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之后的宋仁宗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好皇帝，他宅心仁厚、宽容大度、勤勉俭朴，堪比历史上的开明君主汉文帝、唐太宗。

史书上称颂说，宋仁宗与生俱来就有“恭俭仁恕”的优点。一遇到水旱灾害，就在宫廷里整天向老天不停地祈祷，或者赤脚站在殿阶之下为民请愿。

宋仁宗非常俭约，即使参加隆重的宴会，穿的也只是那些洗了千百遍的旧衣裳。蚊帐、被褥都是那些粗糙的绸布制作而成。冬天不用火炉，夏天不打御扇。

一天晨练时，宋仁宗突然间告诉侍臣：昨晚我肚子饿得都睡不着觉，很想吃点烧烤的羊肉解解饥。侍臣说，皇上为什么不吱一声，奴才就给你送去？宋仁宗的回答感人肺腑：听说皇帝每一次索取什么东西，宫外天天都得储备一点。如此一来恐怕你们夜夜都要忙着宰羊宰牛，日子久了杀生也就多了。怎可不能忍一时之饥，就无休止地残害生命？

宋仁宗每次的私人宴会只有十来碟熟食。有人想讨好皇帝，就献上了号称“天下第一鲜”的蛤蜊。当时正值初秋，蛤蜊刚刚运进京城，宋仁宗似乎没吃过这玩意儿，问道：怎么有这东西？值多少钱啊？那人答说，每枚一千钱，一盒二十八枚。宋仁宗一听如此昂贵，大为不快，骂说：我屡屡告诫你们不可奢靡浪费，今天我一下筷子-就要吃掉两万八千钱，实在咽不下。说罢竟然放下筷子拒绝食用蛤蜊。

还有一次，有关部门想把被烧毁的玉清宫开辟成皇家花园，宋仁宗说，祖宗们留给我的花园已经够大够漂亮，再弄一个太浪费了。

宋仁宗也有好生之德，司法部门把可疑的死刑案件都呈送上去，经过宋仁宗亲自审断之后，每年均有千余名死刑犯活下来。吏部选拔人才，一旦跟死刑犯扯上关系，这辈子就休想升官了。为此宋仁宗经常告诉百官，我从来不用死字骂人，怎敢滥用死刑呢？

但宋仁宗的宽容是一把双刃剑，怜惜生命的同时，在反贪反腐上也是过于慈悲，甚至比老爹宋真宗更加软趴趴。宋真宗废去了弃市之刑，改行杖流海岛。到了宋仁宗手里，就连刺配、杖流也不常用，贪官污吏免受杖责、黥面的越来越多。如公元1030年，监翰林司、阁门副使郭承祐监守自盗，偷窃了御酒和饮食金器，依律当重惩。由于是舒王赵元祐（宋太宗次子）的女婿，所以宋仁宗法外开恩，做出了免刺字、除名，流配到岳州收容编管。

宋仁宗长达四十二年的统治期间，罕见发布严厉的反腐诏令，更多的是举官免责诏令。如公元1023年诏：“凡举官未改转而坐赃者，举主免劾。”——被举荐的官员如果贪赃枉法，免于荐举人的责任。

第二年，又诏：“举官己迁改而贪污者，举主以状闻，闻而不以实者坐之。”——举荐人应当主动揭发被举荐的官员贪赃枉法，但是上报不实的要按罪论处。这道诏令直截了当地告诉举荐人，不必为你举荐的官员操心。他的清廉与否跟你半毛关系都没有，万一举报不实，你还得坐牢呢。这简直是在为某些野心家树立朋党大开绿灯！

宋仁宗似乎觉得这样的举官免责还不够宽容，干脆在公元1045年明文下诏，“文武官己致仕而举官犯罪当连坐者，除之。”——被荐举的官员犯罪了，牵涉到荐举人理当连坐的。如果此时荐举人已经退休，就免于追究一切责任。

宋仁宗对贪腐分子最严厉的诏书是公元1029年发布的，“诏吏胥受赇毋用荫”。宋代当官有个好处，后世子孙可以沾上你的光得到荫补，也就是受到封赏或者免罪。如果你贪赃枉法了，就被剥夺了荫补的特权。

虽然贪腐分子虑及子孙，对这道诏书心存一定的忌惮，但是对那些持有“人生一世草生一秋，今朝有酒今日醉”腐败逻辑的大贪官们来说，根本就不具备威慑力。致使贪官污吏更加放纵，变本加厉地行不法之事。老百姓备受荼毒，困苦不堪，都在热切地盼望着统治阶层能够像开国之初的宋太祖、宋太宗那样，用最锋利的铡刀铡断每一个贪官污吏的狗头。无奈宋仁宗根本就听不进基层群众的呼声，依然是那样不瘟不火，把他的慈爱洒向每一个人的头上，也包括万人诅咒的贪官污吏。老百姓渐渐失望了，诉求无门，就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救世主身上。

于是一位叫包拯的人横空出世，顺应民心，成了传颂千古的青天大老爷。包拯传说是天上星宿下凡，故而长相出奇，满脸乌黑，人称包黑子。他二十九岁进士及第，宋仁宗让他去云南做大理评事兼知建昌县。当时包拯的双亲年事已高，就向宋仁宗提出，随便在老家合肥附近给他一个差使。宋仁宗就让他做个和州监税。和州离合肥不过两百里，于是包拯兴高采烈地跑回合肥老家，去见爹娘。但是爹娘怎么也不肯离开合肥，包拯没辙了，心一狠，索性不做官了。于是递上辞呈，回家侍奉年迈的双亲，这一侍奉就是十年，直到双亲过世。如此的孝心真是千古罕见，足以感天动地。

到了公元1037年，包拯快奔四了，又收拾包袱准备二次进京赶考。宋仁宗一瞧，这个包黑子还真是大孝子，不用再考了，马上授予知长县。在天长县任职期间，包拯断了一起“牛舌案”。有一人慌慌张张地跑来报案说，家里的牛被人割掉舌头了。既然舌头被割了，牛也活不成了。包拯就让那人安心回家把牛杀了卖掉。当时法律规定，残害耕牛要判刑的。第二天，又有一人匆匆忙忙跑来报案说，某某人私自宰牛。包拯马上把他抓起来讯问，为什么割了人家的牛舌头又来报案？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凶手揪出来。

在天长做了两三年的县长之后，宋仁宗提拔包拯为大理寺丞，把他调到广东端州去做知州。公元1043年，包拯又升任监察御史，自此踏上了风风火火的反腐之路。包拯建言宋仁宗恢复封驳审议制度，以澄清日益浑浊的吏政。以及撤废、禁锢贪官污吏，选拔清廉的地方长官等等。当时地方长官除了一个转运使外，还有一个负责考核吏治、分管刑律的按察使。包拯认为那些按察使吹毛求疵，整天鸡蛋里挑骨头，搞得各级官员神经兮兮的，根本就达不到反腐败的效果，不如把按察使裁撤了。这个建议马上被宋仁宗采纳。

这时候宰相范仲淹开始推行“庆历新政”，包拯也在自己的岗位上积极配合。他上书反对京西路转运司借着“折变”的名义盘剥陈州老百姓，要求朝廷严惩贩卖私盐的淮南转运使张可久。张可久旋即被移送司法机关大理寺，大理寺教条地搬出法令，依照查获贩卖私盐的数量来定刑。但是狡猾的张可久早已把私盐转卖得一粒不剩，结果大理寺无计可施。包拯振振有词，张可久身为父母官，贩卖私盐，影响极坏，应予重罚。于是宋仁宗把张可久流放到遥远的蛮荒之地，包拯取得了第一次反腐败的胜利。

公元1045年，包拯暂时离开了反腐岗位，先是担任外交官出使契丹，回来后又连任京东路转运使、陕西转运使、三司户部副使等等。晃来晃去混了四五年之后，公元1050年，宋仁宗又把包拯从地方调回中央，授予天章阁待制（皇帝秘书）、知谏院的职务。这个谏院是宋真宗设置的独立监察机构，但因为人员配备未到位，名存实亡。宋仁宗觉得这个谏院很有必要，又重新配备专门的谏官——知院六人，谏院也开始有了固定的办公地点，就设在门下省署衙里面。知院通常以谏议大夫、司谏、正言等职业反腐官员充任，负责弹劾百官。包拯是以皇帝秘书的身份兼任，称之为知谏院。

知谏院两年期间，包拯俨然是一门威力无比的大炮，他集中火力，猛轰那些受皇帝宠信的权臣和腐败分子。包拯的反腐言论异常激烈，首先让皇帝废掉那些所有不正当的内授官职，还特意抄写唐朝谏官魏征的三篇文章献给宋仁宗，要皇帝把它们作为座右铭和借鉴。又劝说皇帝应当听取正确的意见、辨清结党营私的人、爱惜提拔人才等七件事，最后还提出反腐的具体措施，如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等等。

包拯也将自己的激进反腐言论付诸行动，他跟翰林学士赵概一起破了“冷青假皇子案”，这也是包拯一生中审理的最大案件。

偷窃御酒和金器的贪污犯郭承祐被流配岳州之后，凭着老丈人是宋仁宗的皇叔，很快又东山再起，而且官越做越大，最后竟然成了南京留守、建武节度使。但是他无法无天，贪暴不法，滥用刑罚，甚至连皇帝的马车也动用。包拯毫不客气上书弹劾，宋仁宗迫不得已，只好假惺惺地将郭承祐降级为许州兵马总管。可是包拯很快就发觉，这是宋仁宗以退为进，在糊弄自己。虽然郭承祐降职了，但是仍然保留建武节度使的头衔，实际上毫发无损，可见宋仁宗根本就不想惩罚郭承祐。气愤不过的包拯又连续上了四道弹劾奏疏，最终还是没有把郭承祐拉下马。

弹劾郭承祐的不如愿，并没有使包拯的反腐斗志有所松懈。他又联合两个刚正的谏官吴奎、陈升之把矛头对准三司使（计相）张尧佐。这个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妃温成皇后的伯父，靠着这一层特殊的关系，从一个小小的知县开始，如坐直升机似的，短短的几年之内扶摇直上，擢天章阁待制、吏部流内铨，迁兵部郎中、权知开封府，最后加龙图阁直学士、迁给事中、端明殿学士、拜三司使，成了大宋王朝的财政部长。凭心而论，张尧佐不像郭承祐那样干出蠹政害民的恶事，只不过升官太快，跟他的才能不相称。包拯看着心里就不爽，上书弹劾说张尧佐一个庸才，凭借着裙带关系，骤然高升，这简直就是逆天啊（上违天意，下咈人情）！(www.daowen.com)

宋仁宗似乎挡不住了包拯的咄咄逼人之势，又故伎重演，以退为进，授予张尧佐淮康军节度使、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等四个职务。可是没等任命书下来，包拯等人的弹劾奏疏又雪花般地飘上去了。包拯的激进行为得到了朝中百官的共鸣，谏院的那些谏官群起而动，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宋仁宗迫不得已，只好罢去了张尧佐的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两个职务。

这一仗打得比弹劾郭承祐更为惊心动魄，但总算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包拯再接再厉，第二年（公元1051年），朝廷上烽烟又起。这一回包拯的目标是当朝宰相宋庠。

宋庠跟他的弟弟宋祁都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兄弟俩同科进士。宋庠更是以连中三元（乡试、会试、殿试都是第一名）一时成为美谈，可见这个老兄还是罕见的奇才。但是这个奇才做了几年的宰相却毫无建树，按包拯的话说，宋庠“阴拱持禄，窃位素餐，安处洋洋，以为得策。”——骂他占着茅坑不拉屎，还为占了好位置暗自偷着乐。

宋庠本身不是腐败分子，而且还是个才子，吟诗、作文样样行，就是搞政治不行。包拯想把他拉下马，然后换个有政治才干的人做宰相。恰好当时开封府内发生了一起伪造告敕的案件，主犯叫张彦方，宋庠的儿子与他结交甚为密切，给人落下一个“家教不严、纵容亲属过错”的口实。宋仁宗见再也无法包庇过去，只好罢免了宋庠的宰相职务，让他出知河南府。也有人认为包拯弹劾宋庠是在替“庆历新政”失败复仇，这倒也未必如此。一则包拯的政治主张比较保守，并不是“庆历新政”的拥趸，二则包拯与新政主导者范仲淹的关系并不是很铁。尽管包拯也替“庆历新政”的某些官员说过话，但那是正义感所致。

经过昼夜不停的奋战之后，包拯总算把尸位素餐、白吃干饭的宋庠赶下台。昨天郭承祐，今天张尧佐，明天又是宋庠，大有不架空朝廷就誓不罢休之势。但是宽仁无比的宋仁宗并没有对包拯喋喋不休的弹劾感到不悦，反而在公元1052年授予包拯龙图阁直学士的荣誉称号，让他去做河北都转运使。包拯又开始在地方过着东奔西跑的忙碌生活。知瀛州、知扬州、徙庐州、知池州、徙江宁府，几乎跑遍了大江南北。在知庐州时，包拯的从舅犯法，包拯狠狠地鞭打他一顿，从此亲戚朋友再也不敢胆大妄为。

奔波了五、六年之后，公元1057年，权知开封府曾公亮被提拔为副宰相，包拯也从江宁府调往开封府，接替曾公亮，升任权知开封府（相当于北京市代市长）。那首“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的流行歌曲，唱的就是包拯权知开封府的故事。

朝廷上的皇亲勋贵、太监们一向把开封府当作自己的地盘，行贿受贿、贪赃枉法，我的地盘我做主，谁也奈何不得。所以权知开封府这个位置看起来很诱人，却像一朵带刺的玫瑰花，既好看也扎得手疼。

包拯却毫无惧色，一到开封府，就采取了雷厉风行的铁腕举措，不惜把朝中的权贵都得罪光，痛下杀手，严惩贪腐、恶势力。结果那些不法分子一听到“包拯”两个字就吓得屁滚尿流，皇亲勋贵、太监们不得不收起黑手，直至销声匿迹，免得自找上门，把头颅送到龙头铡和虎头铡下。“包青天”、“包待制”的彪悍美名由是妇孺皆知，传遍全天下。在开封城内流传着一句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意思是说再也不能靠行贿疏通关系了，因为来了一个“阎王包老爷”。

包拯不但惩恶，而且亲民。按照老规矩，老百姓报案不得直接去找知府，要先把诉讼书交给坐在门口把关的小吏—牌司，再由牌司呈递给知府。这么一来极易造成腐败，那些牌司经常从中渔利，敲诈勒索。包拯走马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了这条坑人的臭规矩。包拯下令，敞开正门，要喊冤要击鼓径直来吧。这个亲民举措大受老百姓的点赞，报案的、诉讼的蜂拥而入，包拯无不凭公执法，为民伸张正义。有个恶霸借了东西赖着不还，被告到开封府。包拯当即发出批文，勒令那个恶霸立即偿还债物。恶霸仗着权势拒绝偿还，结果被包拯传唤到开封府，与债主当面对质，逼他就范。包拯的执法如山可见一斑。

皇宫里的太监、勋贵竞相在开封城内大搞圈地运动，纷纷在惠民河两岸建筑豪宅、园林亭榭，结果惠民河拥堵不堪，河水为之断流。包拯上任不久，恰逢大雨河水暴涨。包拯真正成了一个铁面铜头的强人，强令拆掉那些豪宅、园林、亭榭。太监和勋贵们跑到宋仁宗面前哭的死去活来，宋仁宗实在看不下去了，等洪水退了就下诏恢复被拆毁的房产。太监和勋贵们趁机拿着伪造的地契，准备捞取更多的基建面积。孰料包拯早已料到这一招，不惜挖地一丈，也要找出原来的地基标识，将那些企图浑水摸鱼的太监们都抓来，上报朝廷，撤了他们的职务。

包拯在开封府呆了半年之后，宋仁宗见他忠诚耿直，就提拔为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成了反腐最高机构——御史台的主要领导。肩上的责任更大了，包拯的斗志也更加昂扬了，发誓要将朝中贪官污吏通通扫地出门。

包拯就像一门巨炮，只要发现目标，就会开足火力予以猛轰。上任之后的第一个目标是财政部长——三司使张方平。史书上说张方平慷慨而有气节，智商极高，能够做到过目不忘。刚开始包拯也很欣赏张方平，还跟他一道上书请求宋仁宗重新任命范祥为制置解盐使。但是不久包拯就发现张方平是一个霸道的家伙。

开封城内有个叫刘保衡的富商开了个酒店，结果生意惨淡，欠了酒税百余万。国家财政税收都是归三司使所管辖，张方平几次派人向刘保衡逼债。刘保衡无奈之下，只好把房产卖了用来还清所欠的酒税。结果张方平利用职权之便，半买半抢，低价购买刘保衡的房产。

事发之后，包拯弹劾张方平“无谦耻，不可处大位”——恬不知耻，不配做财政部长。宋仁宗就把罢免了张方平，任命宋祁去做三司使。这个宋祁就是前任宰相宋庠的弟弟。

孰料宋祁上任没几天，包拯又喋喋不休弹劾他之前在四川当官时奢侈无度，而且还有贪污受贿的恶行。宋仁宗实在受不了，又把宋祁罢免了。

张尧佐做三司使时，你拉他下马，现在宋祁做三司使，你也要把他拉下马。宋仁宗脾气好得很，大家都不行，只有你一个行吧！于是任命包拯为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副财长）。这下子犹如扔下一颗炸弹，炸得朝廷沸沸扬扬。欧阳修也坐不住了，宋祁你弹劾了，连他弟弟也不放过，实在太不像话了。于是上书弹劾包拯有“蹊田夺牛”的嫌疑——糟蹋了人家的水田，牵走人家的牛。简单一句话，醉翁之意不在酒。

受到欧阳修的弹劾，包拯羞愧难当，整天躲在家里闷闷不乐。宋仁宗无奈之下，只好在几天后任命包拯为枢密副使。公元1062年，这个反腐标兵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溘然而逝。噩耗传来，宋仁宗惨然说道：“包拯公而忘私，不邀阴幸也。”——包拯大公无私，清正廉洁，从不为己。

包拯死后留下遗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包拯在反腐史上书写了极为灿烂的一页，他的光辉形象流传千年，永不退色。

包拯逝世之后不到一年，宋仁宗也驾崩了。宋仁宗与包拯之间的君臣关系虽然不同于唐太宗与魏征这一对黄金搭档，但是包拯的惩恶扬善和赤胆忠心，也得到宽宏大度的宋仁宗的包容。这恐怕就是包拯屡犯圣威而能得以善终的原因。

史书是这么评价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期间的吏政，“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宋仁宗统治时期，是宋朝三百年之间最鼎盛的时期，被誉为“仁宗盛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