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空印案，首先还得从空印这两个字说起。

明朝继承元朝的国家财政统计政策，有一个固定的流程——逐级向上汇报。州、县的统计部门将数字上报布政使司（即元朝的行省，一级行政机构），布政使司汇总之后再派审计专员赴京城，将地方的财政收支账目向全国最高财政机关——户部汇报。户部接到所有的统计数字之后，进行严密细致的审核统计。钱谷统计数字精确到分、毫、升、合，按今天的话说就是精确到小数点以后三、四个数字。

户部审核的结果必须是府县与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与户部之间做到毫厘不差。一旦发现不合，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数字偏差，比如万分之三与万分之四，就必须将统计表册驳还给布政使司和府县，重新填写后，盖上原来的机关印信，再送交户部核审。这本来就无可厚非，不行重新来呗！问题来了，像浙江布政使司跟南京距离不过五百里，江西布政使司到南京也不过千余里，马儿跑的快，一两天就到了。但是像云南布政使司到南京的直线距离就有三千五百里，实际路程五六千里，马儿要跑一个月，来回就得两三个月。为了一个印信，折腾来折腾去，实在是活着受罪。

为了避免户部吹毛求疵的挑剔，各布政使司在进京汇报之前，除了携带已经填好的统计表册之外，另有备胎——盖上原机关印信的空白表册，这就是所谓的空印。如此一来，一旦户部统计出来数字不合，地方的审计人员只要在盖过官印的空白表册上重填就行了。省时又省力，效率大大提高。也有人认为，钱粮在运往京城的途中难免有些损耗，户部接收后的统计数字肯定有差异，至于差异多少无法预测，只能等户部申报时再填写在空印表册上。而且空印表册盖的都是骑缝印，根本无法挪用其他地方去，所以户部也乐观其成，我只要一个统计数字，其余的都不理不问。

这个空印备胎自元代以来就存在，一直使用了上百年，大家都觉得挺方便，明朝建立以后就作为惯例，一直沿用下来。空印的潜规则朝廷上上下下无不知晓，除了一个朱元璋。而在建国初期，朱元璋因为事务繁多，既要杀忠臣又要追杀残元势力，忙得晕头转向，无暇去过问户部的事。

但是到了公元1376年夏的某一天，当时全国的反腐反贪运动正搞得热火朝天。朱元璋突然心血来潮，让户部把那些钱谷表册都搬来翻翻。不翻不打紧，一翻就摊上了大事了。朱元璋是个很精细的人，马上就发现了空印。至于怎么发现的，不得而知。可能是用空印重填的表册色泽不同，或者是地方审计人员在表册中混杂了一两张空印，也有可能户部的人不经意提起。总之，世界上没有密不透风的墙，朱元璋知道了这个公开的秘密，立即引发他的警惕，这是明目张胆的贪污腐败！一旦户部与布政使司相互勾结，徇私舞弊，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行贪污冒领之事。

朱元璋迅速作出反应，当即下令严办，把赴京的地方审计专员全部抓来，彻查他们手中的空印表册。有一位浙江的审计人员辩护说，自元朝以来就有空印的事！朱元璋勃然大怒，大元帝国就是这样被搞垮的！

紧接着，朱元璋趁热打铁，扩大打击面，借机狠整那些不听话的官员。上至户部尚书王博，下至全国的十三个布政司、一千五百余个州、府、县大大小小的官员，不分良莠，全部冠上欺君罪名，加以惩处。凡是掌管机关大印的一律处死，其副职杖责一百，流配远方。朱元璋脸上杀气腾腾，这时候右丞相胡惟庸也是麻烦不断，左丞相李善长、左都御史汪广洋、右都御史陈宁等都不敢进谏。空印案遂一发而不可收拾。

是年九月底，发生了星变，令本已黑云压顶的南京城更增添了几分恐怖的色彩。朱元璋认为这是老天在警告他，就下诏求上言，指出皇帝的过错。有个叫叶伯巨的平遥儒学训导，趁机上了一折《万言书》，痛陈朝廷存在三大弊端：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急。

不料朱元璋读后气得呼呼大叫，这小子是在借空印一事含沙射影，离间我的骨肉，速速逮来，我要亲手射死他！结果叶伯巨被抓到南京，投入大牢，受尽折磨，活活饿死。

再之后，有一个多嘴的读书人叫郑士利。他的哥哥郑士元生性耿直而且很有才华，官居湖广按察使佥事。荆襄驻军经常抢掠妇女，那些当官的都不敢吭声，只有一个郑士元跑去跟将领理论，要求他们无条件释放被掳掠的妇女。空印案起，郑士元受到牵连，进了监狱。郑士利摇头叹息，皇帝不知道，空印案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罪恶，只是没人提醒而已。如果有人劝谏，以皇帝的圣明，很快就会领悟的。恰逢星变，朱元璋求直言。郑士利大喜，可以啦！正要准备上书言事，既而看到诏书中有句话，“有假公言私者，罪。”郑士利说，我想说的，是皇帝滥杀那些无罪的人。我的哥哥不是掌管印信的负责人，本来就应该无罪释放。等哥哥杖罚之后出狱，我再说几句公道话，虽死无憾！

不久，郑士元出狱了。郑士利精神抖擞，大笔一挥，洋洋洒洒数千言，说了好几件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评论空印案，为那些受空印案牵连的人辩护。郑士元的观点有四条：

第一，空印无用论。郑士利一厢情愿地认为，朱元璋之所以严惩那些使用空印表册的官员，是担心他们挪用空印表册，坑害老百姓。但是空印表册是两张纸盖上骑缝印，根本无法用来为非作歹，所以皇帝的担忧是多余的。

第二，空印无罪论。钱、粮的数额，一定要州县跟布政使司相符、布政使司跟户部相符，最终的数额要等户部核实后才知道。要是死板按照规定，数额有误差，得跑回原地敲上大印之后再回户部交差。可有的州县、布政使司距离户部有五六千里之遥，来回一趟少则数月多则一年半载的。所以备份个空印表册，只是权宜之计而已，自古以来就这样的，怎么算犯了大罪呢？

第三，空印无法论。国家确立一部法律，先得把法律制定出来，公示天下，做到人人皆知，有法可依。如果知法犯法，那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大明律令千万条，没有一条涉及到空印罪。有关部门沿袭前朝惯例，那是墨守成规。现在突然间要对空印使用者大开杀戒，岂不是无法乱究吗？怎么让老百姓心服口服？

第四，人才非草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家培养一个人才非常不容易，那些清官廉吏的头颅可不是荒原上的野草，割了可以再长出来。就因为这小小的空印案，杀掉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皇帝难道就不心痛吗？

奏疏写好之后，郑士利独自关在旅舍里哭了好几天，郑士元的儿子很奇怪，叔叔哭什么呢？郑士利说，我想给皇帝说几句贴心话，必将激怒皇帝引来杀身之祸。但是死了一个郑士利，救了无数的好官，我死而无憾！于是进京献上奏疏。

朱元璋看了奏疏，果然大怒，责问郑士利，你背后的主谋是谁？郑士利笑着说，看看奏疏就知道，我一心为国为民，早已料到难逃一死，哪来的什么背后主谋？

结果自找麻烦的郑士利跟着已经出狱的哥哥郑士元一同被罚到江浦去做苦工。朱元璋受到郑士利奏疏的刺激，更是杀红了眼，将卷入空印案数百人全部杀戮，无一幸免。

在空印案中被处罚的官员除了布政使司属下的地方官，还有按察使司的监察官，其中也不乏清廉刚正的官员楷模。如济宁知府方克勤，他儿子方孝孺是个大文学家，后来因为拒绝为发动靖难之役的朱棣拟写即位诏书被杀。方克勤在任职期间生活异常节俭，一件破旧的布袍要穿上十年，一天三餐，只有一餐吃肉。方克勤做了三年济宁知府，境内户口增加了好几倍，全县都丰衣足食，颇受老百姓的拥戴，甚至唱歌来讴颂他。也因为清廉受到朱元璋的召见和表彰，但在空印案中还是难逃一劫。(www.daowen.com)

朱元璋之所以要发疯似的搞出一个空印案，其初衷是要从空印案中揪出一两个贪腐分子做典型，但是大闹了两三个月，没有发现什么贪污的大案要案，只有数百个官员悲惨地倒在血泊之中。至于他们是否无辜，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被杀的官员至少都犯下了欺君罔上之罪。朱元璋痛下杀手，严肃处理涉案人员，堵住了一个巨大的财务漏洞，将贪腐的风险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下。九年之后爆出的户部侍郎郭恒特大贪污案，证明了朱元璋的未雨绸缪是无比英明的。

郭恒是山东东平人，公元1372年被任命为山西按察司佥事。四年之后发生了空印案，郭恒似乎受到了牵连。又四年，发生了惊天动地的胡惟庸案。再过了四年（公元1384年）朱元璋把郭恒调到中央，任命他做试户部右侍郎，不久又试尚书主户部，也就是暂代财政总长。朱元璋似乎觉察到郭恒有点不对劲，第二年（1385年）正月提拔山东左布政使徐铎为户部尚书，郭恒降为户部右侍郎，充任徐铎的副手。

是年二月，大明的开国第一功臣徐达在北平病逝，这个徐元老也是燕王朱棣的泰山。或许是在徐达追悼会期间有人爆料，北平有高官与户部右侍郎郭恒狼狈为奸，舞弊营私。于是朱元璋暗中下令秘密调查。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上书揭发郭恒勾结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李或与提刑按察使司赵全德，大肆侵吞秋粮。郭恒在试尚书主户部任职时，浙西秋粮共四百五十万石，由他经手。但是郭恒仅仅上缴六十万石粮食和八十万锭白银，合计二百六十万石粮食，其余的一百九十万石被郭恒及其他的地方官鲸吞了。

朱元璋大为震惊，几年前空印案搞得沸沸扬扬，就是担心户部与地方官员相勾结，干下贪赃枉法之事。立即成立由审刑司右审刑吴庸牵头的秋粮案专案小组，对郭恒、李或、赵全德等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更令朱元璋暴跳如雷，案子越闹越大，蛀虫越挖越多。六部除了吏部，各部几乎都有高官被查出有严重的经济问题，户部三个侍郎郭恒、胡益、王道亨，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志德等等。

接着朱元璋按照那些贪官的口供顺藤摸瓜，准备在北平大搞一场，把燕王朱棣身边的人马清除干净。但是事与愿违，案中案主要集中在京畿附近的江浙地区。

最后公布出来郭恒案罪状是这样的：

经手浙西秋粮四百五十万石，但郭恒上交国库仅六十万石、钞银八十万锭，折算可抵二百余万石。其余一百九十万石未上缴国库。

伙同地方官黄文通、奸吏边源等私分浙西四府钞五十万贯。

伙同地方官张钦私分应天等五府州、县数十万的夏税、秋粮。

伙同承运库官范朝宗偷盗金银。（承运库储存金银、宝玉、布匹等物资，属户部管辖。）

伙同广惠库官张裕挪用钞六百万贯。（广惠库储存钞票，相当于今天的央行，属户部管辖。）

巧立名目，私自征收鱼盐税、水脚钱、口食钱、库子钱、神佛钱等赋税。

以上赃数合计精粮二千四百余万石，相当于大明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这个天文数字骇人听闻，朱元璋打死也不信，因此公布出来的赃数只有七百万石。追赃又牵连到全国各地的大地主、大官僚，中产阶级因而破产的不计其数。

郭恒案涉案赃额之多，牵扯面之广，极为罕见。朱元璋因极度愤怒几乎失去理性，下诏将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全部处死。兵部侍郎王志被查出贪污钞二十二万贯，临刑前朱元璋问他，你怎么贪这么多？王志回答，财迷心窍，我看到白花花的银子就忘记了皇帝！朱元璋又问，那现在呢？王志叭叭掉眼泪，“臣临刑方觉悔不及矣！”——一句话道出了古往今来所有贪腐分子在接受正义的审判时，那种悔之不及的心态。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各省官吏死于狱中达数万人以上。其中也有不少官员蒙受不白之冤，而追赃又造成全国的骚动。朱元璋为了平息民怨，最后将主审官吴庸处死。

此案令朱元璋痛心不已，怒斥郭恒说，“呜呼！古今贪有若是乎！郭桓不才，乃敢如是，其中所分入己者几何，罪及同谋愚顽者，生死纪必枚焉，空仓廪，乏府库，皆郭桓为之。”——无法无天！我朱重八自娘胎出来就没有见过这么贪婪的官员！郭恒一个小小的户部右侍郎，就如此胆大妄为。他贪污多少，连累那些愚蠢的不法分子，都将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掏空国库、扰乱经济，都是郭恒的所作所为。

郭恒案结案后，朱元璋发现那些贪官污吏作案的最主要手段就是涂改账目，将汉字小写数字如“一二三”等等，增添笔画加以改动，以达到鱼目混珠的目的。为了堵塞这一漏洞，朱元璋发明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将汉字小写数字全部改为大写数字，这一账册记录改革一直沿用到今天，对反贪反腐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朱元璋执行“重典治吏”的政策，不断地将反贪反腐斗争扩大化，空印案、胡惟庸案、郭恒案、蓝玉案这四大案，官员被杀的将近十万人，导致了紧张和恐怖的政治氛围。在朱元璋时代，官吏薪酬、待遇之低，实在有点离谱。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都感叹道，“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正一品官员俸禄每月87石米，七品县令的俸禄只有一品的十二分之一，每月7.5石米（约人民币2200元）。再加上发放俸禄时，执行“钞俸折色”，七扣八扣之后更低了。

在那个时期当官，不再是香饽饽。伴君如伴虎，一整天都提心吊胆的，几乎是活受罪，因而出现了拒绝当官的奇特现象。上海文人郁惟正被征诏入朝为官时，在朱元璋面前装疯卖傻，唱道“上海八都郁惟正，见患四肢风湿病。皇帝若还可怜见，饶了这条穷性命。”甚至有的读书人为了逃避当官，断指自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