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死后，杨广如愿登上皇位，他就是被视为典型的亡国昏君、跟秦始皇相提并论的隋炀帝。唐朝李氏的统治者为了证明自己取代前隋是天经地义的，挖空心思抹黑隋炀帝也是在情理之中。被扣上大大小小的屎盆之后，隋炀帝彻底成了一个荒淫无道的亡国暴君。但是剥开妖魔化的面纱，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胸襟抱负颇为不凡、才华出众的有为之君。说得确切点，隋炀帝是一个伟大与罪恶并存的结合体。

隋炀帝在位不过十二、三年，却做了几件足以名垂青史的大事。第一件，开凿了蜿蜒五千余里的京杭大运河，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不但沟通了五大水系，而且使当时的三大经济区——北方草原游牧区、中原农耕区、江南水乡经济区融为一体，在经济上实现了第一次真正的大统一，为迎来辉煌的大唐盛世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件就是西巡河右，开拓了大隋帝国的疆域。公元609年，隋炀帝御驾西征，从长安出发，行径河西走廊，入青海不毛之地，最远到达河西重镇张掖，行程几近两千里。除了传说中西周穆天下西巡之外，历史上还没有一个皇帝有过如此长途跋涉的壮举。隋炀帝在西征的旅途上不单单是游山玩水，而且还耀兵振武、慑服夷狄，重新打通南北朝以来隔绝了数百年的丝绸之路。西域二十七国的君臣远道而来，齐聚张掖，举行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国际博览会”。

虽然归途中隋炀帝的旅行团队遭到暴风雪的袭击，秩序大乱，狼狈不堪。人马损失八九成，后宫嫔妃散落到深山野林与士卒杂居。但正是这一次意义非凡的远征，使得隋朝的疆域达到了极盛。史书上留下了几个惊人的数字，足以说明隋炀帝统治下的帝国盛况，“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而世人大擂特吹的贞观之治，其户口总数也不过三百万户，仅仅相当于隋炀帝时期的三分之一。

隋炀帝的第三个壮举就是创立科举制度。人才选拔可以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西周的世卿世禄制，到战国的军功爵制，到西汉的察举制，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可以说选拔人才是权贵或者勇敢者的游戏，升斗小民无法染指，就连参战的资格都没有。隋炀帝却标新立异，抛出大手笔，在历史上第一次拉近了平民与贵族之间的距离，真正落实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颠覆了几千年以来的选官制度，更是对西方世界的现代文官制度产生了积极影响和借鉴作用。在这一点上，隋炀帝可谓是功盖千古。

最后，这位被万世唾骂的“昏庸之君”、“暴虐之君”，在反腐败上也曾经动过脑筋。他仿照汉武帝时代刺史监察郡县的制度，设立了专门监察地方郡县的反腐机构——司隶台。司隶台的编制包括：正四品的大夫一人，相当于中纪委书记。从五品的别驾两人，分别担负长安和洛阳的反腐重任。正六品的刺史十四人，负责巡视地方郡县。从事四十人，协助刺史的巡察工作。司隶台官员每年二月搭乘轻便的小马车出巡地方，十月回到京城向隋炀帝汇报。

根据《隋书》的记载，隋炀帝还模仿汉武帝手订的“刺史六条”，也制定了“司隶台六条”，作为反腐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六条内容是：“一察品官以上理正能不。二察官人贪财害政。三察豪强奸猾侵害下人，及田宅逾制官司不能禁止者。四察水旱虫灾不以实言，枉征赋役者。五察部内贼盗不能穷，逐隐而不申者。六察德行孝悌，茂才异行隐不贡者。”

“司隶台六条”跟“刺史六条”最大不同在于，“刺史六条”主要是为了防范地方的分离主义势力，“司隶台六条”主要是重点监察地方官吏的能力、政绩和廉洁程度，所以增加了“察德行孝悌、茂才异行隐不贡者”这一条职权。

而朝中百官甚至皇室宗亲的贪腐行为，仍然由御史台来负责监察。当时有个叫陆知命的治书御史，曾经弹劾隋炀帝的次子齐王杨暕“骄纵、昵近小人”，结果杨暕被隋炀帝痛骂了一顿，朝野震惊。

令人惋惜的是，隋炀帝这一系列足以光耀千古的伟大成就，几乎被罄竹难书的罪恶深深掩埋于历史的故纸堆里。

唐代的史学家是如此贬斥隋炀帝的，他性情古怪，诡异多变，就像一个可怕的幽灵出没无常，人们根本就不知道他的行踪。隋炀帝每次巡游，车驾还没有到，各级官员就争相恐后献上山珍海味。那些揣着暴发户梦想的官员，从水道、从陆路而至，络绎不绝。隋炀帝成了一个重口味的吃货，不再唯才是举，全凭口感来提拔人才。谁献上的食物越多越美味，他的官就升得越高越快。那些粗淡俭朴的官员就遭殃了，不是被砍头就是被降级。贪官污吏趁机鱼肉百姓，搞得民不聊生。隋炀帝又穷兵黩武，调发百万大军，三征高丽。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让出门的不想回来，在家的如入地狱。曾经一片繁华的村落没多久就成了废墟，萧条不堪，由于饥荒连年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www.daowen.com)

隋炀帝却毫无体恤之心，视百姓如芥草，只顾着自己玩乐享受，东游西逛。国库挥霍一空，就预征几年的赋税。整天混在后宫的女人堆里，荒淫无度，根本就不理朝政，军国大事抛诸脑后。更糟糕的事，隋炀帝又猜忌百官，稍稍不如意，就随便安上一个罪名，将他满门抄斩。由是上下离心，内外怨叛，盗贼四起，到处劫掠，无辜百姓，惨遭屠戮，强盛一时的大隋帝国陷入了最危险的境地。

朝中奸臣当道，各个都是祸国殃民的巨贪大腐，尤其是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两人赃盈恶贯，文武百官几乎都向他们行贿过。宇文述在隋文帝时期就是一个大权奸，他侵欲无厌，就像一只贪婪的老鼠，到处窥探哪个官员家里藏有奇珍异宝。长安一带的富商大贾和陇右的土豪，都认宇文述为干爹，竞相孝敬金银珠宝。宇文述也照单全收，你贿多少，我就收多少，结果那些行贿的人都做了大官。

赵行枢本是一个卑贱的太常寺鼓吹手，他家财数以亿计，令宇文述垂涎欲滴。宇文述毫不掩饰地露出贪婪之色，热乎乎地尊称赵行枢为大哥。赵行枢巴不得能攀上这么一棵参天大树，就送金送银，厚赂宇文述。宇文述乐得不行，在隋炀帝面前点赞赵行枢，说他骁勇善战，做一个鼓乐手实在太委屈了。隋炀帝宠信宇文述，立马任命赵行枢为折冲郎将——皇家卫队骁果军的统帅，不久又被提拔为虎牙郎将（相当于战区总司令）。这个靠非法手段上位的冒牌将军后来成了宇文家族的死党。

宇文述的儿子依仗老爹的权势，胡作非为，残忍暴虐，看到大隋王朝日薄西山，与赵行枢等人图谋不轨，在江都绞死隋炀帝，篡权夺政。杀死隋炀帝的，正是自身的腐化堕落。

另一个腐败分子虞世基堪称奸臣形象的代言人。虞世基有一个流芳百世的弟弟，叫虞世南，才华出众，是初唐三大书法家之一，唐太宗赫赫有名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也有他的名字。虞世南德艺双馨，是个又红又专的大忠臣，唐太宗给予高度评价，赞誉他“德行淳备、文为辞宗、夙夜尽心、志在忠益。”哥儿俩小时候一同投入南朝大学者顾野王的门下，虞世基性格内向，深沉恬静，喜怒不形于色，令人捉摸不透。他的才华不逊于弟弟，博学多闻，精通书法，尤其擅长草书、隶书，被陈朝中书令孔奂誉为南朝“黄金一代的代表人物”。由此虞世基名声鹊起，很快就在陈朝谋得一职，并混到尚书左丞的高位。

后来陈朝灭亡了，虞世基归顺隋朝，做了一个小小的通直郎，在内史省（即中书省）里当差。可是小官低工资，虞世基不得不替官府抄书以养家糊口。志向高远的虞世基不甘心过着嚼菜根的苦日子，整天闷闷不乐，成了一个文艺愤青，写诗诉说自己的悲惨境遇，抒发心中的愤懑。不料虞世基却因诗歌迅速窜红，很快就升任内史舍人，参与草拟诏书。

隋炀帝即位之后，朝中百官纷纷推荐虞世基。当时有个叫柳顾言的官员仗恃学问高深，瞧不起其他人。可是他一见到虞世基，马上就自惭形秽，甘拜下风，感慨地说，全世界都推荐这么一个人，果然不是泛泛之辈，我辈不如也！虞世基时来运转，不久升任内史省的二把手——内史侍郎（相当于副宰相）。虞世基貌似稳重冷静，其实心机极为深沉，最会溜须拍马，常常把话说到别人心坎上。由此深得龙颜欢心，成了隋炀帝身边的大红人。

虞世基富贵之后，对过去的贫寒经历耿耿于怀，开始追求物质享受，迅速蜕变为一个大腐败分子。虞世基的后妻孙氏生性淫荡，为了满足她无休止的贪欲，虞世基不但任其挥霍浪费，而且自身也“雕饰器服，无复素士之风”，生活日渐腐败，完全丧失了清廉的作风。孙氏又把她跟前夫生的儿子夏侯俨带进虞世基的家中，夏侯俨是一个顽劣无赖，他打着虞世基的旗号，疯狂地聚敛钱财，卖官鬻爵，徇私枉法，无不用其极。于是虞府门庭如市，行贿的人就像寺院里的香客，绵绵不绝，收下的金银珠宝堆积如山，使得虞家成了一座大宝库。

虞世基的弟弟虞世南清贫无比，身居低微的起居舍人一职，家中都揭不开锅。虞世基却一毛不拔，不肯施舍给弟弟一文钱。虞世南也是洁身自好，宁可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两兄弟操守品行的天壤之别，让世人更加愤恨虞世基的贪婪腐败，朝中百官对这条蠹国殃民的大害虫也是敢怒而不敢言。

虞世基最大的罪恶还不是他的无耻腐败，而是与御史大夫裴蕴、黄门侍郎裴矩等结成朋党，排挤吏部尚书牛弘，垄断人事诠选大权，掌控朝廷机密，致使朝中党争日益加剧。由于御史大夫裴蕴，使得监察机关御史台严重变质，成为紊乱朝政、违法乱纪的渊薮。公元609年，司隶大夫薛道衡被裴矩、虞世基等人诬陷谋杀。随后裴矩又勾结虞世基奏罢司隶刺史以下的官员，反腐败的最后一道防线——司隶台也崩溃了。至此，隋朝的反腐机制在朝中朋党倾轧之中荡然无存，国家全面沦丧，贪污腐败普遍化，而且愈演愈烈。隋炀帝却越发荒淫昏乱，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公元616年，隋炀帝第三次南下江都。此时农民起义如火如荼，义军蜂拥四起。隋炀帝非常讨厌听到农民暴动的消息，虞世基也深知皇帝的脾气，报喜不报忧。前线将领或地方郡县吃了败仗，求援信一到，都被虞世基扣留下来，隐瞒实情，谎称是些鼠盗狗窃之辈，很快就会被一网打尽。隋炀帝听了也是沾沾自喜，甚至把求援使者痛打一顿。结果虞世基的欺上罔下误了大事，那些暴动没有及时镇压，就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隋炀帝却被虞世基蒙在鼓里，一直都不知情，误认为天下太平，整日载舞宴乐，还让王世充秘密搜罗江淮的民间美女，供其淫乐。终于身败国亡，葬送了大隋王朝，又一次为腐败亡国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做了鲜活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