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短短的半个多世纪，列强倾轧争雄，“兵强马壮者为天子”，道德沦丧，人性扭曲，堪称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五代十国的各个政权在反腐败上几乎没有什么突出的建树，朝政的清廉指数也下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处。当然，这也不能说各个政权的统治者都不想有所作为，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形势比人强，落后就要挨打。在军事权臣骄横的压制之下，即使朝中反腐机构有所行动，也被军阀恶棍的车毂辗得粉碎。

五代十国时期，反腐工作做的最好要数后周世宗柴荣。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即位之后励精图治，锐意进取，立志“削平天下”，统一中国。为此柴荣在军队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整顿军纪、澄清吏治、开垦荒地、重视科举，成为大黑夜之中一颗耀眼夺目的希望之星。

柴荣虚心纳谏，严惩破坏纲纪的贪官污吏，甚至不惜滥用刑法，以告诫那些蠢蠢欲动的腐败分子。公元954年，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负责征收赋税，贪污了一部分刍藁税（田租附加税），被揭发之后后周世宗只说了一个字：杀！司法部门上报说，杀不得，按照法律，孟汉卿罪不至死！柴荣冷冷回答，我岂能不知？杀了给大家一个血的教训吧！说罢马上勒令孟汉卿自裁。

侍卫马军都指挥使（近卫军骑兵统帅）韩令坤是柴荣的爱将，他的老爹许州行军司马韩伦在陈州多行不义，公然干预当地的政事，贪污暴虐，官民不堪其扰，结果被项城百姓武都朝廷告发。柴荣令殿中侍御史率汀审理此案，没想到韩伦不把这个区区的御史放在眼中，骗率汀说自己要去面见皇帝。柴荣得知之后大怒，要将这个不怕死的老头弃市斩首。韩令坤跑到柴荣跟前哭得死去活来，柴荣这才免韩伦一死，把他流放到遥远的沙门岛去。

柴荣在叶县视察时，有人揭发供奉官郝光庭私报公仇，滥杀百姓。柴荣立即下令将他砍头示众。楚州防御史张顺贪污了榷税（贸易税）五十万钱，二千两官丝，属于重大腐败案件，也被处死。

公元958年，柴荣进行俸禄改革，“重定诸道州府幕职令录佐官料钱，其州县官俸户宜停”—唐朝以来地方官吏的俸禄由地方财政支出，有些地方官趁机巧立名目、搜刮民膏民脂，柴荣改革之后，俸禄由国家统一支出，大大促进了地方的廉政建设。

五代十国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天下乌鸦一般黑，柴荣却与众不同、超然独立，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后周王朝，具备了扫荡天下的所有条件。完成大一统、甚至光复沦陷已久的幽云十六州的神圣使命，毫无疑问将落在柴荣肩上。可惜天妒英才，柴荣在位五年之后就撒手而去，把这伟大的使命留给了一个五六岁的幼孺。被柴荣的得力干将赵匡胤捡了个大便宜，在陈桥驿自编自导了一出黄袍加身的闹剧，夺取政权，建立了赵宋王朝。赵匡胤即宋太祖。

宋太祖阴谋夺权，就好如靠卑贱手段上位的小三，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谮主，势必在史书上留下臭名。宋太祖也为自己丑恶的灵魂感到心虚，所以上台之后奉行宽容的治国理念，以笼络民心。

宋太祖出身于武士阶层，却没有痴迷于暴力，而是慎罚薄敛。他曾经秘密立下誓约，不杀大臣和言官，这与后周世宗柴荣嗜杀大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宋太祖深恶痛绝那些贪官污吏，对腐败分子的量刑极重，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这就是清朝大学者赵翼所说的，“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赃吏最严。”

宋太祖亲眼目睹了五代十国以来贪官污吏横行的积弊，对那些蠹国害民的贪腐分子恨之入骨，即位后的第二年——公元961年就不遗余力地进行反腐斗争。那一年三月，皇家酿酒厂——内酒坊失火，造成三十多人身亡。有五十多人趁火打劫，被打死三十八人。事后宋太祖严查责任人，将酿酒厂的两个领导——酒坊使左承规、副使田处岩拉出去斩首弃市。一个月后，商河县令李瑶因贪污被杖死，左赞善大夫申文纬负责征税，因未能及时揭发李瑶的赃罪也被免除官职。左承规、田处岩、李瑶等人成了宋朝第一批被处罚的腐败分子。

宋太祖不择手段来羞辱、惩罚贪腐分子，让他们死的得死有余僇，活的生不如死。宋太祖有句狠话，“若犯吾法，惟有剑耳”——对付贪赃枉法的别无他物，只有一把剑。

宋太祖对贪腐分子动用的刑罚手段五花八门，单单死刑就有三种：弃市、杖死、磔。弃市也就是砍头之后暴尸街头。宋太祖在位期间，有一半以上贪腐分子受过此种刑罚。公元974年，北宋王朝的第一个巨贪——太子中舍胡德冲在担任延州通判时，贪污了公款一百八十万钱，相当于一万两白银。被揪出来之后，宋太祖立即下诏将他斩首弃市。

比弃市更残酷的是杖死，即乱棍打死。最残酷是磔，先砍断四肢，再割断喉咙，被处以这种极刑的寥寥无几，只出现在公元962年。那年，蔡河务纲官王训等四人在军粮里混杂糠皮和土渣。当时赵宋刚刚立国不久，前线部队正为统一天下而浴血奋战，如此的黑心肝实在是罪大恶极，不施以磔刑对不住全军官兵啊！

除了死刑，宋太祖还发明了刺配，也就是在罪犯的脸上烙下终身耻辱的二维码，然后流徙远方。如公元975年，有个叫雷有终的陕西人少年得志，年纪轻轻就做了莱芜县尉。当时担任左拾遗（监察助理）的刘祺瞧不起雷有终，嘲讽他嘴上没毛、办事不牢。雷有终怀恨在心，挖出刘祺曾经收受过贿赂。结果刘祺糟糕了，脸上被刺了个墨字，屁股又被痛打一顿，然后流配到山东海外的沙门岛，成了刺配新型刑罚的试验品之一。这类刑罚虽然侥幸得了性命，但是颜面无存，一辈子见不得人，实则生不如死。至于除名、除籍，即摘掉乌纱帽，那算对你十分客气了。

下列是宋太祖在位期间被处罚的贪腐分子情况简表：(www.daowen.com)

从上表可以看出，宋太祖对坐赃贪污犯的处罚非常坚决，除了极少数特殊人物之外（如宗正卿赵砺是皇室贵族），大都弃市。对收受贿赂的罪犯处罚相对较轻，一般只做警告、降级的处分。

除了用严刑酷罚来惩治贪腐分子之外，宋太祖在反腐上还奉行四条原则。

第一，反腐没有死角，既往也咎。贪腐分子大都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升官了或者调动了，过去的罪恶就可以一笔勾销。但是宋太祖既往也咎，生前犯下的罪过，即使死了也要把你从地狱里揪出来，剖棺戮尸。像监察御史闾丘舜卿、左拾遗刘祺、兵部郎中董枢、右赞善大夫孔璘等人，因为之前盗用、贪污公款，许多年才被发觉，但是仍然被斩首弃市。如公元970年，殿中丞张颙被查出先前担任知颍州时有腐败行为，丢了乌纱帽。

第二，贪腐分子大赦不免。每逢重大国事，如举行庆典、更改纪元等等，都要颁布大赦令，除了贪污等极端犯罪不可饶恕之外，其余的罪行皆可免。如公元968年的冬至日，宋太祖宣布要到南郊举行祭祀大礼，并改年号为开宝，“大赦，十恶、杀人、官吏受赃者不原”——仿照前代，将贪污罪与十恶、杀人列入大赦的黑名单。公元971年，宋太祖又发布了同样的诏令，让贪污腐败是弥天大罪的观念深入人心。

第三，贪腐连带问责。官员有违法乱纪、贪赃枉法的行为，荐举人或其他相关人员都要受到牵连，一并处理。如公元962年宋太祖发布的诏令称，“文班官举堪为宾佐、令录者各一人，不当者比事连坐。”——百官举荐的下属或者地方官，如果涉及贪腐，荐举者将连坐。

又如公元961年处死的宋朝第一个贪污犯商河县令李瑶，负责巡察该地方的左赞善大夫申文纬因未能及时揭发李瑶的罪行，也被免官为民。公元973年，负责科举考试的翰林学士、知贡举李防因为自己选拔的官员犯法，也被贬职为太常少卿。

第四，举报有奖，让贪腐分子成为过街老鼠。公元975年，知桂阳监张侃举报兵部郎中董枢、右赞善大夫孔磷等人曾经贪污公款，宋太祖把他提拔为屯田员外郎。

宋太祖死后，弟弟宋太宗赵光义在烛光斧影的疑云之中登上皇位，他继续高举哥哥的反腐大旗，同样采取了严厉的治贪政策，对贪赃枉法穷追猛打，反贪成效也很显著。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间，严惩了许多巨贪大腐。

公元978年，宋太宗即位的第三年掀起了一个反腐小高潮，这一年有六位高官因贪腐被处死。负责监督仓库的泗州录事参军徐璧收受贿赂、侍御史赵承嗣贪污公款、御史张白挪用公款非法进行粮食交易，三人均被斩首弃市。中书令史李知古和詹事丞徐选两人因贪污被杖杀。汴河主粮吏抢劫漕军粮，宋太宗下令把他的双手砍断，在汴河航道示众三天，然后再将主粮吏杀了。当年六月，宋太宗又颁布反腐诏书：自他即位以来官员因贪赃获罪者，遇大赦不得重新录用，永为定制。

宋太宗对贪腐分子的处置偶尔也出现不公平的现象。比如公元991年，监察御史祖吉因为之前在晋州时，受贿数以万计，事发后弃市，没收家产，家属入官府为奴。宰相王沔的弟弟王淮贪污了上千万，赃额是祖吉的百千倍，按律就是十个脑袋也不够砍。却因为朝中有人，只受了一百杖刑，降为定远主薄，很快又官复原职。后来被耿直的北宋名臣寇准爆料出来，闹得沸沸扬扬，连宋太宗也下不了台。但是北宋初期，宋太祖兄弟对贪官污吏的惩罚是相当严厉的，反贪反腐卓有成效，哥儿俩执政近四十年间，是宋朝吏治最清廉的时期。

宋太宗的儿子宋真宗即位之后，偏重于从道德层面进行反贪反腐，忽视了法律武器的运用。公元1009年，宋真宗颁布了《文臣七条》和《武臣七条》，强调无论文臣武将，都要清心寡欲、修身养性，试图用说教的办法来规劝贪腐分子改邪归正。而宋太祖惩治腐败分子的利器——弃市之法则被完全丢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杖流海岛。如屯田员外郎盛梁收受贿赂，被流放海南岛；著作郎高清贪赃枉法，杖脊之后流放山东沙门岛。

宋真宗对犯罪分子的宽容已经没有底线了，他曾经多次御驾崇政殿，亲自断案。可是经过宋真宗的圣裁，一些等候秋决的死刑犯被胡乱打了几棍之后就被释放了。有一个叫孙韪的鼎州判官犯了贪污罪被抓起来，鼎州转运使向千里之外的恽州递送公文，要把孙韪的家属押送到鼎州对质。宋真宗听说孙韪的三个儿子都幼弱无知，心生怜悯，就免去了千里对质的事，让鼎州转运使自个儿断案。

宋真宗的怜悯之心固然可嘉，对敌对分子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殿中侍御史曹定给宋真宗提了个建议，有些地方官犯罪了，害怕被他人揭发，就投牒自首。那些官员即使罪不可赦，但是浪子回头金不换，理应饶恕了他们。宋真宗竟然不假思索地接受曹定的建议，稀里糊涂地在公元1014年下了一道赦免诏书：自今起知州、通判、使臣等有罪，只要在尚未败露之前主动自首，便可免于追究罪责，包括大赦不赦的贪赃枉法罪。

结果这道诏书成了许多贪官污吏的护身符或挡箭牌，更加有恃无恐，疯狂作案，受害最深的仍然是那些无辜的老百姓。清代史学家赵翼就此强烈地批评说，宋真宗在惩治贪腐分子上出现了大倒退，已经远远不如宋太祖那样严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