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高氏统治的禽兽王朝北齐相比，宇文氏统治的北周政权无论是吏政、军事，还是经济文化，都更胜一筹。随着高氏家族的腐化堕落，实力天平逐渐西倾，最后北周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并吞北齐，统一北方。为北周奠定这个良好局面的除了宇文泰之外，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家——苏绰。

最近随着反贪反腐的深入开展，有一个叫“苏绰定律”的反贪术语倏然跃入人们的视野。所谓的“苏绰定律”是指宇文泰的谋主苏绰，为整顿吏治腐败提出了一个奇思妙想——以贪反贪。网络上出现了一个宇文泰与苏绰的精彩对话，有人还煞有介事地狠批，苏绰定律是吏治腐败的真正历史根源和政治根源，甚至苏绰也成了北周仅存在二十多年就倾覆的罪魁祸首。

苏绰定律的精髓就是以贪官来反贪官，但是找遍了所有的史书，都找不到这一奇特定律的蛛丝马迹。于是有人指出，所谓的苏绰定律，实际上就是今人以臆想写世情的杜撰之作，是强行戴在苏绰头上的一顶“莫须有”黑帽子。这个苏绰其实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堪称北周政权的总设计师。

苏绰出身于关中的土豪世家，他从小就知识渊博，尤其精通算术。一次偶然的机会，苏绰的堂兄汾州刺史苏让把他推荐给宇文泰。宇文泰先让苏绰做个行台郎中，试用了一年之后很快就把他忘了。但是苏绰的同事却将他捧为神，无论什么问题都先征询苏绰的建议，再做决定，公文全部由苏绰来拟定，单位里人人赞他是能手。

金子总是会发光的。有一回，宇文泰去找行台长官周惠达讨论大事，把他问倒了。周惠达请宇文泰让他出去思考下，回来时定给答案。宇文泰当然不知道，周惠达一出去就叫来苏绰，让他作答。苏绰才思敏捷，干净利索地解决了所有的难题。周惠达把苏绰的结论呈交给宇文泰。宇文泰大吃一惊，周惠达呆头呆脑的，答对却如此精妙，背后肯定有高人在指点。询问一下，周惠达老实交代，一切都是苏绰的功劳。宇文泰这才想起了有个叫苏绰的能人，立即将他提拔为著作佐郎，负责编撰国史。

不久，宇文泰邀请众臣一起去昆明池观赏鱼，路经城西一个汉代的仓库遗址。宇文泰问身边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什么遗址。有人说苏绰见多识广，可去问他。宇文泰召来苏绰，苏绰一到立马解决。宇文泰大喜，又问他治国方略。苏绰滔滔不绝，从盘古开天辟地说起，侃侃而谈，听得宇文泰眉开眼笑，拍案称奇。苏绰从此深受宇文泰的宠信，两人日夜促膝而谈。宇文泰告诉周惠达，苏绰真乃奇才也，我要让他肩挑重任！于是任命苏绰为大行台左丞，参与国家机密决策。苏绰主要负责文案程序、经济审计，还有记账、户口等工作。

此时正值宇文泰发奋图强、励精图治，准备实行改革，走出一条强国富民的通天大道。宇文泰曾经在公元535年颁布二十四条新制，称之为中兴永式。公元541年，宇文泰又把中兴永式交给苏绰，让他增补修订，总为五卷，颁行天下。

苏绰尽其职能，殚精竭虑，辅佐宇文泰完成各项改革工作。如惩贪反腐、精简机构、加强基层建设、实行屯田、发展经济等等。

苏绰最为突出贡献就是将汉人治国之术总结六条，宇文泰对此高度重视，让西魏皇帝颁诏天下，作为国家的施政总纲领。并下令说，地方长官不熟悉苏六条的一律罢官为民。宇文泰也以身作则，把苏六条当做自己的座右铭，随时提醒自己。

苏六条的内容包括：

第一条，先治心——治理国家要整顿吏治，从思想教育抓起。

苏绰提出了“治民本体论”的观点，治民之本，在于宰守；治民之体，先当治心。凡是开明的君主，无不宣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也就是依靠优秀人才——贤臣良相、清官廉吏，将他们作为自己的统治工具和爪牙，共同担负起国家兴亡的重责。

“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连自己的职业操守都无法坚守，更谈不上治理天下了，因而治理国家的秘诀在于“清心”两个字。所谓的“清心”，除了不贪不腐，不行贿受贿，还应当坚持自我本性，做到“清心寡欲”，自觉抵制各种腐败思想的侵蚀，切实提高抗腐的免疫力，经得住糖衣炮弹的狂轰乱炸。

而吏治要做到清正廉明，首先得抓牢思想教育。治国君民，教育为先。先治心，再治身。统治者做到“心如清水、行如白玉”，然后再以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无倦、明察等八条“训其民”，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国家自然而然就兴旺发达起来。

第二条，敦教化——狠抓全社会道德治理。

苏绰认为，魏晋以降，“世道雕丧，已数百年”。北魏分裂二十多载，“大乱滋甚”，烽火连年，社会道德早已随着战乱沦丧下去，为了维护统治秩序，不得不采取严刑酷法，百姓处于水生火热之中。要想天下大治，地方守宰“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教化就是宣传社会道德，荡涤污浊，净化社会风气，转变人的心灵，“扇之以淳风，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只要做到了移风易俗、返璞归真，治贪治腐、吏政清明那是吹灰之力，从而达到了治国的最高境界——垂拱而治，天下太平。(www.daowen.com)

第三条，尽地利——优先发展农业。

民以食为天，以衣为地。食物不够，就挨饿。衣服不够，就挨冻。一个既挨饿又挨冻连生存都难保的人，怎么让他忠于朝廷、效命国家？要先让老百姓填饱肚子，真正做到了丰衣足食，然后才能推行道德教化。而丰衣足食在于尽地利，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大力发展农业。而发展农业，关键在于地方官的劝课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长而已。”——绕来绕去，还是离不开有廉洁自律、清白从政的地方官。结果，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选拔又红又专的合格人才。

第四条，擢贤良——注重人才选拔。

苏绰强调要选拔合格的官吏，“置臣得贤则治，失贤则乱，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国家的兴衰成败靠的是官员队伍，干部清正则政府清廉，政府清廉则政治清明。干部烂了一个，政府就烂了一片，国家就会一天一天烂下去。自东晋以来形成了“看门第不看人才”的门阀用人路线，苏绰对此持强烈批评的态度，“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门第高低跟后世子孙的智商八竿子打不着，他们就跟普通人家一样，素质有高低之分，名门望族走出来并非各个都是天才。但苏绰只是强调唯才是举，并非一棍子打死门阀制度，全盘否定官二代。苏绰认为，门阀世家中出了一个贤良之士，那是骐骥之中的一匹千里马。门阀世家也可能生出一个白痴，那就成了土牛木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所以最合理的选拔方案是打破门资制度，不拘一格降人才。

苏绰还特别强调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党族闾里正长之职，皆当审择，各得一乡之选，以相监统。夫正长者，治民之基。基不倾者，上必安。”——那些乡镇级干部的选择应当十分慎重，因为他们的勤政廉洁关系到吏治的清明与否，更是安邦治国的根基。根基不牢，地动山摇，整个国家就会岌岌可危。根基牢固了，国家就稳如泰山，长治久安。

第五条，恤狱讼—加强法治建设。

司法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原因。英国大哲学家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是毁坏法律好比污染水源。

甚至可以这么说，司法的公正与否，攸关一个政权的稳定。故而苏绰拳拳告诫，“赏罚得中，则恶止而善劝；赏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民无所措手足，则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案件得到公正公平的审判，就可以起到劝善惩恶的目的；判刑不公正，就会激起民愤，影响政府的公信力，乃至于造成恐慌与骚乱。所以苏绰感叹道，“一夫吁嗟，王道为之倾覆，正谓此也。凡百宰守，可无慎乎？”

第六条，均赋役——昌导税收公平原则。

在封建时代，赋税和徭役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按照苏绰的逻辑，皇位大宝是国家的代表和象征，要想坐稳江山，必须依靠两个手段，“以仁守位”和“以财聚人”。也就是说，要实施仁政，执行合理的财政政策。国库空虚，皇位就摇摇欲坠。但在保持国库丰盈的同时，更应让利于民，不仅仅要减轻纳税人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公平赋役。绝对要避免出现财政腐败，“不舍豪强而征贫弱，不纵奸巧而困愚拙”，公平赋役并不等于拉平税赋负担，而是一视同仁，即使是最底层的贫困群众也应该受到平等对待。而这些全靠地方官“斟酌贫富、差次先后”，谨防出现劫贫济富、倚强凌弱的不法行为。

苏绰六条，从繁琐的公文规范和行政流程入手，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治国理政框架，“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六条浑然成一体，互为补充，配合呼应，成为指导北周政权反贪反腐的纲领性文件。

宇文泰执政时期，推心置腹，对苏绰委以重任。你办事我放心！宇文泰出外期间，总是把盖好印章的空白支票交给苏绰，他高兴怎么填就怎么填。苏绰也是兢兢业业，尽心尽责。他有句口头禅，“治国之道，当爱民如慈父，训民如严师。”苏绰跟文武百官讨论国事时，经常是通宵达旦，废寝忘食。所以事无巨细，苏绰了如指掌。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任上，享年四十九岁。

苏绰死后，宇文泰以“苏六条”为治国总纲，提携廉吏，惩治贪腐。秦州刺史王超世仗着自己是宇文泰的妻兄，骄横自大、贪污腐败，危害极大。公元535年，宇文泰大义灭亲，上疏西魏皇帝元宝炬，将王超世加罪惩处。元宝炬赐王超世自裁，一时震动朝野。宇文泰死后，西魏被废，北周建立。宇文泰第四子宇文邕在位期间，继续奉行“苏六条”的治国理念，并于公元577年颁布《刑书要制》，为惩处贪腐、革除弊政立法。

《刑书要制》规定，“持仗群盗一匹以上，不持仗群盗五匹以上，监临主掌自盗二十匹以上，盗及诈请官物三十匹以上，正长隐五户及十丁以上及地三顷以上，皆死。”——拿武器盗劫一匹以上、不拿武器盗窃五匹以上、监守自盗二十匹以上、盗骗官物三十匹以上、隐藏户籍五户及十个男丁以上、隐瞒田地三顷以上，这六种不法行为均判处死刑。

宇文邕用法严正，极大地震慑了贪腐分子。一时间“浇诈颇息焉”，那些蠢蠢欲动的不法分子都成了缩头乌龟。国力由是愈加强大，终于灭掉北齐，统一北方。几年之后杨坚逼迫北周静帝禅让，建立隋朝。西魏权臣宇文泰在苏绰的辅佐下，励精图治了二十多年，宇文邕又继承父业，强兵富民，为隋朝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