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爆发的第一阶段

一般来说，战争狂人的疯狂，通常是发动战争的野心和狂妄，而不是指备战环节中的疯狂。相反，为了战争能够更有把握获胜，丰臣秀吉必须在战前进行精心的准备。

首先是扩军。本来日本是以田粮作为征兵的条件，丰臣氏为了把土地、粮食和人口抓在手，开始整顿田粮制度。根据“太阁检地”得出的重新核定，每万石出兵250人。按照当时的国力，他在日本的西海、南海、山阳、山阴四道，共动员军队三十三万人，其中一线作战人员约二十万。

其次是造船。这次作战是日本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渡海作战，必须征调建造大量的战船。丰臣秀吉命令沿海诸藩，也按照田粮制度的基础，核定各种战船的数量和吨位，同时征用相应的水手和俸米。战争爆发前，日军已经准备了战船千余艘。不过，这时日本并不谙熟海战，在战船的大小和构造方面还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尤其不适合于渡海作战。

除此之外，日军还在弓箭、鸟铳和从西洋引进的新式武器方面，进行了充分准备。为了能获胜，丰臣秀吉让养子接替关白一职，而自己充任太阁，将大本营设在九州肥前海滨的名户屋，专一指挥对朝战争。万历二十年（1592，朝宣祖二十五年，日本文禄元年）五月，他在朝鲜、中国备战松懈的情况下，派遣十六万日军出兵朝鲜，在釜山登陆，挑起了战争。

万历十九年（1591），丰臣秀吉曾给朝鲜国王递交了一封国书，说他打算入侵中国，要借助朝鲜为先驱，共同进攻。这封国书措词傲慢，逻辑混乱，朝鲜一方当然不肯接受。因为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当时廷议的结果就把这件事报告给明朝。但是朝鲜自己并没有认真备战。

朝鲜不备战也是事出有因。朝鲜曾在万历十八年（1590），派遣使臣进入过日本。他根据所见所闻，向朝廷报告说，未来的日朝关系有一定的危险性，或许有可能发生战争。但当时朝鲜国内党争对立很严重，这个使臣是亲“西人”派的，他向朝鲜国王报告说必有兵祸，这就引起了“东人”派的极大不满，说这是危言耸听，动摇军心，最终的结果就是有人准备，有人不准备。

李舜臣的龟船

朝鲜水师提督李舜臣是一位有眼光的爱国将领，他早就不满国内承平日久，备战松懈。别的地方他管不了，于是就在水师上下工夫。为了能战胜日军，他一方面积极训练士兵，备战抗倭；更突出的贡献就是制造新型战船，名曰“龟船”。实际上这是一种铁甲船，头形似龟，船体似龟壳，覆以铁皮，并在铁皮上装有尖锐的铁钉和铁钩，造成对手无法跳帮和接舷，因此防御能力很强。同时从船头到船尾，船体全身设有数十个炮口，用来发射火器，而且前后左右还有铁制长杆，用来撞击敌船。这样就攻防兼备，是当时东亚地区最先进的战船。

不过除了李舜臣统辖的水师外，朝鲜全军的备战都很消极，二十万军队中能投入一线的不足三分之一。将领们从未带兵打过仗，主昏臣聩，只是战争的阴影越来越重，情报越来越多，已经接到有可能爆发战争的警报后，才委任了三名巡察使，前往前线督促备战。至于全国性的战前动员则根本谈不上。

相比之下，明朝从朝鲜得到丰臣秀吉寻衅的情报后，认为是日本的谣言和朝鲜方面小题大做，没有加强针对朝鲜的援助。相反，从前东南沿海的倭患还使中国人记忆犹新，于是在东南沿海部署了一般性的军事设施，要求务必堵截于外洋，各都司之间不得互相推诿和避战。

日本文禄元年（1592）四月，丰臣秀吉以肥前名户屋为据点，编制了近十六万人的军队，分别由小西行长、加藤清正、丰臣义智等大将率领，以釜山为目标入侵朝鲜。当时朝鲜前方的指挥官郑拨正在打猎，在毫无察觉中就成了他人的猎物。釜山第一天就丢了，然后，釜山周围的东莱、金海、密阳、尚州、忠州等相继失陷。

平壤之战

前方溃败的消息传入朝廷后，朝鲜国王李昖紧急召见大臣商量对策。史书上都说他优柔寡断，但在逃跑问题上却很坚决。大臣们劝说他坚守王京汉城，但他下令由次子摄政，自己逃奔到平壤，后来又逃奔义州，还想入中国躲避战乱。国王胆小如鼠，刚刚摄政的世子如何能管理得了乱局。守卫汉江和王京的文臣武将纷纷逃跑，日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汉城，从登陆到占领王京，日军前后仅用了二十天。

朝鲜战争一开始，向明朝请求救兵的使者就不绝于途。但是朝鲜失败得太快，等明朝接待求救信使时，汉城已经丢失，而这个消息还没有传入北京。五月初，万历皇帝对朝鲜的战祸并未感到问题严重，只是派遣了级别较低的礼部官员薛潘传达圣谕，扬言要匡扶正义，派遣十万大军旦夕而至。到了五月底，兵部尚书石星又派遣使者崔世臣、林世禄抵达平壤了解情况。六月初，在日军继续北进的压力下，李昖逃离平壤，出避爱州。等到传来朝鲜国王愿意“内附”的消息，明廷这才感觉到震动不小。

明朝在判断日本发动战争上，犯有两个错误：一是低估了日军进攻的可能，二是错估了进军的线路。所以明朝一直在加强沿海的戒备，尤其是侧重在辽东、山东和直隶等地，以防倭寇事件再次发生。战争爆发后，明朝调集了一部分军队和粮草去山东，还从南方调集了水师来加强河北与天津的防御。同时从宣化、大同挑选兵马，户部发银招募新兵，以壮声威。

对朝鲜国王内附的请求，朝廷内部进行了争论。当时一种意见是同意朝鲜国王来中国，“择一善地居之”，以示抚恤，但是不同意中国出兵朝鲜。理由就是朝鲜自己不奋起抵抗，望风逃窜，尽弃国人，要把麻烦扔给中国。按照朝贡外交，朝鲜是中国的东邻，之所以将它列入对华朝贡，就是要通过四夷来替中国守藩篱；现在藩篱不守，已经失职，还要让中国替它恢复，留着这样的国家在朝贡体系内，还有什么好处！

万历皇帝像

不过，万历皇帝最后还是决定援助朝鲜。在他眼中，援助朝鲜好像并不复杂，打败蕞尔小国日本有何困难！只要通过一次军事行动，就能达到帮助朝鲜复国的政治目的。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这兵怎么出？仗怎么打？究竟是防御还是进攻？究竟是打海路还是陆路？明军最后还是选择了从陆路进入朝鲜，迎头痛击进犯朝鲜半岛的日军，没有采取围魏救赵、声东击西等军事策略。这主要是朝鲜当时受到极大的压力，损失惨重，不断地向明朝呼吁求救，而且日军直接威胁着辽东的安全。

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朝在海上的压力得到了缓解，可以保证明朝陆军腾出手，在朝鲜半岛与日军放手一搏。朝鲜水师此时的抵抗有声有色。李舜臣进行了认真的备战，而且他的龟船能攻能守，行进自如，所以在接下来的数月海战中连续获得胜利。五月，李舜臣的水师在玉浦焚毁击沉日军战船二十多艘，船上幸存的日军士兵弃船登陆，逃之夭夭。五月底到六月初，李舜臣又相继在泗川、唐浦、固城等地，击毁和焚毁日军船只，并且击毙了日将九州大名龟井真矩和来岛通久等，又在闲山大捷中击沉焚烧日本各种战船近六十艘，日将真锅左马允自杀身亡。朝鲜这一系列在海上的胜利，歼灭了日军海军精锐，粉碎了日军水陆并进的侵略计划。既然朝鲜水师已经稳定了海上形势，那么明朝在海疆上的防御压力相应就得到了缓解。(www.daowen.com)

明朝虽然解决了出兵线路问题，放弃了严守海疆的防御方针，改由陆路直接援助朝鲜，但对丰臣秀吉以朝鲜为跳板进攻中国的思想认识不足，因此产生了轻敌意识，结果是初战失利。

在李舜臣水师胜利的配合下，明朝认为战胜倭寇并非难事，朝鲜之所以一路溃败，完全是自己无能。因此一开始仅派遣了济南史儒、戴朝弁各率一千兵援朝，然后又增派了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三千兵援朝，合计五千人马。当史儒带着几千人马到达平壤后，因不熟悉地形，而且正值暴雨时节，作战不成队形，马匹奔逸不止，初战史儒战死。祖承训的援军渡过了鸭绿江后，再战又遭到惨败，仅以身免。五千人马就这样没了，战报传至朝廷，一片哗然。

明军首战失利的原因，并非是怯懦不勇敢，而在指挥官的轻敌冒进，求胜心切，让骑兵冲入平壤城里，与日军发生巷战，明朝骑兵无法发挥野战的优势，在和日本陆军相遇后，猝然入城便被包围，遭遇到严重失败。

祖承训进攻受挫后，引起朝廷的极大震动，蕞尔小国的侵略如此难以对付，必须调兵遣将，认真备战方可胜之。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宋应昌被任命为经略，李如松被任命为征东提督，共率四万多明军再次赴朝参战。

当时有两种意见，其一是对日交涉，乞望通过羁縻式的和谈达到日本退兵的目的；还有一种声音较微弱，就是希望趁朝鲜艰危，将朝鲜土地据为己有。主帅宋应昌是坚决的主战派，他决心通过中朝联军的积极备战，消灭日寇，收复朝鲜。征东提督李如松更值得一说，宋应昌所率的四万多大军中，有三万属于李如松指挥。他是辽东总兵名将李成梁的长子，之前刚被派到宁夏平定哱拜之乱，取得卓越战功，现在又被万历皇帝提调到朝鲜前线。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李如松策划的第一战，是围攻日军防守严密的平壤城。平壤位于大同江畔，城池坚固，易守难攻。日军有一万五千的兵力驻扎于此，对于明军的到来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按照宋应昌的部署，平壤之役的部署在于围三缺一，留下一个豁口以动摇日军坚守的意志，在明军正面打击下，迫使敌人不得不突围而走。待到敌人退出平壤，在准备东渡大同江途中，尽量予以打击和消灭。

但是明军中这两位最高军事统帅意见尖锐对立。李如松认为宋应昌的部署简直是一厢情愿，根本不能采用，他决定先采用诱敌出城的战术。不过他左尝右试，日寇坚决不肯离城决战，这一招最终也没有效果。李如松最后同意集中兵力进行围攻。对平壤的攻城战，两位统帅达成了一致。

中朝联军的总兵力达到四万，远远超过了日军在平壤的防御兵力。艰苦攻坚战的序幕拉开了。阳光下明晃晃的武器铠甲耀眼夺目，城头号角锣鼓之声不绝于耳，城下战马嘶鸣，杀声震天。明军的火炮齐发，响声惊天动地。按照《李朝实录》记载，明朝的火炮火箭赤焰亘天，将城头日军的旗帜点燃，日军躲在矮墙后面，凭高用铅丸、巨石、开水对抗攀城而上的明军。明军围攻不下，李如松阵斩一人后挺身而出，大呼：“先登城者赏银五千两！”众将奋战更加勇敢，军士们鼓噪随之。日军抵抗不住，浙兵率先登上城楼，拔下了日军的旗帜，竖起了明朝的军旗。

面对蜂拥而上的明军，日军困兽犹斗，收缩在土窟之中死守。日将小西行长率六七千人固守在光亭土窟，剩余的日军约五六千人缩在七星土窟，等待时机准备突围。李如松下令四面堆积柴草，打算用火攻将敌人逼出土窟，但躲藏的日军暗中放枪射箭，给明军很大杀伤，包括李如松的坐骑也被铅丸打死。

明军连续作战，饥饿和疲劳达到了极点，在众将的再三请求下，李如松感到日军过于顽强，明军伤亡过大，土窟难以一时攻下，于是退师还营，修整再战。李如松利用这短暂的停战，派了一个军使入倭营传命：“以我兵力，足以一举歼灭，而不忍杀人命，姑为退舍，开你生路。速领诸将来诣辕门听我分付，不但饶命，当有厚赏。”

小西行长闻讯后，一时不知道李如松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根据之前的苦战，他知道日军已经无法再坚守平壤城，能平安撤军已经是无奈中的上策，但绝不能率领众将前往明朝军营，因为这算投降，放下了武器。小西行长也看出，明军暂时撤兵是伤亡过大，绝不是李如松的仁慈和大度，只要在谈判中强硬一些，就能尽力挽回损失。因此，小西行长提出要求：“俺等情愿退军，请无拦截后面。”李如松是位重信守诺的君子，却不是兵不厌诈的枭将，当时明军确已不堪连续作战，因此许下诺言，撤去重围。在没有沿路截杀的情况下，剩余日军全部平安撤离，在平壤之战打响的十天后逃回到汉城。

平壤之战以日军的失败告终，对明军来说，占领平壤原本是件好事，但宋应昌和李如松这两位前敌统帅又增添了新矛盾，主要问题出在李如松一方。

打了胜仗后，宋应昌向朝廷写了表功的奏折《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他通过生动具体的描述，如实汇报了明军在朝鲜前线的胜仗，而且多次提到李如松都督在战斗中的决定作用。他盛赞李如松在战马被鸟铳击毙后，仍“换马驰战，触冒毒火，鼻孔血流，犹左右指挥，往来督阵，神色不变”；还说他率领的军队在光复平壤后，“秋毫不许有犯，三军肃然。”

但李如松却多少有些看不起这位顶头上司。在平壤之战发起前，他对宋应昌“围三缺一”的方案不屑一顾，还放弃了宋应昌制订的用火箭、火炮袭击的计划，改用薄城而上的强攻。勇敢固然是李如松的长处，但他欠缺谋略，也造成明军许多不必要的伤亡。后来日军受围乞求撤退，他又自己决定放走了日军，使宋应昌的方案彻底落空。

平壤失守后，沿途日本守军自忖不支，中和、黄州、剑水、凤山之敌纷纷弃守，逃向王京，试图集中兵力猬集起来，确保汉城的安全。李如松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高丽古都开城，朝鲜郡县如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一起收复，归入平壤。中朝联合抗倭形势喜人，朝鲜北方领土完全解放。

北方的咸境道原来由日将加藤清正镇守，一直比较安全，兵力也没有损失，但在日军连续失败的情况下，自料无法孤立镇守，也一起撤退到汉城。原本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两路日军素有不和，平壤之战受挫后，日军士气不振，矛盾更加突出。但汉城毕竟是朝鲜的首府，又有咸境、忠清为之犄角，从地形而言，易守难攻。明军取得平壤大捷后，又占领了开城这座空城，出现了一个相对有利的主动进攻局面。但日军决定不再退却，不计代价死守汉城。

最初宋应昌认为，平壤的倭寇虽然有万余之众，但在日军系统中只是一小部分，所以应该急攻。现在汉城汇集了日军各路兵马，其势大合，力量壮大，攻击应该慎而又慎，必须等到我军粮草、军械、火器齐备之后，再一鼓作气发动总攻。但是李如松对如何进攻汉城，也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接连在平哱拜之乱和平壤之战获胜，十分轻视日军，傲慢的态度使他听不进去宋应昌的话，于是径直向汉城进发。李如松率精兵三千作为前锋，哨探王京道路，打算分兵埋伏，打日军一个猝不及防。但当他行军至离王京五十里的碧蹄馆时，遭遇到日军的围攻。

日军将明军包围得水泄不通，明军将士殊死搏斗，奋战半日，直杀得人困马乏，弓矢耗尽。日军发现肯定有明朝大将被围在里面，因此搏杀得十分凶狠。裨将李有升用身体护着李如松，竟被日军砍倒肢解。等到明朝援军将李如松救出后，明军“精锐亦多丧失，过桥者尽死”。

新年伊始的朝鲜天寒地冻，又连遭雨雪，道路泥泞不堪，明朝擅长的骑兵战术根本无法发挥。而日军凭险据守，背山面水，沿着汉江连珠布阵，又在城中高置角楼瞭望，以逸待劳地等着明军的进攻。看到这种情景，明军攻城的底气开始松懈，勉强进攻，也被日军从城墙后面伸出铁铳频繁射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在进攻无效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明军退师返回开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