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北之战后明朝的攻守

北元趁这次来之不易的胜利，开始了频繁的战术反攻。洪武五年（1372）十一月，北元镇守东北地区的大将纳哈出，率军进攻辽东牛家庄，烧毁屯粮十余万石，明朝损兵五千余人。洪武六年（1373）二月，北元在西北侵犯庆阳、保安、会宁等地，五月，侵犯山西的武宁关、朔州，六月，攻打雁门，八月，进犯蔚州、忻州等地，一时间北方边境狼烟四起。

朱元璋为保土安民，先后派遣徐达、李文忠、冯胜等大将，统率各自的军队前往山西、北平一带守边，严防北元对汉族居住地的侵入。他特别强调持重防守的重要性，切勿轻易追击，出发前再三嘱咐徐达：防御国家边境，就是要展示军队的威严，不战而屈人之兵。尤当注重军事上的防守和治军上的持重。如果敌方前来进犯，则迎头痛击，如果敌人打不过逃跑，也不要去追赶。这个战法是朱元璋吃一堑、长一智的结果。

在明朝军事史上，洪武五年是一个有戏剧性的年份。对于国家来说，通过军事手段来巩固国家政权的时代已经过去，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从战时的国家政治结构，迅速转为平时的政府运行。对明朝的内政来说，来自军界的影响开始下降，文臣逐渐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在边疆也是如此。

朱元璋又开始投书劝降，希望元主参加朝贡，并列举了前面几个朝代奉行朝贡制度的种种必然性。当然他已经不打算追思大汉对匈奴、唐朝对回鹘的雄风和气势，只想能实现宋、金、元之间，以弱奉强的朝贡关系。

朱元璋为了劝北元奉明朝为宗主国，和平处理两国关系，一步步地采取友好措施，还将洪武三年（1370）在战争中擒获的元朝太子买的里八剌遣送回国。买的里八剌被俘囚于南京，按照惯例，有可能被砍头，但朱元璋多方优待，封他为崇礼侯。买的里八剌被释放回国，不但对元主表示了友好，以后如果他继位，也必将改善北元对明朝的敌对政策，这也算是朱元璋所做的长期打算。此外，他还不断地投书给北元掌兵大臣，希望通过辅臣的帮助，达到北元奉明为正统和两国通好的目的。

岭北之战后，朱元璋对北元一是在人事上采取缓和措施；二是加大对边防设施的投入，加快边镇防御体系建设。在边镇防御体系建设方面，明朝主要是修筑长城隘口、内迁边民、设立卫所、军事屯田等。

据统计，明初在长城边地沿线设立的卫所，总计有92卫、8千户所、约五十二万兵力，占全国总卫所的四分之一强。在边地设立卫所，主要是出于防御目的，同时又把屯田和移民作为必要的辅助手段。

由于北方的土地资源较好，但战祸导致人口锐减，朱元璋几乎每年都要派遣军队前往北边要塞，或者在当地招募无地的贫民，加入军籍，屯田戍边。明初屯田的规模宏大，也是出于战略防御思想的考虑。

屯田活动受到当地卫所的管辖。参加屯田的主要是军人，他们以生产为主，提供军粮、马匹和其他军用物资，平时还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这样既不耽误生产，战时也可以充当预备队。在边疆地区的军事卫所，里面的军人大体是三七开，守城的只占到三成，而屯田的达到七成。

岭北之战失利后，朱元璋鉴于短期内无法改变局面，转而采取加强边防的方针。明朝初年致力于北方的防御体系建设，从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建成了长达两万里的防线，并逐渐向北延伸。同时，还向辽东和青海方向延伸，以加强两翼与中心的联系，为以后的反攻做长期准备。

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北方边境地区基本上建成了巩固的防御体系。当时的人是这样评价明朝对北元的防御：“国家驱逐胡元，混一寰宇。东至辽海，西尽酒泉，延袤万里，中间渔阳、上谷、云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灵武、皋兰、河西、山川联络，列镇屯兵，带甲四十万。据大险以制诸夷，全盛极矣。”

捕鱼儿海

洪武八年（1375）扩廓帖木儿病逝，北元的军事力量进一步削弱，明军也从几年前的战败中逐渐恢复。是年，明军击溃元将张致道对朔州、雁门等地的进犯，击败纳哈出对辽东的进犯，双方战事渐渐减少，事实上处于停战的局面。

明朝彻底扭转岭北之战的失败局面，是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的捕鱼儿海之战后。在这十五年中，明军针对北元先后出兵两次：其中洪武十四年（1381）和洪武十五年（1382）的两次出击可以视为一次战役；洪武二十年（1387）迫降纳哈出和洪武二十一年（1388）的捕鱼儿海之战，也可以视为一次战役。前一次是为了明军进攻云南，消灭仍忠于元朝的梁王政权，因此派遣大将沐英、傅友德等，主动打击那些不时侵扰的北元军队。(www.daowen.com)

这两次出击对朱元璋来说，主要任务是靖边，结果实现了战前的目的，否则朱元璋就不会调动大将傅友德奔赴云南作战了。而这个时期的北元，由于元昭宗爱猷识里达腊、大将扩廓帖木儿等相继去世，北元的新一代统治者强化了民族差别，开始淡化统治中国的欲望，无意与明朝在汉族聚居区争锋，而且他们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都大为削弱，朱元璋的劝诱招降活动也基本停止。

从洪武十五年（1382）到洪武十九年（1386）的五年间，明军除了攻灭忠于北元的云南梁王势力外，双方在北部边境已经没有战事。北元方面仍有能力进犯明朝的，只剩下辽东纳哈出这支约二十余万人的军队。为了消灭北元最后一支重要的军事武装，朱元璋进行了精心的战前准备。他下诏给户部，出库钞一百八十多万锭，发民夫二十余万，运米一百二十余万石，命冯胜、傅友德、蓝玉等将领，统兵二十万征讨纳哈出。半年之后，纳哈出就在大兵压境和遣使招降的双重压力之下率众归降。至此，北元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失去了相持对抗的本钱。

经过适当的修整，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改派蓝玉为征虏大将军，统兵十五万继续征讨北元的残余势力。对朱元璋来说，这一次出兵意味着“肃清沙漠，在此一举”。

《明实录》详细记载了双方在捕鱼儿海交战的结果。除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太子天保奴等数十人逃脱外，“获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秃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追获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平章八兰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军士男女七万七千三十七人，得宝玺图书牌面一百四十九、宣敕照会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一、银印三、马四万七千匹、驼四千八百四头、牛羊一十万二千四百五十二头、车三千余辆”。不久，暂时逃脱的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及太子天保奴等，又遭叛臣也速迭儿的袭击而身亡，北元势力彻底土崩瓦解。

发生在洪武五年的岭北之战，是朱元璋针对最大威胁的北元，由政策上的临时改变而引发的，战争的结果又彻底改变了原定的政治上招降和军事上积极防御的总方针。

政治上招降，主要是寄希望于败退的元朝奉明朝为正统，通过北元对明朝的朝贡，达到巩固皇权的目的。因此，朱元璋时而承认元朝在中国近百年的异族正统地位，时而优待元朝被俘人员，时而劝诱统兵于外的扩廓帖木儿、纳哈出等人，他甚至向远遁大漠的元主承诺，可以保证他们在漠北地区的有效统治，前提只有一个：对明朝进行朝贡——确立明朝的宗主国地位。当这一政治目标难以实现时，或者说为了实现上面的政治目标，朱元璋对北元的军事策略，也只是执行积极防御，通过一些必要的战术反击，消灭侵犯的北元军队，达到保土安民的和平目的。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朱元璋在洪武三年和五年，总是以扩廓帖木儿为作战对象，而不是以主力追击逃窜的元主。当明军获胜时，他不急于炫耀胜利时的金戈铁甲，反而申斥那些获胜后态度傲慢的明军统帅；因为这种傲慢的情绪，不利于达到朝贡的政治目的。

所以一旦明军获胜，朱元璋便马上向元宗室举起劝降的旗帜。而当明军在岭北之战中损兵折将，已经没有力量对北元构成压迫式的军事威慑后，朱元璋又退而求其次，希望双方和平共处，实现边境的安定。

从某种角度来看，岭北之战，无论对朱元璋来说，还是徐达来说，都是因为一系列胜利后，由骄傲情绪导致的军事冒险。政治上的谦和，并不能代表军事上的谨慎。由于这种骄傲情绪所导致的军事失败，直接瓦解了朱元璋的政治目的，行伍出身的洪武皇帝当然清楚，没有实力的招降永远不可能实现。他只能重新筹划北方边境的防御体系和战备建设，以有效的防御确保边境和平，等待最稳妥的时机，逐步瓦解对方的军事实力。

在元顺帝、元昭宗、扩廓帖木儿等相继亡故后，北元对明朝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威胁都逐渐转弱，而明朝立国已久，随着国力的上升，朱元璋对北元政治招降的热情也逐渐减退，因此态度又有了变化，希望消灭北元的军事力量，彻底解决隐患。在明军消灭了云南梁王势力，迫降了辽东纳哈出，获得捕鱼儿海大捷后，这个问题也随之解决。朱元璋对北元在总的战略趋势上，则显得更加保守，慎远勿追的消极防御思想占据了主流。

之后在国内政坛上，受到胡惟庸案尤其是蓝玉案的影响，朱元璋改变了明初由武将镇边的惯例，改由皇子镇守边关拱卫京师，这种由国内政治斗争产生的防御思想，同样影响到对北方边境的战略。

不过，由皇子代替大将执掌北方边境的帅印，这一变化最主要的影响并不是在对外方面，而是在对内方面。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去世后，由于这一军事部署的改变，很快导致了国内政坛上的震荡，最终酿成他的儿子燕王朱棣和孙子建文帝朱允炆之间“靖难之役”的大爆发。

以朱元璋的政治远见，他会没有想到吗？其实事先早就有人给他指出来，但他不相信家人之间会为了皇权而自相残杀。不过，最终悲剧仍不可避免地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