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沉重遗产

封藩问题

明朝初年的山西平遥，有个管儒学教育的芝麻官叶伯巨，在洪武九年（1376）越级给皇帝上书，批评当时的朝政，惹得朱元璋大怒。他指出朝廷的弊政有三点：“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朱元璋以离间皇亲骨肉的罪名，把叶伯巨捕入大狱，不久死于狱中。

又过了二十多年，到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去世，随之在燕王朱棣和建文帝朱允炆之间，爆发了历时近四年的靖难之役。后人是这样评价叶伯巨的先见之明：到了洪武末年，燕王屡次奉命出塞，与蒙古部落作战，势力开始强大。后来因削夺兵权开始反叛，这样才夺取江山。人们这才承认叶伯巨确有先见。

无论是当时的人们还是现在的学者，都认为靖难之役的爆发，其实就是朱元璋一手造成的。这样说确有一定道理。那么朱元璋究竟制定了怎样的政策，使穷乡僻壤的小小芝麻官，都看出了明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所潜藏的矛盾，并且预言这些矛盾将会引发战争呢？

事情还要从明朝建国后，开始推行族亲封藩说起。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后，开始大封天下官员，首先颁诏规定了自己家族的次序。他册封马氏为皇后，朱标为太子，到了洪武三年（1370）后，其他诸皇子也都陆续被封为各地的藩王，爵位高于建功立业的大臣。在封建专制社会里，皇帝的本性都是家国不分，却最终避免不了国破家亡的悲剧。

中国传统政体制度大致分三种：一是商周的分封制。皇亲国戚分封在外，藩国屏障中央政府，诸藩以国为姓，相对独立，中央和藩国是朝贡与册封、称臣与纳贡的关系。二是秦唐宋的郡县制。虽然也册封皇亲子弟为王，但有国名而无实藩，有的还规定，皇子必须住在京城，由宫廷派宦官进行管理，有的甚至规定不能世袭，总之设法使皇权不受威胁。三是汉晋和明初采用的郡国制，作为分封制和郡县制之间的过渡。藩王在郡国之内，握有军政经济大权。

这三种制度中，朱元璋看中的是郡国制，不过郡国制先后酿成了西汉的“七国之乱”和西晋的“八王之乱”。朱元璋出于私心，并没有吸取教训，根据《明史·诸王传》，他分封诸皇子的情况是：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亲王允许保留少量的护卫亲兵，少的有三千，多的达一万九千人。

这只是泛泛规定。后来朱元璋任命皇子代替大将守备边关，有几位御边的藩王，如燕王、宁王等，他们不但有自己的亲兵，还管辖中央政府的军队，其中不乏精锐部队，人数很快就合法地突破了上限。

朱元璋当然知道历史上藩王觊觎皇权的危险，藩王势力恶性膨胀，必然要冲击中央政府的安全。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因此，朱元璋制定了强干弱枝的规划，在赋予诸王极大权限的同时，也进行一定的控制和防范。例如规定：诸王仅仅是列有爵位而不享有政务，分有藩国但不管理领土。这些与周朝和汉朝的制度稍微不同。

他反复告诫藩王要安分守己，恪守长幼尊卑之礼，记住自古以来，凡是王侯企图夺取皇权，不是自取灭亡，就是连及皇朝玉石俱焚的教训。为了防范诸王之间互相串通，朱元璋禁止他们互相走动，而且朝廷很少召集亲王入朝觐见。

朱元璋对藩王的限制主要表现在行政权方面，对军权却采取了开放的态度，而且到了洪武后期，皇子掌兵权的现象日益普遍。他们不但享有一定数量的亲兵统率权，而且在边境战争爆发时，享有对中央部队的指挥权和节制权。由于洪武中后期，朝廷连续发生了胡惟庸案、蓝玉案，朱元璋对开国功臣失去了信任，而更相信本是同根生的皇子皇孙。那些为明朝打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军，如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等，都受到诸王的节制，这样更助长了藩王的权势。

朱元璋亲自颁布《皇明祖训》，规定：藩王都有守镇兵和护卫兵。一般情况下，守镇兵由中央派遣的常选指挥掌握，护卫兵由亲王自己调遣。如本国在险要之地，又遇到紧急情况，藩王领地内的守镇兵和护卫兵，都听从亲王的调遣。而且还规定：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朱家的皇权旁落，则藩王可以训兵待命，等待天子密诏，诸王统领守镇兵要协助皇帝讨平奸臣。

朱元璋的话就是最高指示，不但标志着诸王统兵的合法性，甚至规定了诸王有“清君侧”的特权。

继嗣问题

朱元璋丝毫不用担心自己皇权的旁落，也不担心他的儿子们敢犯上作乱。历史上像他那样通晓军事，勤于政务，又将皇权与相权集为一身的皇帝，之前还从来没有过。而且朱元璋在诸皇子的继承权问题上，作了较为合理的安排，在他看来，基本上杜绝了夺权的可能。

首先，朱元璋很早就册封世子朱标为皇太子，培养他作为接班人，限制了其他诸王与朱标之间的长幼尊卑关系。朱标拜明初的大儒宋濂为师，立为太子后，又封文臣之首李善长兼太子少师，武臣之首徐达为太子少傅，常遇春为太子少保等。这样一个强大的辅佐阵容，早早确定了朱标的领先地位。

第二，朱标在兄弟之间颇具威望，堪当楷模。《明史·孝康皇帝传》说朱标当太子的时候，为人友爱，重视兄弟之情，几位皇弟犯了错误，他都尽量调护，免受朱元璋的责罚。曾经有人密告朱元璋，说晋王朱㭎有谋反嫌疑，朱元璋大怒，结果也是太子朱标流泪为弟弟求情，朱元璋才被感化宽宥了晋王。

后来的一些史书曾贬低世子朱标的能力，说他文弱不堪大用，流露出朱元璋对这个儿子的不满情绪，甚至还通过朱标之口，说出朱元璋最爱燕王等，这无非是朱棣继位之后，为了抬高自己而使用的雕虫小技。朱元璋的确非常喜欢燕王朱棣，但朱棣要想从朱元璋那里直接获得皇位继承权，或者说绕过朱标、朱允炆而获得，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第一，朱标当上太子之后，从未有过重大失误，朱元璋也没有更换太子的意图。如果说朱标气质文弱、雅儒就让朱元璋不满意不喜欢，那么朱标的儿子朱允炆则更文弱，后来还是被册封为皇太孙。实际上，朱标重文兼武，应该是一位守成之君的最佳候选人。

朱允炆相比就差许多，他书卷气太重，而且不通军事。《明太宗实录》记载，有一次朱元璋征求刘三吾等人意见。他说：皇长孙弱不更事，治理国家必须得人才行，我想立燕王为皇太子，你们以为如何？刘三吾回答说：立燕王为太子，置秦王、晋王于何地？况且皇孙已经长大成人，可以继承皇位。这件事实际上也不可信，更像是朱棣为了美化突出自己、贬低建文帝的一个小伎俩，从而把自己打扮成朱元璋心目中的合法继承人。

其二，朱标和朱允炆都是嫡出，而燕王朱棣则是庶出。朱棣起兵靖难和后来称帝，都号称自己是孝慈高皇后所生，这也是为了抬高自己的政治身价。经过专家考证，他的生母是妃。按照封建宗法关系，先皇去世后，皇位由嫡长子继承。如果嫡长子先于去世，则由嫡长子的嫡长子继承，如果嫡长子无嗣，再由其他嫡子继承。如果皇后一直没有生育，才能轮到庶子，而且还要按先后排序。一般庶子很难继承皇位。之所以明朝后来很少由嫡子继位，问题就在于皇后无出，或者皇帝没有儿子。但这个问题在洪武朝未曾出现过，朱元璋的二十六个儿子中，嫡出的有四个。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洪武二十四年（1391），太子朱标病死，谥号懿文。新册封的皇太孙朱允炆，既不像果勇刚毅的祖父朱元璋，也不像能文能武的父亲朱标，不但雅儒软弱，还多了几分书呆子气。这不能不使朱元璋颇感失望，对刚刚创立的大明基业产生忧虑。据说，朱元璋在暮年的时候，回到后宫经常向上天祈福祷告，希望老天爷能保佑明朝的千秋万代。那么，谁会觊觎皇位？谁会桀骜不驯？是那些难以驾驭的开国武臣，还是祸起于萧墙？朱元璋把疑虑的重点放到了前者，于是在胡惟庸案之后，又开始了兔死狗烹般的朝臣大清洗。

在处理皇权与朝臣的关系上，用叶伯巨的话来说，朱元璋采取的是“用刑太繁、求治太速”的严厉手段。朱元璋执政，留给后人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滥施刑罚，用政治恐怖主义的威吓手段，为皇权至上扫除一切障碍。其实明初的政治环境和北宋赵匡胤时代大不相同。在这个时候，朝臣中根本无人能触动皇权的统治地位。赵匡胤尚且能用“杯酒释兵权”，但精明强悍的朱元璋，却偏偏从历史的经验中总结出，宋元亡国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皇帝失权。皇帝将处理朝政的大权，委任给了权臣，造成了上下蒙蔽。因此，朱元璋一开始就对能影响皇权的任何力量，都严格防范，也可以说是猜疑，以免危及大明皇朝的基业。

在朱元璋看来，他手下的所有重要人物，都长期经历过血与火的战争洗礼，战争锻炼出这些能征惯战握有大权的武将。他们有能力在外拥兵割据，也有能力在朝中进行颠覆活动。于是，还在太子朱标活着的时候，事关政治斗争的杀戮已经开始了。

最能影响皇权的首先是相权，在他罗织罪名杀丞相胡惟庸之前，这种政治上的高压政策已经表露。例如“空印案”，仅仅因为朱元璋怀疑当时各地的财政审计或许有弊政，于是不经调查，就以莫须有的罪名，下令将各地衙门长官主印者，一律杀掉，死者超过三万人。对于不经任何法律上的审判，便滥杀无辜的冤案，朝廷中竟然无人敢站出来进行争辩和劝止。不难看出，朱元璋掌握的皇权，已经无人能制衡，而且这也表明，朱元璋要给自己和后代留下一个怎样的政治统治环境。

相对软弱的朱标，不止一次地进言劝谏父亲，不要大批诛杀有功之臣，以“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提醒父亲，应该如何当家做主。在朱元璋看来，朱标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现在还轮不到他当家做主。实际上，开国皇帝有好几位对朝臣的清洗，对外权的钳制，都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差别只是谁温和一些，谁更血腥和暴力。(www.daowen.com)

洪武二十六年（1393），也就是立朱允炆为皇太孙的第二年，朱元璋借口“蓝玉案”大开杀戒。如果说十三年前的“胡惟庸案”，还主要着眼于皇权与相权之间的争夺，这次的“蓝玉案”更像是皇权与军权间的较量，而且是为子孙后代考虑，保障下一代皇权的平稳顺利。

蓝玉是开国第二号大将常遇春的小舅子，作战勇猛，屡立战功。随着军功的增长，他逐渐居功自傲，对朱元璋的命令开始阳奉阴违，这引起朱元璋的极大不满，在他看来，这就是影响到皇权的安稳。于是以蓝玉为祸首，株连一万五千人被杀，“元功宿将相继尽矣”。朱元璋为此颁布了《逆臣录》，里面包括曹震、张翼、张温等一公、十三侯、二伯这样的军事权贵，试图使“胡蓝之狱”永不翻案。

朱元璋一方面大肆屠戮功臣，消灭异己，同时开始大封皇子王爵，寄希望于宗藩的力量来屏卫朝廷。不过朱元璋的这二十多个儿子，真正有才华的凤毛麟角，不堪大用的居多。朱元璋选来选去，也只有九个儿子被封为“塞王”，而被赋予军队领导权的，只剩下晋王朱㭎、宁王朱权和燕王朱棣。

洪武二十三年（1390），燕王朱棣开始节制傅友德等北边将领。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又实授朱棣军权，主持针对蒙古的军事防务。在迫降纳哈出和取得捕鱼儿海大捷之后，原本紧张的北方军事对峙暂时松弛下来，明朝的军制开始由卫所制向镇戍制过渡。军队逐渐集中，实行重点防御，更加凸显出三位亲王在军队中的重要性。晋王统领山西、大同诸镇；燕王坐镇北平，控制宣府、蓟州等；宁王就藩大宁，起到支撑和援助的作用。整个北方的战略防御落到这三位亲王的手中。从某种程度来说，亲王也成了边关大帅。

明太祖看着由自己家族形成众星拱月的政治格局，似乎很是满意。

据记载，朱元璋曾洋洋自得地对朱允炆说：“我把对付北方蒙古的重任交给诸王，可以让北方边疆尘沙不动，你就放心好了。”

朱允炆针锋相对地询问：“北方蒙古要造反，诸王可以抵御，诸王要是造反，那么谁来抵御呢？”

朱元璋一时语塞，过了良久才反问：“你打算怎么样？”

朱允炆回答的对策是：“以德治国，以礼治国。如果不行，就削弱他们的封地；如果还不听话，就废除他们的封号；如果他们还是我行我素，就只剩下举兵讨伐了。”

朱元璋点头称赞。

在朱元璋眼里，只有两股力量能威胁大明皇朝统治：在内，是权臣篡位，现在已经被清洗得干干净净；在外，只有蒙古部落还有些实力，但经过多年的打压之后，已经土崩瓦解。那些自己亲手提拔的诸王，掌握数量可观的兵马，对外可以抵御强虏，对内可以随时待命，威慑那些觊觎皇位的权臣，这样朱家的江山就可以永固了。

祸起萧墙，这一点也不是不可能。但毕竟诸王所能控制的人马，和皇帝能调动的军队相比，还不到一成，力量非常有限，岂敢以卵击石？何况朱元璋对这种反叛的隐患也进行了针对性预防。无论如何，朱元璋不能再把军权转让给外臣，他也不可能为了孙子，而对几个儿子下杀手。这样看来，内乱的隐患，只能等朱允炆上台后自己去解决。

封藩和继嗣的矛盾

从前有人以为，靖难之役能够爆发，是封建社会专制制度的产物，实质是争夺皇位，削藩是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因此，总结出一条历史规律：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中，皇帝为了强化自己手中的权力，往往要依靠一种势力——如宦官或外戚——作为支柱，而统治阶级权力欲的贪婪和内部矛盾，往往使这一支柱，成了皇权的对立面，成为皇权的威胁，不一定非要对皇帝取而代之，但至少可以把皇帝架空。因此，封建专制制度的发展过程，就必然要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冲突，靖难之役就是狗咬狗的闹剧。

但是也有人认为，靖难之役还是有它的进步性。双方的斗争体现出革新与守旧的矛盾。建文帝代表革新派，他的理想之国与明太祖所希望的截然不同。建文帝和他周围的小集团，即黄子澄、齐泰、方孝孺等人，要变革祖宗之法，实行新政的愿望很强烈，因此坚决地摒弃洪武时期的恐怖政治，争取相对柔和的开明政治。而燕王的左右是由保守的皇亲贵戚和军人集团组成，属于前朝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他们最反对改革。围绕着改革与守旧，双方产生了矛盾和斗争，最后酿成兵戎相见。

一朝天子一朝臣。建文帝上台后，必然要改变朱元璋后期的一些政策。建文帝的人生经历和思想作风，与他的爷爷完全不同，因此有一些改变是必然的。但触动下属的利益，就一定要通过战争来解决么？

方孝孺

建文帝上台后，的确革除了朱元璋时期一些过于严厉的政策，尤其从建文帝依赖的重臣方孝孺那里，改革的倾向看得很明显。他们俩甚至讨论，是不是要把土地制度恢复到西周时代的井田制，按照孔子的古礼进行统治。如果不是战争爆发打断了他们的计划，这样的复古改革还不知道会走多远。

朱元璋留给建文帝的政治遗产，是将权力和矛盾都集中在家族内部，解决起来要比外臣专权更棘手。这一点倒是和西汉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很相似。

靖难之役的爆发，与其说是不可调和的利益之争，不如说是皇位继承权的方法问题。明朝采取的是嫡长子继承制。这种由血统和出身的不平等，形成继承权的不平等，最初看来是避免了继承权上的纠纷。在没有任何竞争的条件下，最终酿成了明朝天子的一系列悲剧。一个人对皇位的继承权，没有偶然，没有择优，没有淘汰，从他一出生就规定好了。

建文帝

明朝在宣德和正德年间，也相继爆发了类似的靖难之役，只不过皇帝一方迅速取胜，才避免了建文帝的悲剧重新上演。嫡长子继承制，危害之大不仅在于产生战争，万历年间的“争国本”，实际上也是皇位继承权的顺序之争。南明初期，大兵压境，内忧外患，大臣们还在讨论，究竟是选福王还是潞王，争论的实质也是继承权顺序，到了最后宁要嫡亲的草，也不要庶出的苗。

朱棣通过战争，取得了庶子战胜嫡孙的胜利，但他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他对继承权的选择，重复了朱元璋的老路，因此也就使这场战争——哪怕从皇朝内部看——没有取得任何革新的价值，失去了它本应具有的意义。

洪武三十一年，年逾古稀的朱元璋在辛劳了一生后去世。驾崩前，他留下一封遗书，是这样评价自己和继承人：我应天命称帝三十一年，夙兴夜寐，勤于政务，就是为了服务于民。怎奈我出身寒微，没有前代圣君那样博学多知，做不到从善如流，疾恶如仇。人的生老病死是万物的自然规律，现在我的皇太孙朱允炆，他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我希望内外文武大臣同心辅政，以安百姓。

但朱元璋根本没有料到，在自己死后的第二年，建文帝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削藩”，紧接着亲王们造反，随后引发战争，打破了他亲手规划的统治格局。他更不会料到，这场战争持续近四年，死伤人口以百万计。他亲手选中的继承人死于非命，儿子鸠占鹊巢，夺了孙子的宝座。

这一切，其实都可归因于朱元璋在政治上的短识和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