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末农民战争之中，濠州郭子兴的红巾军中有个位奇特的部将——朱元璋。此人是标准定义上的矮矬穷，相貌丑陋，一张月牙铲形的脸人见人憎恶。十七岁时淮北大旱，朱元璋的父母、长兄相继而去，为了活命，朱元璋只好剃发入皇觉寺做和尚。此后又四处流浪乞讨了七八年，二十五岁弃僧从军，参加郭子兴的红巾军，投身于可歌可泣的抗元战争，从此开始了奋斗与辉煌的传奇一生。二十九岁时成了红巾军的核心人物，三十四岁被奉为吴国公，四十一岁时称帝，他就是明太祖，开创了大明帝国。

由于经历了与众不同的苦难与惨痛史，朱元璋有其独特的人生体会。他亲眼目睹了元朝末年土豪劣绅肆意盘剥百姓，所以朱元璋称帝之后，与贪官污吏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三番五次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贪反腐运动，大有不把贪腐分子赶尽杀绝誓不罢休之势。朱元璋反贪反腐的手段花样之多，用刑之惨，也是前所未见。

朱元璋多次颁发劝诫官吏的反腐诏令和文书，甚至亲自编写反腐教材，对全体官员进行洗脑教育，力图从根源上杜绝贪腐现象的产生。

朱元璋称帝后第二年开始，为了巩固皇权，训诫后世子孙，确保大明王朝长治久安，朱元璋不厌其烦地颁发了《皇明祖训》、《臣诫录》、《醒贪简要录》、《彰善瘅恶录》等文书和诰谕，详细阐述了朱元璋的“荣辱观”。他还亲自担任主编，从全国刑事案件中挑选出上万例有教育意义的官民案列，汇编成一系列惩贪反腐的通用读本——《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及《大诰武臣》。

朱元璋下诏，无论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必须做到人手一册，而且还要认真研读、深刻领会朝廷的惩腐精神。这些惩贪反腐的读本甚至还具备了赎罪的功能，“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家中的书柜上如果有摆设这样书，以后你犯了法可以减免一等刑罚，要是没有，以后犯了法，那就罪加一等。如此的要求简直就是偏执狂。

不但如此，朱元璋还把《大明律》和《大诰》四部系列作为各级学校的必修课程，甚至连最偏僻的贫穷山村也要设置师塾进行传授，使得全体国民，上至皇室贵族下至挑担脚夫都要接受惩贪反腐教育。而且还与儒家经典一道，列入科举选拔考试的内容。你想当官从政，首先必须熟读这些反腐教科书，做到倒背如流，确立做一个好官、清官、德官的思想。

朱元璋还别出心裁，举行《大诰》诵读比赛。一时间，大街小巷、田野路边，人人手里都捧着一本《大诰》，如饥似渴地讲读着，那种情形就好像狂热的基督教徒们日夜不息地颂呼上帝。经过三十年的推广宣传，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诵读热潮。到了公元1397年，民众对诵读《大诰》热情高涨，竟然有十九万三千三百人手捧《大诰》挤进京城，发疯似地讲读，如此的盛景绝对是空前绝后的。

朱元璋吸取元朝因“法度日驰、纪纲不振、主荒臣专、威福下移”而导致覆亡的教训，即位之后大力加强基层公民道德教育，重建封建礼教秩序。公元1372年朱元璋规定，全国各地都要建立申明亭，境内官民犯法，都要在申明亭上书写，将其曝光，以示惩劝。

当然，单纯依赖洗脑和政治思想教育是无法达到惩贪反腐的目的。总有一些满脑子都是金钱、完全把礼义廉耻抛在一旁的贪腐分子，决不会因为你的苦口婆心就悬崖勒马、改邪归正的。为了让缸里的水保持新鲜清洁，必须毫不留情地扔掉那些死臭的鱼。

朱元璋决心痛下杀手，向那些死不悔改的贪腐分子开战。这样的战争将旷日持久，比当年打一代枭雄陈友谅还要艰辛百倍。

朱元璋认为，虽然大明王朝建立了，但是元朝末年贪腐横行之风不会在一夜之间就消失的。“治乱世用重刑”，这是千百年来颠扑不破的原理。《大诰》系列编撰的目的除了对全民进行洗脑之外，还对法外用刑进行辩护，使之合法化。《大诰》系列从头到尾都是惨无人道的严刑酷法，其残忍程度超过武则天时代两大酷吏来俊臣、索元礼合编的刑讯逼供教科书——《罗织经》。像什么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挑筋去膝盖、断手、斩趾、刖足、枷令、常号枷令、枷项游历、重刑迁、充军、阉割为奴等，使得汉初以来已经消失了一千五百年的反人类肉刑重现人间。

最令贪官污吏心惊肉跳的是，朱元璋独创了一种“剥皮揎草”之刑，规定贪污赃款超过白银六十两的，押往府县衙门左边的土地神庙，那儿有座“剥皮亭”，将他的人皮完整地剥下来，晒干做成囊袋状，填充干稻草之后悬挂在官府公座的两旁，让继任者触目惊心，再也不敢胡作非为。

第一个享受“剥皮揎草”这一最高待遇的据说是开国功臣永嘉侯朱亮祖的儿子—府军卫指挥使朱暹。朱亮祖本是元军悍将，后来被朱元璋擒获。朱元璋怜惜朱亮祖的勇猛，赏他大把银子又给官做。但是朱亮祖身在曹营心在汉，偷偷跑回元军，继续与朱元璋为敌，不久又被擒获。朱元璋问，现在有话说吗？朱亮祖感动不已，发誓说“生则尽力，死则死耳！”从此成了朱元璋的死忠，跟随他南征北战，屡立殊功，被赐封为永嘉侯，公元1379年出镇广东。(www.daowen.com)

朱亮祖仗着自己英勇善战，功勋卓著开始在地方恣意妄为，累犯不法。但是居功自傲的朱亮祖很快就碰到硬钉子——番禺知县道同。这个道同是个大孝子，当时的番禺黑道白道各种恶势力横行，尤其是驻军部队更加霸道，经常无故鞭打县衙门的官员，谁做知县都得吃不了兜着走，故而号称“烦剧”。道同上任之后，以硬碰硬，凡是无理取闹的一律严惩不贷，地方百姓这才安宁下来。

朱亮祖派人去找道同，恩威并用，就是想把他哄得服服帖帖。但是利诱也好，威胁也好，道同根本就不为所动。番禺城内有几十个土豪强行贱价收购市场上的珍奇宝物，主人稍作反抗，就遭到豪强们的报复。道同不胜其忿，把土豪的头头抓起来，锁上铁链，拉去游街示众。其他的土豪们见势不妙，纷纷向朱亮祖行贿，请他当保护伞，出面把事情摆平。

朱亮祖就宴请道同，好酒好肉款待，为那些土豪说话，并要求道同立即放人。道同严词拒绝，还责问朱亮祖，你身为朝廷大臣，怎么反而被小人所用？朱亮祖恼羞成怒，派几个士兵冲到街上，弄坏铁链，把那些罪犯都放了。从此公开撕破脸，跟道同势不两立，双方屡屡爆发正面冲突。

有个大富豪跟朱亮祖结为姻亲，他的几个兄弟仗恃欺人，气焰非常嚣张。道同毫不畏惧，又把他们全部抓起来，准备法办。朱亮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派部下冲击府衙，将那些人犯通通劫走。道同无奈之下，只好上书奏报朝廷。但是朱亮祖恶人先告状，抢在道同之前，在朱元璋面前诬告道同，说他傲慢无礼，蔑视皇权。朱元璋一向很宠信朱亮祖，头脑一时发热，派遣使者到广东去，将道同就地处决。没等使者走多远，道同的奏疏就来了。朱元璋这才如梦初醒，像道同这样身卑不忘法，敢于同权贵势力做斗争，是个很有骨气的人物，堪可大用！又急忙派使者到广东去赦免道同，可惜晚了一步，道同已被处死。

这下惹毛了朱元璋，这个猪头竟然连我也耍了。第二年九月，把朱亮祖及其子朱暹召到南京城。一见到他们，朱元璋不说半句废话，立即让侍卫将朱亮祖父子活活鞭死。处决他们犹不能解朱元璋心中之气，又下令剥了朱暹的人皮，塞进干草，做成贪官实体标本，高悬在番禹县署衙，供官吏参观，以儆效尤。

朱亮祖案件之后，朱元璋越发认识到反腐的重要性。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朱元璋又不断将反腐运动扩大化，走全民反腐之路，鼓动老百姓起来造反。允许群众从小门、旁门冲击府衙，将那些贪官污吏捆绑送京，交给朝廷审判，开创了群众批斗官员的历史先河。朱元璋出身于贫农，深知民告官的艰辛，于是又给那些绑官进京告状的农民大开绿灯。朱元璋下诏告示，妨碍群众批斗贪官，就等同于违抗朝廷命令，罪不容赦。即使那些农民身上没有任何通行许可文书，各大关口也要放行，不得擅自阻拦。“其正官首领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拦者，其家族诛。”

在朱元璋的支持乃至于激励之下，大明帝国反贪反腐的声浪滔天，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群众批斗贪官的狂潮。时势造英雄，一个憨厚老实的庄稼汉陈寿六大无畏地冲向风口浪尖，名垂千古，成为大明第一农民。

陈寿六是常熟县人，该县有个无恶不作的官员叫顾英，他盘剥百姓，搜刮民财，无法无天。被欺压的大都忍气吞声，甚至连反抗的念头也不敢有。但是顾英很快就倒霉了，因为他遇到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陈寿六。

陈寿六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全家赖以活命的口粮全被顾英这个恶霸掠走了，甚至连明年的种粮也没有留下半粒。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陈寿六和他的弟弟、外甥三人，手里各拿着一把红皮书《大诰》，从旁门冲进常熟县府，揪住顾英，暴打之后捆成一个粽子，扭送到南京。一路上陈寿六三人高举《大诰》，口呼万岁。所经之处，各级官员吓得口呆目瞪，谁也不敢冒着族诛的风险加以拦截。就这样，陈寿六沿途畅通无阻，犹如刮过一阵风，迅速抵达南京城。

如此破天荒的进京运动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更兴奋的还在后头。陈寿六受到了最高统治者——朱元璋的亲切接见，朱元璋似乎在他的身上看出了自己当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无畏精神。不但没有责问陈寿六以下犯上、以民犯官，反而赏赐陈寿六钞三十锭，三人各衣服两件，还免除了三年的杂役。

但是事情还没完，为了推广陈寿六这种批斗贪官的方式，朱元璋下诏褒奖，并严正警告地方官员，胆敢打击报复陈寿六的，我就将他族诛！当然陈寿六借着皇命为非作歹，砸了我的招牌，也同样罪不容赦。但必须将他送到京城，由我亲自审理。最后朱元璋在诏书里发出感叹，“其陈寿六岂不伟哉！”——陈寿六是个好同志，一个伟大的好同志！

陈寿六成了只有朱元璋一人可以动的的御用农民，是朱元璋铁腕反腐的一个小缩影。对陈寿六的肯定与保护，让人看到朱元璋温馨似朝阳的一面，但透过两大要案——“空印案”、“郭桓案”，更让后人看到了他冷酷如寒冰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