及临外邦，其蛮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其寇兵之肆掠者，殄灭之。”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

这段话写于宣德六年（1431），毫无疑问，“威慑”达到了显著效果。大明王朝的声威随着大船航行万里，得到空前的增长。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海军抵达海外港口，郑和向接受朝贡制度的番国承诺：你们已经受到来自伟大帝国的保护，只需象征性地缴纳一些贡品，不用再负担额外费用，就可以从中国皇帝那里得到大量的赏赐物。

再看一看那些番国的表现：他们被庞大的船队惊呆了，被强大的武装力量惊呆了，被堆积如山的丝绸、瓷器、珍宝惊呆了。于是，当郑和返航的时候，他们纷纷派遣特使，甚至番王亲自来华，加入到长长的朝贡队伍当中。只有如此才是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