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王朝的外交设计

朝贡制度，是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的对外交往政策，通常被解释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由于中国长期在东亚一枝独秀，因此便洋洋自得于自身独特的经济、文化和自然优势。这种优势心理，使它在处理对外关系和边疆问题时，要求它们的君主必须承认中国皇帝高高在上的地位，外族王公要以三跪九叩之礼和进贡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中国皇帝的崇敬和服从。从先秦到明清，这种朝贡制度不但存在于双边的实际交往之中，还存在于繁文缛节的仪式和日益复杂的机构之中。它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深处，从世界范围着眼，体现出独特的东方性格。

朝贡外交，与其说存在于中国历史的长河之中，不如说它是中华民族对外交往的理念和心态，不如说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它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程度上建立的理想神话，引导着中国的皇权走向高高的神殿。而真正要将这一神话推向顶峰的，就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朱元璋选择朝贡外交，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往来，当然是从全方位考虑的。他曾经向暹罗国王夸耀说：我自即位以来向各国派遣使者，所经历的国家中，亲眼目睹的有36个，声闻于耳的有31个。这些国家风俗迥异，大国有18个，小邦达149个。

中国选择了朝贡制度来推进对外交往，对一些外国君主来说也很重要，他们多是从经济角度，考虑到朝贡外交所能带来的实惠。朝贡制度有时也被称为朝贡贸易制度，这是因为在外国王公加入中国朝贡体系时，贸易在其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有活动都离不开经济因素，外国的君主不会平白无故地远涉千里，来给中国皇帝叩头请安，表示忠诚。通常的情况是外国君主前来觐见时，必须携带一些当地的土产物资，而中国皇帝不但要全程免费接待，而且还要回赐大量的物品，价值则要超过进贡品五倍、十倍，甚至更多，回赐品给少了，还会招致对方的不满甚至引起纠纷。在整个朝贡活动中，外国君王追求的是高额回报，而中国皇帝决不会将经济要求作为追求的目的，它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那么，中国皇帝推动朝贡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呢？

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一是中外之间的互动因素，二是朝贡对中国内部的影响。所谓中外之间的互动因素，就是朝廷要通过这种高支出的贸易方式，达到经济上的笼络或者威慑，这是中原政权出于安全上的稳定和不受侵扰所采取的一种政策。一旦国外君王不臣服不听话，就通过停止朝贡贸易来制裁。所谓对内作用，则是中国皇帝要在朝贡贸易中得到他对内统治的权威。

在中国，权威是十分重要的统治工具，而朝贡能够借用外力的影响，产生统治国内百姓的权威。我们常引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盛世王朝进行朝贡的形象表现。这句话说明在朝贡活动中，有很强的道德感化力，是因为中国皇帝治理国家井井有条，繁荣昌盛，自觉地吸引四野八荒的远人，主动前来归顺和臣服。在这样一种盛世时代的道德感召下，来自五湖四海的远人，不都是皇帝的恭顺子民么？任何一处土地，不都是其乐融融的乐土，分享着中国皇帝所散布的阳光雨露么？这种统治的模式和境界正是朱元璋所希望的。(www.daowen.com)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治国之术，追求政权在政治上的合法性、正统性和道德感。好皇帝总要有授命于天，替天行道的正义感，总要有崇高的道德内涵，否则无法感化臣民。那些开疆扩土、赳赳武夫式的君王，历来不受后继者的垂青。不远万里而来的外国君王向中国皇帝臣服，不正如同众星拱月，凸显出皇权的合法与正统，是皇权道德归属的重要标志么？因此在朝贡外交中，贸易赏赐是外国君主追求的目标，而对中国皇帝来说，它要服从和服务于政治目的，多花一点钱不算什么。如果宫殿之上时常能见到远人祝福，不正是说明宾服于皇朝统治的盛世伟业之中么？皇帝的盛名广布四海，才能招致他们前来，相反，如果宫廷寂寥，四海远人都不承认皇朝统治的合法性，将来又有什么威信能驱使国内百姓臣服呢？出于这样的政治目的，才使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在礼仪方面精心安排，不遗余力。

但是，中国一方面热衷于朝贡外交，诏谕外国君王前来；另一方面又限制外国人利用朝贡频繁进入中国。道理很明显，朝贡外交在经济上是厚往薄来，国家支出远远多于收入，如果来往太多太频繁，国内经济承担不起，因此又附加了各种限制条件。以明朝为例，海外朝贡国只有遵守朝廷的各种限制，如派多少人前来，携带多少东西，走什么路线等，只有在满足了皇权合法性、正统性需要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厚往薄来的贸易交流。如果海外朝贡国频繁突破朝廷的限制，势必会打破朝贡体系下的政治需求和贸易输出的平衡。如果这种平衡屡被打破，乃至最后无法承受时，必然会增加整个王朝的保守情绪。

有人这样评价道：传统的朝贡体系绝不是意味着积极主动的国际关系。它之所以长期存在，无非是鼓励官方小规模的对外交往，为帝国的保守防御政策发挥作用，同时满足一些外国统治者和中国商人的贸易需要。

朱元璋登极之后，立即着手规划皇朝对外交往的宏伟蓝图。在他看来，明朝的对外关系将再现上古时代的辉煌传统。洪武元年（1368），派遣特使前往周边几个国家，宣布一个新皇朝的诞生，要求诸国向新朝廷朝贡。例如在洪武元年十二月，朱元璋派遣使者诏谕邻国安南，宣布由明朝继承大统，在对外关系中奉行朝贡贸易政策。在争取到安南、占城、高丽等周边国家对明朝奉行朝贡交往后，他又不遗余力地招徕现在位于东南亚、南亚的西洋诸番；还有人推测，朱元璋曾派使者到达欧洲，极力扩大推广朝贡外交。

明朝建立的朝贡外交具有纵向、横向交叉的特点，纵向规定的是朝贡国与明朝交往的方式、周期、规格等，横向是要协调周边诸国的矛盾冲突，达到内外上下多方位的和谐。明朝的对外关系明显表现在不以武力干涉他国，远不似元代的蒙古政权，自恃强大东征西讨。只要朝贡国不以武力进犯和抢掠，中国绝不对它们强加武力；当朝贡国之间出现矛盾冲突时，也不以武力支持一方，总是在接到调解请求后，以宗主国的身份主持和解弭兵。朱元璋对朝贡国通常采用的是商量劝诱的口吻。

朱元璋提出和平外交理念，不仅仅是说给自己听的，甚至对子孙后代也有所规定。对于如何处理本朝与番国的关系，他曾经以《皇明祖训》的形式告诫后代：四方番国，都是限山蹈海，远在一隅。得到他们的土地，不足以获得丰富的物产，役使他们的人民，往往由于不服闹起矛盾。如果他们前来扰边，那是他们不自量力。既然他们力量弱小，不能为患中国，那么我们轻易讨伐，也是不祥的预兆。我担心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害人害己，切记不可。朱元璋理想中的外交模式，其实是奉行朝贡制度的大国和平外交。后来周边的许多小国都开始遵从这一模式，而朱元璋试图将朝贡外交贯彻到蒙古草原上的北元政权时，他碰到的不是欣然接受，也不是冷遇，而是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