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前期六七十年间，从第一位皇帝拓跋珪，到第六位皇帝拓跋弘，亲自挂帅，年年都是反腐败斗争的高峰年。但是陷入了越反越腐败的怪圈，大老虎层出不穷，苍蝇更是漫天飞，杀都杀不完。腐败现象就像莽原杂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其根源在于北魏帝国还是处在落后的游牧时代，没有确立俸禄制。

由于北魏初期的官员没有俸禄，不贪不腐的廉吏只能在贫困线下苦苦挣扎。如拓跋珪时期的吏部尚书崔玄伯俭约自守、勤勉奉公，结果家徒四壁，出行都坐不起牛车。中书令高允可谓五朝元老，做了四十多年的官，因为没有俸禄，家中一贫如洗，不得不让几个儿子上山砍柴，聊以度日。全家在数间草房里挤作一堆，穿着粗布，厨房里只有盐、菜而已。像崔玄伯、高允那样生活清贫的官员不计其数，济州刺史张蒲妻儿衣食不能自给，鲁郡太守张应妻儿靠砍柴度日，巨鹿太守吕罗汉廉洁奉公、妻儿饥寒交迫等等。

但是更多的官员无法洁身自好，他们在求生图存烟幕弹的掩护下，官商相互勾结营利，疯狂掳掠。随意征发徭役，强行榨取地方百姓钱财。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盗窃官库。如明元帝拓跋嗣时期的太仓总管安屈监守自盗，窃取官粮数石；司空令辅国长史侵吞国有资产，私建宅邸。国家即将被掏空了，朝中有识之士痛首疾呼，拓跋弘时代的雍州刺史张白泽，要求仿照中原王朝，“稽同前典、班禄酬廉、首去乱群、常刑无赦”，以整顿吏治、根绝腐败。

“班禄酬廉”的呼声越来越高，到了拓跋弘的儿子孝文帝拓跋宏时，终于在公元484年发出班禄诏令，宣布实行薪资改革，正式确立俸禄制。

班禄诏令有四个看点。首先为了证明实行俸禄制的合法性，诏令宣称班禄完全是恢复自周秦、两汉以来的宪章旧典。其二，官员俸禄的资金来源于增收的税赋，每户要增收布帛三匹、谷物二斛九斗（即二十九斗）。由于北魏初期的户籍管理实行宗主督护制，五十、三十家为一户，因而增收的赋税额非常大。其三，禁止官员经商牟利，以简化机构，惠及民生。为此另外每户增加二匹布帛，作为废除商业的预备金。其四，加大反腐反贪的力度。在这之前，北魏朝廷对贪腐分子的惩罚是贪污十匹或受贿两百匹，均处以死刑。实行俸禄制之后，“赃满一匹者死”，受贿无论多少一律斩首，以达到雍州刺史张白泽提出的“班禄酬廉”目的。

第二年，由于孝文帝拓跋宏推行了新的改革措施，三长制、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又进行了工资改革。改革后的官员俸禄总额占地方赋税的三成，每年十月开始发工资，三个月发一次。

今天有个跟“班禄酬廉”类似的词语——高薪养廉，可高薪养廉只是人们一厢情愿的构想而已。“高薪养廉”如无监督，结果只会事与愿违。“班禄酬廉”也是一样的。当官的不发俸禄，等同于拒给饿虎食物，早晚饿虎会冲出牢笼，贻害无穷。班禄之后，虽然能够保证官员过上安稳的日子，但是人的贪欲无止境，拥有的越多贪念就越大，腐败也因而愈加难以遏制。

孝文帝拓跋宏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左手挥舞着诱人的红萝卜——班禄酬廉，右手又抡起吓人的大棒——强力反腐，在大刀阔斧地推行全盘汉化改革的同时，反腐力度空前，实属南北朝罕见。拓跋宏惩治的贪腐分子均是摸不得屁股的大老虎，从皇亲国戚到地方刺史，各个担负着镇守要害之地的重任。

公元484年是班禄的第一年，孝文帝在反腐败上高举高打，动真碰硬，法制严明，凡举报必彻查到底，掀起反腐败的一场大风暴。那一年秋天，孝文帝派纪检官员巡查各州郡，重点纠察不法的地方长官，揪出了四十多名大贪官，全被处死。其中最振奋人心的是，处决安南将军、秦益二州刺史李洪之。

李洪之本来是一个和尚，因攀上文成帝拓跋濬的皇后李氏，跟她以亲兄妹相称，算是孝文帝拓跋宏的舅公，地位无比尊崇。但是李洪之生性贪婪，受贿无数。有人告了李洪之一状，孝文帝立即翻脸六亲不认，下令用铁索将李洪之五花大绑，扭送到平城。

孝文帝亲临太华殿，召集文武百官，公开审讯李洪之。司法官员翻出李洪之的斑斑劣迹，包括贪污狼藉、为官暴虐等等。孝文帝当着百官们的面，数数这个舅公的条条罪状。最后因为李洪之是国家重臣，让他在家中自尽，以保得全尸。

李洪之是孝文帝班禄之后被处死的第一个腐败高官，就像威力巨大的弹药在腐臭的淤泥里骤然爆炸，登时浑水四处飞溅，溅醒了那些执迷不悔的不法分子。结果“食禄者跼蹐，赇谒之路殆绝”——当官的草木皆兵，寝食难安。行贿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官场一片清明，平城治安大为改善，一年中关押在牢里的死刑犯不过五、六人。

另外一个被处分的高官——幽州刺史张赦提厉行节约，克己奉公，为政清廉，但是他毁于纵容妻子段氏索贿纳贿，让和尚、尼姑牵线搭桥。段氏贪污的恶名越传越远，传到了出巡幽州的中散大夫李真香耳中。李真香查实之后上报朝廷，张赦提准备畏罪潜逃。但是段氏仗着自己姑姑是太尉、东阳王拓跋丕的老婆，而拓跋丕是孝文帝身边的大红人，一定会为张赦提说情的。于是张赦提就让段氏进京去找拓跋丕，不料段氏到了平城之后四处造谣说，李真香得知张赦提养了一头好牛，索贿不得，故而设计陷害张赦提。结果事情越闹越大，惹得京师满城风雨。

司法部门听说是东阳王的亲戚，不敢怠慢，赶紧派遣驾部令（相当于交通部长）赵秦州再去幽州查个水落石出。数罪并罚，张赦提当判处死刑。孝文帝念其曾经剿匪有功，也让他在家中自尽。一世英名毁于女人之手，张赦气愤不已，临死前大骂段氏，给我背上贪腐黑锅的就是你这个臭婆娘，我到了九泉之下也跟你没完没了。(www.daowen.com)

此后，孝文帝坚持不懈地狠抓反腐倡廉，几乎每年都揪出一两个特大级别的腐败分子。

公元488年，皇室贵族、梁州刺史、临淮王拓跋提，因贪污获罪，流放北方戍守边关。

公元489年又是一个反腐高峰年，竟然有三个宗室王被处罚。三月，统万镇大将、夏州刺史章武王拓跋彬，因贪污受贿，被削夺封爵。六月，怀朔镇大将、汝阴王拓跋天赐和镇北大将军、相州刺史南安王拓跋桢，也因为赃贿狼籍同时被贬为庶人。

拓跋天赐和拓跋桢都是文成帝拓跋濬的庶弟，论辈分是孝文帝的叔公。孝文帝曾经告诫拓跋桢，不要倚老卖老，你在相州要时时刻刻谨记三不准，不准仗着皇亲宗室违反国法，不准贪污腐化不理政事，不准饮酒宴乐滥交朋友。但是拓跋桢把孝文帝的告诫当做耳边风，在相州盘剥百姓、聚敛无厌。

拓跋天赐和拓跋桢被抓之后，孝文帝悲痛不已，跟冯太后亲临皇信堂，邀请所有的宗王，召开皇家扩大会议，商讨如何处置两兄弟。冯太后当众把二人批得体无完肤。有人认为二人都是文成帝的骨肉同胞，白发苍苍，没有几天了，应该从宽处理。但是冯太后坚决不肯，孝文帝最后做出判决，二人“削除封爵、以庶人归第、禁锢终身”。

公元490年，镇守长安的大将、京兆王元太兴有罪，免官削爵。次年，徐州刺史、济阴王元郁以贪污、残暴赐死。

同一年，孝文帝的庶弟元干贪淫不遵典法，当时的中纪委书记——御史中尉李彪准备检举弹劾，不巧在尚书下舍遇到了元干。李彪警告元干，最近有关你的流言四起，本来打算要弹劾你，担心有损皇帝的威名，你若能改邪归正，一切既往不咎。若依然我行我素，那就新帐旧帐一起算。元干左耳进，右耳出，优哉游哉的。李彪就向孝文帝告了一状。

孝文帝很头疼，反腐反到我的家里来了。让元干和另一庶弟北海王元祥，跟随太子到自己面前来一趟。两王到了之后，孝文帝单独召见元祥，把元干晾在一旁，派人暗中要观察他的态度。结果发现元干毫无悔改之意，孝文帝一气之下，召来元干先臭骂一顿，再杖打一百，免除了他的司州牧官职。

公元499年，齐州刺史高遵成了被孝文帝处罚的最后一名腐败高官。高遵为官向来手脚不干净，担任中书侍郎时，每次放假回老家河北，都要备好骡马，随从百余人。到了河北强行向百姓勒索丝绸、缣帛，若不如愿就口出恶言辱骂，赖在百姓家中不走。结果不到一个月，收到的丝、缣超过千余匹。出了如此的恶官，不但不为乡里谋福，反而鱼肉乡民，老百姓叫苦不迭。高遵调任齐州刺史之后，恶性不改，在选取官员时又大肆贪污受贿。高遵的老婆明氏本是齐州人，高遵与妻舅、外甥通同作恶，勾结地方黑势力，“争求货利，严暴非理，杀害甚多”，彻底沦为一个丧心病狂的父母官。其贪婪残酷的恶名传遍天下，孝文帝也颇有耳闻，决定亲自驾临邺城，会一会这个大贪官。

高遵听说皇帝到了邺城，从齐州赶去朝拜。恰逢孝文帝刚刚迁都洛阳，为笼络民心，大赦天下，因而放了高遵一马。但是在高遵辞别回齐州时，孝文帝特意召见他，把他骂得狗头喷血。高遵却拒不认罪，终于惹毛了孝文帝，厉声叱责，要是没有迁都赦令，今天你这条狗命早没了！你不但贪婪，而且残暴，像济阴王元郁那样的皇室宗亲，都难逃一死。你能与他相提并论吗？

受到了皇帝的教训，高遵回到齐州后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老百姓备受荼毒。不作死就不会死。一个叫孟僧振的齐州人恨恨地跑到洛阳去，控告高遵。孝文帝再也忍不住了，立刻让廷尉少卿刘述审理此案。眼见大难临头，高遵开始加紧活动，重金厚赂孝文帝宠信的道登和尚，让他在皇帝面前说句好话。

道登和尚念经似的，整天围着孝文帝唧唧歪歪。但是孝文帝坚定惩腐不动摇，下诏将高遵正法。高遵像幽州刺史张赦提那样深恨“贤内助”明氏，不与她诀别，自个儿洗净身子，然后吞下有剧毒的蜀椒而死。

孝文帝在位期间迁都洛阳，推行汉化，革故鼎新，坚定不移地惩贪反腐，澄清吏治，终于把北魏帝国推向巅峰，奠定了隋唐盛世的基石。他的雄才大略和高瞻远瞩，受到后人的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