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亡之后，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登上历史舞台。

唐朝刚刚建立的那一刻，地方割据势力林立。李唐政权的势力范围仅仅局限于关中、河东等地巴掌大的一隅，四面强敌环绕，西部有河西走廊的李轨集团、兰州的薛举父子，北部剽悍的突厥骑兵虎视眈眈，东北盘踞着一个刘武周，河南、山东有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三强鼎立，广大的江南地区则成了辅公祏的地盘。唐朝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扫灭群雄，为此进行了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统一战争。内战结束之后，唐高祖的几个儿子又内讧，整天勾心斗角，忙得不可开交。治理国家和政权建设被抛在一边，反贪反腐也无从谈起。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掌握了整个王朝的命运，“安人理国”就迫在眉睫了。

唐太宗吸取隋炀帝极度腐败身死国破的惨痛教训，登上皇位没几个月，他担心那些当官的各个都是巨贪大腐，就学起隋文帝的“钓鱼反贪术”。唐太宗让人暗中行贿朝官，结果有一个门令史经不住考验，收下了一匹绢。唐太宗大为恼火，准备将他杀了。户部尚书裴矩劝谏说，贪官污吏固然可恨，死有余辜。但是现在你搞了一个钓鱼执法，那是挖坑骗人跳进去，把法律当做杀人的工具，这就违背了孔夫子所提倡的“用道德去开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百姓”。唐太宗大喜，立即召集五品以上的文武百官，当众表扬裴矩

这个裴矩是谁？他就是隋炀帝时代的大奸臣。为了投合隋炀帝的好大喜功，裴矩给他想出了几个坑人的馊主意。如公元610年，裴矩策划了一个劳民伤财、奢糜浪费的洛阳元宵艺人庆典，糟踏了无数民膏民脂。隋炀帝末年，裴矩跟随隋炀帝南巡江都，当时暴动不断，军心慌乱，士气极度低迷，逃亡不断。为了笼络军心，鼓舞士气，裴矩竟然建议征集“随军妇”，把江都城内的妇女，包括已遁入空门的尼姑、道姑等，全都组织起来，供军士们恣意取乐。骁果军将士对裴矩的无耻“惠举”感恩戴德，在江都兵变中竭力拥戴和保护他，使其逃过一劫。如此恶贯满盈的大奸贼竟然能够从容地跨越时代，摇身一变，成了唐太宗眼中的官僚楷模，实在是匪夷所思。君明则臣直，君昏则臣佞。裴矩见风使舵的本性，并未发生任何转变，变的是时代、政风与最高统治者。由此可见无论什么时期都不缺乏钻营取巧的投机分子，在政治清明的时代，为了生存，他们偶尔也会释放出正能量。但是在政治昏暗的时代，给了他们一个为所欲为的宽广空间，他们就会变成巨贪大腐，释放出可怕的破坏力。

但是不管黑猫、白猫，能够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唐太宗深谙用人之道，只要你是个可用之才，就会不计前嫌。如被唐太宗誉为一面铜鉴的魏征，本来是太子李建成的人。他曾经劝李建成先发制人，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痛斥魏征，你多次离间我家兄弟，居心叵测啊！魏征却毫不畏惧地回答，要是太子早听我的话，你还有今天吗？魏征的坦率直言深深地打动了李世民的心，再加上他满腹经纶，有匡扶济世之才。所以李世民捐弃前嫌，而且对魏征破格录用，从詹事主簿一路提拔到尚书左丞，再到知门下省事，成了当朝宰相。魏征也是肝脑相报，尽忠职守，直谏敢言，是一个坚定的“持不同政见者”。唐太宗与魏征的君臣鱼水之情，堪比三国时期的刘备与诸葛亮，是历史上少见的君臣黄金搭档。

贞观初年，有一次唐太宗问身边的侍卫：我听说西域的商人买到了一颗精美的珍珠，因为害怕被人抢走，就忍着剧痛剖开自己的身体然后把珍珠塞进去，有这回事吗？侍卫回答说有。唐太宗趁机借题发挥，加强对文武百官的反腐警示教育。唐太宗以此为例，循循教导文武百官，世人都知道西域商人只爱珍珠不爱生命实在可笑之极。但是当官的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做皇帝奢侈无度、身死国破，他们的行为比西域的商人更荒唐、更可耻。

唐太宗的训话还没有说完，魏征又接过话题，讲了一个典故。春秋时期的鲁哀公曾经告诉孔夫子，有一个人很健忘，搬了家竟然把老婆都忘记了带走。孔夫子回答说，比这个家伙更健忘的多得是，像末代夏王桀、末代商王纣连自己的身体也忘记了。这个典故讲的就是贪腐失身的道理。

君臣一唱一和，配合是天衣无缝，共同完成了一次深刻的反腐警示教育。最后唐太宗激励百官，我要大家精诚合作，齐心协力治好国家，免得被世人耻笑！

唐太宗即位的第二年（628年），又给文武百官讲了两个历史故事。第一个是战国时秦惠王为了征服西南的蜀国，耍了一个诡计，刻了五头石牛，然后故意在石牛身后放了一堆黄金。愚蠢的蜀王误以为石牛会拉出黄金，贪念大起，就派五个大力神把石牛拉回家。秦军趁机尾追其后，一举灭了蜀国。第二个是西汉的大司农田延年贪污赃款三千余万，事发后畏罪自杀。唐太宗以这两个故事警示朝中百官：我拿蜀王做元龟（教训），引以为戒。你们也要把田延年当做覆辙（反面教材）。牢记一句话，君主贪腐，国家必亡。官员贪腐，必死无疑。

这一年十月，唐太宗拿贪污犯交州都督公寿开刀，拉开了反贪反腐的序幕。

公元629年，又揪出了大贪污犯濮州刺史庞相寿，被夺官褫职。此人是唐太宗的老部下，曾经在秦王府内做过事。庞相寿跑去见唐太宗，乞求看在过去忠心耿耿的份上网开一面。唐太宗忆起旧情心生怜悯，准备让庞相寿官复原职。这时候“持不同政见者”魏征站出来了，他不客气地批驳唐太宗的徇私枉法，当年在秦王府内做事的不计其数，如果那些人都拿着这个做挡箭牌，胡作非为，受伤的全都是善良的人们。唐太宗幡然醒悟，告诉庞相寿，我过去做秦王，只是一府之主。如今当了皇帝，是天下之主，绝对不可能纵容包庇旧朋友。最后甩给庞相寿一点布帛，把他打发走。庞相寿只得哭哭啼啼而去。

公元630年，唐太宗又告诫文武百官，千万不可干出既祸害百姓又祸害自身的徇私枉法之事。纵然人不知，难道鬼神不知、天地不知吗？心中能不恐惧吗？心中恐惧过多，早晚性命不保。大丈夫岂会因为贪点钱财，不但害了身家性命，也殃及子孙，给他们脸上抹黑。

为了宣示反贪反腐的决心，对所有重大的贪污犯均处以极刑，唐太宗还诏令在长安城内的地方郡县官员都要亲临现场观摩，以惩示戒。

有时候唐太宗也采用一些特殊的手段来惩罚那些贪官。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是长孙皇后的族叔，在玄武门之变中剿灭太子李建成余党，功勋卓著。有一次他收取了十几匹绢的贿赂，事发之后唐太宗既惋惜又恼怒地说，如果长孙顺德真的能为国家做点贡献，国库里的宝藏我就跟他一起分享。怎么会沦落到如此贪婪的地步？

唐太宗念及长孙顺德立过太多的功勋，实在不忍心出重手惩罚。但是恨铁不能成钢，对他的贪婪又痛心疾首，就在大殿上，当着群臣的面赏给长孙顺德几十匹绢布，搞得百官们满头雾水，不知道唐太宗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大理寺少卿（大法官）胡演更是义愤填膺，公开质疑说长孙顺德贪污受贿，本来就罪大恶极，可是皇帝不但不予严惩，反而赏赐绢布，到底有何用意？唐太宗解释说，如果长孙顺德还有点入性，赏赐绢布的耻辱远甚于受刑。如果长孙顺德还是不知悔改，那就是一只禽兽。如此的禽兽杀了又有何用？

另一个右卫将军陈万福自皇家避暑胜地九成宫去长安城时，途中非法将驿站的数石麦屑据为私有。唐太宗得知以后，也没有惩罚，而是赏赐更多的麦屑，让陈万福亲自背出皇宫，以此来羞辱他。

在唐太宗和魏征的示范之下，涌现出一大批“弹治不避权贵”、执法不畏强暴的反腐骨干分子，如宰相高季辅、都官郎中薛仁方等。(www.daowen.com)

唐太宗第六皇子蜀王李恪的老丈人杨誉是个好色之徒，依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无视国法，在长安城内公然滋扰宫女，争抢官婢。薛仁方时任都官郎中，是刑部尚书的助手，专管不法之事。薛仁方把杨誉拘押起来，准备审讯定罪。杨誉有一个儿子担任千牛卫，手中握有御赐的利刃，是唐太宗的宿卫侍从，也就是贴身保镖。

这个千牛卫跑到大殿之上大喊大叫，按照大唐法律，五品以上的官员除了犯叛国谋反罪，是不能被拘押起来的。薛仁方看到我家是皇亲国戚，故意来找茬，横生枝节。唐太宗听了也很恼火，大骂薛仁方，明明知道是我的亲戚，还百般刁难，简直太可恶了！当庭咆哮着要将薛仁方杖打一百棍，再免官撤职。

眼见薛仁方就要遭殃，这时候又是“持不同政见者”魏征挺身而出，说几句公道话，薛仁方是执法人员啊，守护着国法与正义，怎可为了为讨好一个外戚就对他横加责罚？此种恶例一开，后患无穷。那些不法的勋贵亲族简直就是一群可恨的城狐社鼠，虽然微不足道，但是盘根错节，很难剪除。若不严加防范，无异于水未横流就自毁提防。

魏征这么一说，唐太宗不得不承认自己考虑不周，就收回将薛仁方撤职查办的话。但是为了给自己下个台阶，唐太宗以薛仁方专权独断为由，鞭笞三十下之后将他放了。

此外，唐太宗还多次派遣中央巡视小组巡察地方郡县。公元634年，唐太宗设任命萧璃、李靖、杨恭仁、窦静、王珪、李大亮、刘德威、皇甫无逸、韦挺、李袭誉、张亮、杜正伦、赵宏智等为观风俗使，巡省天下。主要负责考察地方民风民俗，了解基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并整顿不良地方习俗、打击地方恶习等等。

但是观风俗使的设置只这一次，此后担负起地方反腐重任的就落在巡察使身上。公元644年，唐太宗实行“分道巡按”的巡回监察制度，派遣十七道巡察使，出巡地方郡县。担任巡按使的包括监察御史和朝中其行政官员。公元648年，唐太宗又派遣一个有二十二名成员的巡察工作小组，由全国最高司法官、大理寺卿孙伏伽亲自挂帅，以唐太宗钦定的“巡察六条”为标准，抑制和打击地方腐败。

“巡察六条”的内容包括：“其一，察官人善恶。其二，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赋役不均。其三，察农桑不勤，仓库减耗。其四，察妖猾盗贼，不事生业，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才异等，藏器晦迹，应时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纵暴，贫弱冤苦不能自申者。”

“巡察六条”的职责主要还是发现问题，而不是办案。这一次地方巡察硕果累累，揪出来一大批不法的贪腐分子。唐太宗命令褚遂良将那些贪腐分子的名单一一分类，呈报上来之后由唐太宗亲自圣裁。结果提拔了二十名久经考验的地方能吏，处死了罪大恶极的七个巨贪大腐，被罢职、流放的地方官吏也有数百之众。

唐太宗在强力反腐同时也重视倡廉，上台之初就引用“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等古语告诫群臣。由此可见，看到那些能够满足你私欲的东西，你的心旌一定要摇荡。至于精致的雕镂器物、昂贵的珠玉服玩，如果你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早晚都会葬身于此的。最后，唐太宗下了一道严旨，自皇室王公以下，宅第、车服、婚嫁、丧葬，都应当符合他的身份等级，凡是不符合的一概禁绝。这道倡廉诏令基本上奠定了唐太宗在位期间清正廉明的执政风格，“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堪称历史上最为开明的皇帝之一。

唐太宗不遗余力地反腐倡廉，使得贞观年间出现了“人知耻格”、“俗尚贞修”的淳朴政风，循吏辈出，奉职守法，执法公允，形成了“法平政成”的可贵局面。

中书令岑文本生活俭朴，他的宅屋低矮而又潮湿，屋内连最普通的帷帐也没有。有个朋友实在看不下去，劝岑文本说，你可是当朝大宰相，怎么可以如此寒酸？赶紧弄点钱，盖一套豪华别墅享受啊！岑文本仰天长叹，我本是一个穷秀才，没有立下什么汗马功劳，就靠着肚子里的一点墨水混到了中书令的位置，达到人生的巅峰了。高薪厚禄，已经让我寝食难安，怎么敢梦想豪华别墅！那位老朋友听了之后也是摇头叹息而去。

还有户部尚书戴胄、尚书右仆射温彦博两人，虽然身居高位，但是为官清廉，不贪不腐，家境贫寒。以至于死后尸体无处可放，只好随便摆在简陋的小屋里，连个追悼会也开不成。唐太宗听了之后嗟叹连连，让有关部门为他们盖个像样的祭奠场所。

但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在唐太宗执政后期，大概在公元638年（贞观十二年）之后，出现了从清净简约到骄奢纵欲的转变，即谏臣魏征所说的“渐不克终”，也就是晚节不保。唐太宗后期的奢侈按照他自己所总结的，大致是“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唐太子推崇享乐主义，修建洛阳飞山宫、翠微宫、玉华宫，装饰以黄金、白玉，甚至还挑选民间美女入宫，严重背离了贞观初期励精图治、勤俭治国的精神。老百姓的徭役负担日渐加重，痛苦指数不断攀升，甚至出现了“兄去弟返，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的惨状。但是唐太宗不但执迷不悟，反而搬出歪理怪论，竭力为自己的过错辩护，什么“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老百姓没事干就会一天天懒散下去，让他们做点事才会保持勤劳本色等等。

晚年的唐太宗已经显露出腐败君主的某些征兆，鲠直的魏征为此忧心忡忡，干脆直接将反腐败的矛头指向唐太宗本人。公元639年，魏征上了一道《十渐不克终疏》的奏折，痛陈唐太宗出现的十大腐败：追求奢华、滥用民力、大兴土木、昵近小人、痴迷猎奇、用人不当、沉湎狩猎、脱离民意、荒怠政事、奴役百姓等等。

但唐太宗毕竟是一代英主，跟隋炀帝等典型的堕落君主相比，晚年的某些奢华行为属于轻量级的腐败行为，并未达到压垮老百姓的地步。更何况，唐太宗自始至终对守业之艰难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曾经告诉身边的人，“朕虽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难”，而且还能进行自我反省与自我批评。所以唐太宗并没有坠入腐败的深渊，国家也没有朝着“危亡”的道路滑落下去，这就是史书上所评价的“功大过微，故业不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