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战败的岭北之战

明朝建立后，由于北元不甘心失败，试图依托广袤的草原和蒙古骑兵的优势，不停地对明朝北方边境进行骚扰，使得明朝对北元的政策非常被动，在“战”与“和”的问题上相互矛盾，看不出军事策略和政治政策上的统一连贯性。明朝在军事上仍需要持续打击北元的武装力量，但政治上全方位的招降已经开始了。政治上的招降就是希望北元宗室前来朝贡，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政治上的臣服，朱元璋在这方面似乎心急了许多，热心过了头。军事上的招降，是针对拥有重兵的北元高官将领，目的是巩固明朝在双方对峙中刚刚得来的胜势。

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在仓皇之中逃离了北京，平时在宫廷里享受着荣华富贵，自然惧于在都城下决一死战。但是许多末代皇帝有一种普遍的心态，唯恐丢掉祖宗江山的罪责落在自己头上，九泉之下愧对列祖列宗。因此，元顺帝在退入大漠地区后继续调兵遣将，期望通过军事上的胜利，恢复旧有的疆土。

明朝与北元的战场首先会摆在哪里？按照徐达的判断，会在更北一些的元上都开平，或者深入蒙古草原腹地。而朱元璋判断，北元很有可能是在华北以北的长城沿线，甚至向两侧伸展至更远的地区，与明军进行军事上的较量。现在北元军队中，兵力最集中、战斗力最强的是山西的扩廓帖木儿（王保保）。果然，朱元璋没有失算，双方较量的第一个回合还是在元大都（明军在占领它后改名北平），遇到的对手是扩廓帖木儿。元顺帝在逃离大都的时候，特地命令他要用武力恢复。于是扩廓帖木儿率兵出雁门关，由保安州经居庸关进攻北平。

明军在攻克元大都后，即停止向北追击逃跑的元朝宗室，但考虑到元大都的政治影响，必须保卫这一胜利果实，于是派遣卓有战功的将领傅友德，分兵把守古北诸隘口，在外围拱卫北平的安全。而明军主力依然由徐达率领，执行原定的军事计划，沿北线进行西征，锋芒直指扩廓帖木儿率领的元军。

为了保卫北平的安全，徐达留下三万多兵马，由孙兴祖统领，分别隶属燕山、大兴、永清六卫。孙兴祖在治理北平的过程中，严格执行朱元璋的民族和解政策，纪律严明，因此，旧都社会治安良好，秩序恢复很快。但这并不表明北平周围的战争警报已经解除。由于并没有彻底肃清北元军队主力，因此双方攻防态势随时有可能转换，战争一触即发。

攻陷元大都后，明军作战的范围和对象，主要是对晋、陕等传统农业地区发动攻势，扩大和巩固已有的胜利果实，对漠北草原一线采取守势，防御北元从这个方向的军事反扑。实际上，此时的明军主力正在长城内侧，寻找没有退出长城的北元军队进行决战，重点打击的对象就是扩廓帖木儿。明军希望能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先取得几次重大胜利，但双方一交手，对明朝来说，战况就非常不利。《明史》中记载，明军在夺得元大都后，将军汤和等自泽州入山西，扩廓帖木儿在韩店组织了一次防御战。史书上对结果的记载只有四个字：“明师大败”。

中国史书向来有个传统，凡是胜仗，无论是杀伤人数、战利品，还是事后的立功受赏，均有详细记录；而一旦打了败仗，则惜墨如金，草草了事。这种对人不对事、为尊者讳的写史传统，有时很难让后人了解到历史的全貌。韩店之战可以说是个典型。

然而这时元顺帝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作出一个错误决定：命扩廓帖木儿引兵出雁门，经居庸关进攻北平。久经沙场的扩廓帖木儿不会不知道，倾巢而出会造成自己根据地的空虚，这是兵家之大忌。汉人书写的历史中，不会记载他为什么犯了这样一个低级错误，也没有解释徐达采取了什么佯动，造成了对手的误判。很有可能是扩廓帖木儿在胜利面前低估了对手。战机，在旗鼓相当的对手面前，一旦出现，则必须抓住。徐达抓住这一难得机会，巧用围魏救赵之计，大败扩廓帖木儿。

徐达的判断是，扩廓帖木儿远离自己的根据地，太原城必然空虚。北平有孙兴祖镇守，它的安全不必忧虑。现在要趁敌人防守空虚，敌之不备，引兵直捣其老巢。一旦扩廓帖木儿进攻无法得手，返回又没退路，这就是所谓“批亢捣虚”之计。此时敌人赶回来救援，一定是心慌意乱容易出错，此时发动进攻，可以一战擒之。扩廓帖木儿希望的是徐达被牵着鼻子走，在自己的胜利和进攻面前，被吓得缩手缩脚逡巡不前，然后寻找机会在北平周围决战。他率军出山西进入河北保安，闻讯太原被围攻后，果然旋军自救，慌慌张张于途中被徐达夜袭得手。

按照《明史》的说法，扩廓帖木儿带着十八骑亲信趁着夜色逃跑，余众投降。史书记载这一仗应该是歼灭战，但有可能夸大其词，更像是一场击溃战。但不管怎么说，没有了扩廓帖木儿的镇守，太原乃至山西很快陷落，也为明军乘胜直捣宁夏、甘肃赢得了主动。从此，明朝对传统农业区的统治基本稳固。除扩廓帖木儿等少数元将还拥兵塞上外，许多元朝的大臣纷纷归降于明。

现在再看看明军东线的情况。当明军主力在西线取得一系列胜利之时，东线却处于相对被动的战略防御地位，要不时地抗击北元骑兵在通州、大兴等地的侵扰。洪武二年（1369），故元丞相伊苏（一作“也速”）率万余骑兵进攻通州，屯军白河，觊觎北平府。当时明军主力正在山西作战，北平的守备相对空虚，而且要进行防御战，步兵在战斗力和机动性方面都比不过骑兵。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围歼对手没有实力，离开北平城营救通州，很有可能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打好这样的仗的确有些困难。

守备通州的曹良臣当时所拥有的兵力不足千人，连冒险一战的本钱都没有，最后用虚张声势的增灶之策，吓退了敌军。曹良臣的方法是在沿河的船上多插红旗，绵延十余里，钲鼓之声不绝于耳。伊苏被疑兵计吓跑，曹良臣还装模作样将计就计，在后面进行有雷声无雨点的追击。《明史·曹良臣传》说“元兵自是不敢窥北平”，看来也属夸大之辞。因为明军在华北地区组织的防御战，只能用疑兵和骚扰的方式达到战术效果，得到暂时的安稳，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策。鉴于防御力量薄弱，为了防止北元军队复来，朱元璋只好从西线的精锐部队中，抽调常遇春、李文忠部，返回北平加强防御力量，改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

所谓积极防御，就是在防御格局整体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局部进攻和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迫使敌方放弃进攻。常遇春镇守东线后，策划了开平之战，力图打破现在的被动局面。《明史·常遇春传》对开平之战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当时因元将也速进攻通州，朱元璋下诏调常遇春回军守备，并且派遣李文忠担任副手。这两位是明军中最骁勇的将军，共统率骑兵步兵九万人，从北平出发，先占领了会州，然后在锦州歼灭敌将江文清部，再败也速于全宁；下一步进攻大兴州，用千余骑兵设下埋伏，敌军想趁夜逃跑，结果遭到重创，明军乘胜占领开平。

在《明史》的记录中，开平之战是一场威风凛凛的胜仗。但在我看来，明军损失也很大，虎将常遇春病亡。常言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常遇春就是这样难求的虎将。

但是，这种积极防御没有达到预期的战略效果，因为它没有改变华北一带针对北元的防御政策，相反是常遇春去世后，明朝加强了防御的措施和力度。明朝末年有位通晓军事策略的大臣，就是大名鼎鼎的方以智的父亲方孔炤，他曾经写了本很有学术价值的《全边略记》，里面是这样记述朱元璋布置的防御范围：洪武元年，忠武王常遇春破虏于漠北，随即在元上都设开平卫。并且还设立驿站，东到凉亭、沈河、赛峰、黄厓，接于大宁古北；西到桓州、威虏、明安、隰宁，接于独石。独石这个地方，已经到了宣德府的东北境内。这样一个防御战线不可谓不广。

东西两线捷报频传，很快刺激了朱元璋对皇权正统地位的渴望。他完全可以设想，元顺帝等匍匐在大明天子的脚下，三跪九叩进行朝贡。如果招降的条件再优越一些，很有可能就达到梦寐以求的目的。他除了老调重弹劝降元顺帝外，在随后的几个月，还分别对北元大将扩廓帖木儿、纳哈出以及丞相也速等投书，表明自己如何爱惜人才渴望和平，目的无非是想招降北元君臣，至少是希望停战。

为了减少边患，朱元璋是多管齐下，除了劝降这种最为廉价的手段，还迁徙沿边地带老百姓回内地。洪武二年（1369），大将傅友德在宣德府战败元将脱列伯后，下令将当地吏民悉数内迁。之所以要内迁边民，大概是考虑到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当时的城堡斥堠防御工事没有修好，明军没办法长期在塞外坚守，无法确保边民不受到侵扰。二是蒙古人在长城附近已经统治了几百年，边民对蒙古人已经有了一定的认同感，而汉人政权刚刚建立，唯恐亲蒙古的边民里应外合。

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明朝要在双方交错控制的地区建立宽广的无人区，既可以解除边民充当内应的担忧，也可以使蒙古军队无法获得必要的补给。《明史·食货志》记载：徐达平沙漠，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余户，散处在其他的卫所，有的授予军籍，有的授予民籍分田。又将沙漠遗民三万两千八百余户安置在北平屯田。所谓山后，大概在山西太行山以北、军都山以西的广大地区。除了这些方法，明朝还建立都司、卫所等保障手段，逐渐地完善北部边防建设。北元政权一日不投降，蒙古骑兵一日不消灭，防御的措施和力度都不能放松。

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处心积虑地制订了一整套斗争策略：从东、西、南三面进行包围、压制元朝的残余势力。即首先经略东方的满洲女真族地区，进而收服东蒙古，设置泰宁、福余、朵颜三卫，以切断北元左翼，隔绝它同朝鲜、女真联系的通道。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对北元的政治招降没见到丝毫效果，由于军事手段过于软弱，北元的残余势力又死灰复燃，重新集结起来，给明朝的北方边境造成了很大压力。尤其是扩廓帖木儿的实力膨胀，引起了朱元璋心中很大的不快。在元军所有的将领中，朱元璋最看中扩廓帖木儿，只是由于多次劝降未果，成为朱元璋心头的一大遗憾。

有一次朱元璋和群臣聊天，突然问大家：你们说，天下谁堪称奇男子？众人答道：常遇春统兵不过万人，却能横行无敌，这是真正的奇男子！但朱元璋略带遗憾地否定说：常遇春虽然是人之豪杰，但毕竟为我所得，成为我的臣下。我始终不能让扩廓帖木儿俯首称臣，他才是真正的奇男子。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朝与北元的岭北之战，就发生在四个人身上：明朝的朱元璋、徐达，北元的君主和扩廓帖木儿。起主导作用的是朱元璋，给朱元璋迎头一击的，就是他格外青睐的扩廓帖木儿。

在政治上，朱元璋试图将元主纳入朝贡体制，因此以“和”为主，同时也想招降北元最主要的军事将领扩廓帖木儿。在军事上，朱元璋试图以有效的防御和必要的打击，促使元主和扩廓帖木儿停战，终止敌对的军事行动，以战促降。这就是为什么朱元璋在打了胜仗之后，很快就停止军事行动，对被俘的元朝大臣武将，多方拉拢引诱。

这个时候的蒙汉关系，更像是两个对立的政权，都对外宣称代表中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代表。胜利的明朝，千方百计地要将北元拉入朝贡制度，只要北元承认明朝是宗主国，自己是朝贡国，明朝可以立刻放弃双方之间的敌对关系。

然而，失败的元朝，虽然让出了中原大地，但仍奢望有一天能反攻回来。如果现在对明朝进行朝贡，承认是宗主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岂不是永远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永远放弃了自己的合法地位，从此它只是中国的藩属。那些仍然忠于元朝的少数民族政权，也会纷纷倒戈，昔日的庞大帝国，不但失去了汉族地区，终将也会因为这一投降政策，失去所有的少数民族支持者，从此必然要一蹶不振。

北元小朝廷宁可一败再败，宁可四分五裂，也不肯放弃正统的旗号。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没有妥协的余地，只有军事上的对抗和政治上的僵持。只不过明朝说的是“请”，北元回答的是“不”。

不过，很多人认为这个时候，朱元璋对北元采取攻势战略，不仅仅是要大败蒙古军队，甚至要吞并蒙古草原。像《剑桥中国明代史》都有类似的观点，它说：“从外交意义上看很明显的是，朱元璋在1372年企图使自己成为整个元朝政治传统的继承人，即他既要继承游牧区，也要继承汉人聚居地区。可以这样认为，这是保护中国本部不受草原攻击的唯一办法。”

我一直认为这种说法未必靠得住！原因很简单，朱元璋不但要打军事仗，也是要打政治仗。打军事仗，是针对扩廓帖木儿；打政治仗，是针对元顺帝。如果朱元璋多次出兵蒙古的目的，是为了统一蒙古地区，是为了消灭这个小朝廷，那必然是以元顺帝为最终目标，打赢这场政治仗。但在朱元璋和徐达等人讨论、制定作战计划时，仅仅考虑的是扩廓帖木儿。

洪武三年（1370），经历过暂时挫折的扩廓帖木儿又逐渐恢复了元气。在兰州、定西一带，他对明朝的西北防务造成很大威胁，同时给元顺帝撑腰壮胆。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召集徐达等人商量对策，希望能在西北用兵，给扩廓帖木儿沉重打击。他任命徐达为征北大将军，在出兵之前，又开了一次御前军事会议。

朱元璋问诸将：元主迟留塞外，扩廓帖木儿近以孤军犯我兰州。其志欲侥幸尺寸之利，不灭不已。卿等出师当何先？两年多前，为了北伐中原，颠覆元朝的统治，朱元璋曾经召集徐达、常遇春等人开过一次军事会议。这两次会议讨论的进军问题，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www.daowen.com)

相同的是朱元璋主持会议的一贯态度，他似乎很喜欢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充分听取意见之后，定下最后的方案。不同的是，上次讨论的主要是进攻地点，是否攻打元大都问题；这次讨论的是打击对象，是打元顺帝，还是打扩廓帖木儿。

诸将的意图是集中优势兵力取元主，获胜后，失国的扩廓帖木儿则不战而降。但朱元璋定下兵分两路之策：主力由徐达率领，兵出潼关，自安定捣定西，进攻兵力强劲的扩廓帖木儿；偏师由李文忠率领，出居庸入大漠，攻战斗力较弱的元宗室。

战争进程和作战结果，《明史》上都有详细的记载，但值得后人回味的却是朱元璋对这次获胜的态度变化。

先说徐达一路的战况：北元军主力在定西沈儿峪遭到沉重打击，徐达部擒获郯王、文济王及国公、平章以下文武僚属一千八百六十余人，将士八万四千五百余人，马驼杂畜以万计。扩廓帖木儿仅挟妻子数人奔和林。

再看李文忠一路：徐达获胜一个月后，李文忠在野狐岭之战中同样获得大捷。他在进军途中，谍报人员捕获到消息：元顺帝刚刚去世，太子爱猷识里达腊才即位。李文忠趁着对方忙于内务，疏于外部防范，星夜兼程实施突袭。元新君虽然侥幸逃脱，但是俘获了他的儿子买的里八剌，暨后妃宫人诸王将相官属数百人，缴获的战利品无算，在随后的追击中，又先后降众五万余人。

从歼敌和降敌的人数看，徐达都超过李文忠许多，而且徐达所歼扩廓帖木儿部多精兵，李文忠所歼元主部，多非战斗人员。当时朱元璋召集御前军事会议，讨论的就是扩廓帖木儿扰边，因此才进军打仗，目的是要消弭他在西北的边患。现在由徐达达到了这一作战目的，无疑他立下了首功，哪怕是在围歼对方主力过程中，所部多有损失。但是在朱元璋眼里：“文忠功最！”

朱元璋之所以得出“偏心”的认识，之所以将李文忠的功劳居于徐达之上，可以理解为，他固然需要对北元的军事胜利，但更渴望实现政治愿望。李文忠虽然歼敌不多，但俘获了新元主的次子买的里八剌，有了这张牌，或许能达到招降北元的政治目标。朱元璋颁发平定大漠诏于天下，并遣使诏谕故元宗室部落臣民：如果倾心来归，他当效仿古之帝王，还其旧地，从事生养，华夷无间。

数月后，朱元璋派出使者，给新元主爱猷识里达腊送去一封信。信中的口气非常委婉，介绍了明朝招降的优待措施，他向新元主表示：你只要派遣使者朝贡，我可以让你安心地在明朝边境牧马，我可以成全你成为大漠地区的一邦之主，号令其他部落。朱元璋只要对北元作战获胜一次，他劝谕北元参加朝贡的热情就高涨一分。

朱元璋对北元的如意算盘，和徐达等前线将领所想，有着本质的差别。朱元璋对北元的基本政策是从政治出发，军事打击只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一旦北元派使臣来朝贡明朝，边境线上双方的和解，便成为他郑重的承诺。

徐达等人就完全不同了，他们是职业军人，军人的事业在战场。只要敌手存在一天，军人就要枕戈待旦，哪怕针对潜在的对手、潜在的威胁。不过，军人也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在获胜之后，往往流露出骄傲轻敌的情绪，那种浮躁的、急于求成的立功心情，很可能为下一步作战，埋下失败的伏笔。

一年多后，徐达代表诸多前方将领，主动向朱元璋请战，要求再次打击扩廓帖木儿。徐达说：现在国内形势已经安定，老百姓的生活也很平稳。在陛下的号召下，许多蒙古部落的人不断来降，只有扩廓帖木儿这员悍将，还在边境骚扰不停。根据侦察，他现在在和林一带活动。我愿意和前方诸将，率领一支军队，一鼓作气将他们彻底消灭。

朱元璋回复徐达说：扩廓帖木儿只是朔北走投无路的穷寇，灭亡是早晚的事情，现在是乌合之众逃亡到大漠，以死自卫。如果把他们逼急了，有可能逞困兽之斗，现在出兵时间不好，暂时放一放吧。

徐达和前方大将坚定地向朱元璋表示：扩廓帖木儿奸诈狡猾，只要他在，终究是大明边境的严重隐患；多少年来，他一直与大明为敌，侵略骚扰不断，前两年被我们击溃。现在趁他兵力不足，羽翼未丰，我们应该一鼓作气彻底消灭他，绝不能听之任之养痈为患，也只有趁着现在消灭他，才能永靖大漠。

扩廓帖木儿现在到底有多大的军事实力，还能经得起多少次军事打击，明军前线的统帅们，并没有掌握确切的答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洪武三年定西沈儿峪大捷后，徐达等对自己的攻坚能力，已经有了飘飘然的估计，而在“知彼”这个环节上，显然又低估了对手。这就是轻敌意识的表现。所谓“永靖大漠”，便成为前方将领的一厢情愿。

朱元璋最后同意出兵。无论是朱元璋还是徐达，谁都相信马上到来的这场战争，将只会是胜利，只是胜多胜少的问题。在大明阵营中，只有一个人还能保持谨慎态度，他就是朱元璋最重要的谋士刘基。刘基曾经多次告诫朱元璋：千万不可对扩廓帖木儿轻视。朱元璋也不曾轻视过扩廓帖木儿，所以当徐达表示只要带十万人马就足够的时候，朱元璋又谨慎地命令他再加上五万人马，而且要求兵分三路。

由于明朝大败而归，所以关于岭北之战的过程，史料总是遮遮掩掩。我们从《明史》人物传中，可以作管中窥豹式的了解。

《扩廓帖木儿传》：“逾年，太祖复遣大将军徐达、左副将军李文忠、征西将军冯胜将十五万众，分道出塞取扩廓。大将军至岭北，与扩廓遇，大败，死者数万人。刘基尝言与太祖曰：‘扩廓未可轻也。’至是帝思其言，谓晋王曰：‘吾用兵未尝败北。今诸将自请深入，败于和林，轻信无谋，致多杀士卒，不可不戒。’扩廓复攻雁门，命诸将严为之备，自是明军希出塞矣。”

《徐达传》：“五年复大发兵征扩廓。达以征虏大将军出中道，擢副将军李文忠出东道，征西将军冯胜出西道，各将五万骑出塞。达遣都督蓝玉击败扩廓于土剌河。扩廓与贺宗哲合兵力拒，达战不利，死者数万人。帝以达功大，弗问也。”

《李文忠传》：“以左副将军由东道北征，出居庸，趋和林，至口温，元人遁。进至胪朐河，令部将韩政等守辎重，而自帅大军，人赍二十日粮，疾驰至土剌河。元太师蛮子哈剌章悉众渡河，列骑以待。文忠引军薄之，敌稍却。至阿鲁浑河，敌来益众。文忠马中流矢，下马持短兵斗。指挥李荣以所乘马授文忠，而自夺敌马乘之。文忠得马，益殊死战，遂破敌，虏获万计。追奔至称海，敌兵复大集。文忠乃敛兵据险，椎牛飨士，纵所获马畜于野。敌疑有伏，稍稍引去。文忠亦引还，失故道。至桑哥儿麻，乏水，渴甚，祷于天。所乘马跑地，泉涌出，三军皆给，乃刑牲以祭。遂还。是役也，两军胜负相当，而宣宁侯曹良臣，指挥使周显、常荣、张耀俱战死，以故赏不行。”

《冯胜传》：“扩廓在和林，数扰边。帝患之，大发兵三道出塞。命胜为征西将军，帅副将军陈德、傅友德等出西道，取甘肃。至兰州，友德以骁骑前驱，再败元兵，胜复败之扫林山。至甘肃，元将上都驴迎降。至亦集乃路，守将卜颜帖木儿亦降。次别笃山，岐王朵儿只班遁去，追获其平章长加奴等二十七人马驼牛羊十余万。是役也，大将军达军不利，左副将军文忠杀伤相当，独胜斩获甚众，全师而还。会有言其私匿驼马者，赏不行。”

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质量上乘而得到好评，但对岭北之战这样重大的战争，所述内容却多有舛漏。

例如，这场战争原本是在徐达等将领的坚决要求下发动的，但在《冯胜传》中却写成“帝患之”，好像是朱元璋对扩廓帖木儿的侵扰产生了担忧，所以发动了这场战争。

再如《徐达传》中所写，明朝的三路大军各统率五万人马出征。这样用兵作战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徐达所部是主力，攻击扩廓帖木儿的重任落在这支部队的身上。如果是以徐达的五万人马来进攻扩廓帖木儿的十万人马，在地形不熟悉、后勤补给困难的情况下，徐达很难有获胜把握。而实际上冯胜所部只是协同配合主力作战，跑到甘肃的河西走廊一带去牵制敌人，相机采取行动，承担的作战任务很有限。他统辖的兵力可能只有两三万，而徐达所部至少占了全部兵力的一半。所谓十五万，绝不是各统辖五万，而是所有人数的总和。

还有，在双方最初的接触战中，明军曾击溃过北元的先头部队。其实，这也只是明朝在战败的情况下，为了挽回颜面，尽可能夸大自己的战果。所谓蓝玉在土剌河击败扩廓帖木儿，都是扩廓帖木儿为了寻找有利的战机，故意投放的诱饵，希望进一步造成明朝的骄傲和轻敌情绪，将对手诱入自己的埋伏圈。

这场战争在时间、地点等方面也记载得非常凌乱。例如，徐达部是应该最先出发的，当他到达土剌河后，击败了扩廓帖木儿的诱兵，紧接着赶到岭北，被扩廓帖木儿的优势兵力击败，损失数万人。数日后，李文忠才赶到土剌河，他的位置在徐达行军路线的东侧，他难道不知道自己所依赖的主力，已经遭到彻底的失败？这几天中难道没有接到溃兵的报告？自己在没有援手的情况下，怎么敢轻装上阵，而且还打算用自己有限的兵力，将对手包围一举全歼？

实际上，扩廓帖木儿也不可能兵分三路，分别迎击明朝的三路大军，他不可能有这样大的本钱，更像是集中优势兵力，先彻底打败徐达，然后再击溃李文忠，冯胜之所以没有打败仗，是因为他没有碰到北元军队的主力。

因为明军在岭北之战中遭到严重失败，所以他们在记载这场战争的时候含糊其辞，根据现存明朝初年的一些史料，已很难看出这场战争的详细经过。换而言之，这场战争的谜团，不是把几路大军的作战过程进行简单叠加就能解释清楚的。

不管怎么说，针对扩廓帖木儿的岭北之战，是以明军的失败而告终。朱元璋除了懊悔之外，还要在战略方针上进行大的变动。

所谓补救措施，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是敛兵守塞，因此《扩廓帖木儿传》中评价“明军自是希出塞矣”，的确是客观描述了明军在随后十多年中对北元的用兵动向。

明朝的治国理念，已经植根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之中，儒家的意识形态为一个理想化的天朝大国，绘制了上尊下卑、闭关自守、男耕女织的治世蓝图。明朝只要对内能维护小农经济的平稳运行，保持朱家王朝的长治久安，对外网罗一些忠心耿耿的朝贡国，彰显出皇权的威仪，能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对他来说就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