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蜀、吴三国之中，蜀汉国力最弱。一代名臣诸葛亮执政时期，蜀国吏治却是最好，朝政最为清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尚有人质疑，但是诸葛亮的治国之术却世所公认，为千古风范。

诸葛亮崇尚法治，倡导依法治国的理念。公元214年，刘备夺取西川之后，诸葛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跟法正、伊籍、刘巴、李严等人共同制定了一部治蜀法典——《蜀科》。《蜀科》集中体现了诸葛亮的安邦大法——严刑峻制。

刘备的另一个助手法正对此颇为不解，刘氏集团尚未在四川站稳脚跟，就对老百姓如此刻薄，不怕惹得天怒人怨吗？他引用汉高祖刘邦入关之后约法三章的例子，劝诸葛亮宽刑省法，以收民心。

诸葛亮告诉法正，秦朝暴政，百姓惨遭涂毒，生不如死，陈胜吴广振臂一呼，义军此起彼伏，秦朝土崩瓦解。所以刘邦占据关中之后，反其道而用之，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得到喘息的机会。此一时彼一时。四川的前任领导刘璋为人懦弱，驭下无方。文武百官目无法纪，胡作非为，搞得整个四川一盘散沙似的。乱世重宽容，弛世用重典。矫枉必过正，如今严刑酷法，人们才体会到什么是恩德。不胡乱提拔，人们才知道做官的荣耀。

制定法规法律之后，接下去就该清算那些逍遥已久的贪腐分子。诸葛亮在《便宜十六策·治乱》中提到了反腐的一条原则，“先理强，后理弱；先理大，后理小”。也就是说，先打大老虎，后拍小苍蝇。

诸葛亮狠打的大老虎有两只——长水校尉廖立、托孤重臣李严（后改名李平）。这两人都是刘备从荆州带过来的嫡系部下。廖立堪称青年俊才，未满三十就被刘备任命为长沙太守。刘备入川之后，廖立先做巴郡太守、后任侍中，可谓前程似锦。但是廖立自命不凡，认定自己有将相之才，做诸葛亮的副手绰绰有余。没想到在阿斗时代，廖立被晾在一旁，只做一个高级军官——长水校尉。看到跟自己一起过来的李严都进入了领导核心，失衡心理让廖立迅速蜕化变质。

廖立心怀怨恨，先是抹黑刘备的光辉形象，后又逐个污蔑朝中大臣，散布极端言论，破坏整个执政队伍的团结，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诸葛亮为了严肃国法军纪，公元225年以诽谤罪（诽谤先帝，疵毁众臣）起诉廖立，免掉他的一切职务，流放汶山郡。

李严是白帝城的托孤重臣之一，阿斗继位后，李严封侯、加节，地位仅次于诸葛亮，绝对算得上重量级的政治人物。但是李严居功自傲，私欲不断膨胀，趁着诸葛亮北伐中原，以投奔曹魏来要挟诸葛亮放权。企图浑水摸鱼，扩充自己的势力，甚至有另立山头对抗诸葛亮的嫌疑。

李严生活奢侈腐化，即使丢官之后府中仍有“奴婢宾客百数十人”，而且狡诈凶狠，睚眦必报。李严的老乡陈震狠批李严“腹中有鳞甲”，李严在荆州南阳做官时就是一个酷吏，只想着为自己谋利益，置他人和集体于不顾。南阳的乡亲还给李严编了一条谚语，“难可狎，李鳞甲”，意说李严浑身长满尖刺，难以亲近。

公元231年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李严借口阴雨连绵筹粮困难，假传阿斗诏令把诸葛亮骗回成都，破坏了整个战争计划。李严已经彻底沦为蜀汉危害最大的“老虎王”，诸葛亮忍无可忍，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成员包括当时最有名望的人士，诸如魏延、吴懿、高翔、吴班、杨仪、邓芝、刘巴、费祎、姜维等等，最后把李严贬到梓潼郡去。

诸葛亮在《便宜十六策·思虑》中有一句警言，“欲思其利，必虑其害”。这句话道出了反腐和倡廉之间的辩证关系。反腐和倡廉，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差异性。反腐属于政治道德范畴，倡廉则属于社会道德范畴。要想建立一个清明的社会，必须做到反腐与倡廉同时并举，放在相等的位置上。(www.daowen.com)

年轻时代开始就淡泊名利、胸怀大志的诸葛亮为后世反腐倡廉树立了标杆。正如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所说的，“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诸葛亮虽然身居高位，但是心系社稷，生活之俭朴，在那个时代，无人可以超越。

诸葛亮是历史上第一个进行财产公示的高官，他前后两次将家底公诸于众。第一次是在公元224年，诸葛亮给未来的政敌——李严书信中有句话，“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政府拨给我的经费合计八十万斛，但是现在我银行没有存款，家中就连妇人换身的衣服都短缺。

公元224年是刘备病死白帝城之后的第二年，诸葛亮成为蜀汉的大管家，肩负着重振士气、兴复汉室的神圣使命。诸葛亮以坦荡荡的君子风度，率先公开财产状况，既解除了李严等人对自己的疑虑，又为朝中官员树立反腐倡廉的榜样，有利于凝聚人心、促进团结。

第二次是在公元234年，陨落五丈原之前，诸葛亮给阿斗留下一封感情真切的书信：“今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孙衣食，自有余饶。臣身在外，无别调度，随时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以负陛下也。”——我在成都的家中有桑树八百棵、贫瘠的田地十五顷，这些可以让子孙丰衣足食了。我经常在外，一切开销都由政府买单。也没有搞其他的副业，增加收入。我死之后，不让家中有多余的财物，外面有多余的资产，这会辜负你的。

诸葛亮如此表态，也如此行动。此时公示财产到底有何用意？就是为了给后继的当权者一个行为准则，督促他们构建一个清廉高效的政府。若能持之以恒，必将做到国富民强，如此一来，兴复汉室的期望值大增。

诸葛亮不但生前节用，而且死后也节葬。按照诸葛亮的遗命，蜀汉把他埋葬在定军山。以山做坟，只在山上凿了一个坑洼，刚好容纳得下诸葛亮的灵柩。下葬时用当时最普通的服装入殓，也没有什么陪葬器物。赤条条而来，光溜溜而去，诸葛亮什么都没有带走，真正达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人生境界。

诸葛亮死后，蜀汉的许多执政者也的确受到诸葛亮高尚人格魅力的感染，自觉紧绷廉洁自律这根弦，兢兢业业、勤政廉政。所以在后诸葛亮时代，蜀汉政权仍然保持了长达二十五年的稳定、清廉。

如蒋琬、费祎、董宛颇有诸葛亮之遗风，崇尚务实、不尚奢侈，后人将他们与诸葛亮并称四相。蜀汉的三军总司令姜维，“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姜维的住房简陋，银行无存款，家中女人衣服不多，也没有文娱活动。所有的衣食住行，不奢侈也不刻意俭约。政府给多少就用多少，从不浪费，简直就是诸葛亮第二。另一个高级将领邓芝，也跟姜维那样，随用随取。但是家财贫乏，连妻儿都吃不饱、穿不暖。邓芝死之日，家中一贫如洗。诸葛亮的亲密战友董和深受诸葛亮的言传身教，做了二十多年的官，临终时家中余粮竟然不足一石。

蜀汉的反腐倡廉，在诸葛亮时代犹可圈可点，但是诸葛亮一走就江河日下了。公元258年，太监黄皓干政，蜀汉朝政犹如瀑布临空而落，五年之后为曹魏所灭。诸葛亮为反腐倡廉呕心沥血了大半辈子，最后在一个太监手中功亏一篑，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