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进攻与李自成败亡

相对于李自成一次又一次的战略失误，进入北京城的多尔衮，也面临着几个重要的战略选择：如何对付大顺政权和南明小朝廷，作为异族统治者如何安抚北京等地的明朝官绅，还有如何攻陷山东、河南这三方力量均未控制的地区等。要想解决好这几个方面的矛盾，清朝最高统治者必须有高超的政治手段和外交谋略，还需要有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需要占领区的明朝遗臣和军队如何服从和配合。而这些问题很快都被多尔衮解决了。

在政治上，多尔衮进京后，首先安抚明朝的遗臣，将自己打扮成崇祯皇帝的复仇者，“乱臣贼子”的声讨者。和李自成截然相反的是，他竭力邀请明朝的遗臣加入新朝廷，只要剃发就可官复原职。和李自成是第一次来北京不同，清军曾经多次入关作战，在北京一带和明军厮杀，兼之又是来自水瘦山寒的番夷，许多明朝的遗臣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是很有可能的。换而言之，明朝遗臣对清朝的认可程度，要比大顺政权低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没有以胜利者自居，而是低调行事，主动提出和汉族官绅合作，不但在态度上是明智的，而且成效也很显著。如果说在李自成进京的时候，还有几十位明臣自杀，陪着崇祯皇帝殉了葬，此刻面临一个突如其来的新主人，除了那些试图投靠南明小朝廷的官绅逃跑外，声誉扫地、狼狈不堪的明朝旧臣，很快就接受了如此诱惑的加盟条件，并且乐此不疲地开始推荐同僚入伙了。

除了安抚畿辅地区外，清军在这一年的夏秋时节，也争取到了畿南、豫东、山东等权力真空地区的支持。随着大顺军的西撤，在这个传统的中原地区，一度出现了复杂的局面。最初，眼看着明朝奄奄一息，这一地区的官绅和自治武装是倾向于大顺政权；但是随着大顺军的一路败逃和福王监国，那些前明官绅又打击了“复明杀贼”的旗号，因此反清活动要比北京一带严重，而且清军兵力有限，也对这些反叛活动束手无策。然而此时成立的南明小朝廷，竟然在这一相对有利的情况下，一味执行错误的“借虏平寇”国策，和大顺军为敌，对清军和吴三桂进行慰劳，引狼入室，与虎谋皮，拱手将中原地区让给了清军。

传统史学对福王政权君臣们的书写中，一直有个误区，似乎在重要的大臣里面，只有孤独的史可法是忠诚勇敢，公正清廉，代表着南明的正确方向，至于福王、马士英、阮大铖和江北四镇的首领，都是一些和平时代的文恬武嬉、战争时期的变节投降之徒。这一误区的根源，是他们只重视个人的品格和操守。但对政治家来说，评价的高低，是看他制定一条怎样的政治路线，如何贯彻和执行。

政治眼界的高低至关重要。在这个方面，史可法和马士英之流，却没有本质的差别，都无法正确解决“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真正的朋友”这个当时最根本的问题。他们都主张对攻势逼人的清军按兵不动，坐等清兵掠走中间地带，一厢情愿地向清廷派出左懋第和解使团。而执行这些措施，就是因为他们对清廷都信奉“借虏平寇”的国策。当清朝大军指向南明时，他们才乱了阵脚慌了神。廉洁的史可法最后死于扬州。着眼于个人，他是捐躯，是报国，着眼于南明朝廷，他是误国。对他最中肯的评价，只能说是一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废物”。

由于南明小朝廷的软弱退让，给了清朝占领中原地区的可乘之机。早在五月二十五日，清朝就派遣明朝的降官方大猷前往山东招抚，后来又派遣明朝降官王鳌永前往河南。随后，以军队为后盾，逐浪推进，并兼以“违者以抗师治罪”为恐吓，要求所有观望的地区迅速投降。原本河南、山东等地，就是趁着权力的真空而自治，在军事上并无重大的威胁，他们既无法得到南明和大顺的有效支持，又面临清军的进逼，一群乌合之众很快就烟消云散。畿南、山东等地拱手让给了清朝。

这一年的夏秋之交，清军在畿辅和中原地区基本巩固了统治。之后，针对农民军占领的山西便开始了蚕食进攻。由于姜瓖和唐通等先后被诱降，山西北部已经落入清军的控制，反过来袭击大顺军的老营李过部。

除此之外，清军还派遣八旗军南下，山西的形势日趋紧张。六月，清朝派固山额真叶臣率军平定山西一路；七月，又派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石廷柱率大军平山东一路；九月，再派前锋统领席特库襄助叶臣军。

由于当初李自成战略上的失误，将山西的兵力大部分撤离，且山西所属军队各自为战，太原已处于兵临城下的危险。十月，等清军前线调来了自己的乌真超哈（汉译为重炮部队）后，便集中火力轰击城垣，被轰塌了数十丈。清军蜂拥而入，孤立的大顺军抵挡不住清军潮水般的进攻，山西省城太原陷落。清军于十月底又乘胜攻占了永宁州，十一月占领平阳。李自成防御山西的部署彻底瓦解。

需要说明的是，清朝的八旗兵是以骑射擅长，即便没有乌真超哈的协助，大顺军的军事素质也处于下风。但是经过与明军的长期作战，尤其是在与袁崇焕的宁远之战中，后金军因为受到红夷大炮的重创，十分重视兵器的创新。等到大凌河之战和松锦之战后，清军已经拥有了大批火炮，并且掌握了仿制技术，组建了隶属于汉军八骑的乌真超哈。清军入关之后，凡是攻城略地，例如攻陷太原、潼关等，皆依赖重炮为其清障，严重挫伤了农民军将士参战的勇气。

再看农民军对清军的作战。由于农民军只有零星的火炮，没有像清军那样组建火力集中的重炮部队，更无仿制技术，因此不但在战略、武器方面处于下风，而且在使用武器的战法方面，也被清军领先了。农民军一改擅长的流动作战，变成了株守城市，这样根本无法阻挡以重炮部队为主的清军攻势。

针对山西危急的形势，在十月份，大顺军向河南怀庆地区发动了规模较大的反攻，希望开辟新的战场。这次主动出击，大顺军派遣了三万多人，由晋南和关中分别出发，连续攻克济源、孟县，包围了怀庆府治河内，并击毙了清军提督金玉和。

对于大顺军的这次主动出击，史学界评价很低。因为九月中旬至十月，清政府曾决定两路出击，同时剿杀大顺政权和弘光政权。但是由于怀庆之战，使清政府认识到，大顺政权才是自己真正的敌手，于是改变了作战方案，集中兵力先吃掉大顺军。也是因为怀庆之战，使清军全部压向了陕西。农民军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困难。

这种观点实在是难以成立。自从山海关之战失败后，又由于李自成在山西部署的重大失误，到九月份，山西大部都落入清军手中。因为前线不断失败，造成前明降官接二连三反叛，也使将士军心涣散。而要解决这一切，就必须靠战场上的胜利。农民军实际上已经退无可退，李自成部署进攻河南，不是太早，而是太晚。

除了怀庆地区外，农民军还向黄河以南发展势力，分别向归德、裕州、郏县挺进。因为农民军的出击，使多尔衮认识到万一派兵下江南后，会造成侧翼防守的薄弱，遂改变战略计划向潼关挺进。(www.daowen.com)

自从农民军一改“流寇”状态，进入城市建立政权后，似乎忘记了之前对付明军行之有效的作战方法。在战略上，面对清军占领中原，李自成没有像朱元璋那样，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类的民族主义口号，而在对明军作战时，却能靠“均田免粮”的政策，招募到大量农民加入队伍中。

当前明降官接二连三地倒向清朝时，李自成所能做的，只是分散兵力严加看守可疑的降官，却从来没有想到和做到，用几次出色的胜仗来震慑降官的反叛。农民军之前灵活的运动战，到了山海关之战后，也变成了固守城市和死守险关的防御战。这样正好发挥了清军乌真超哈的长处，所以防御战中的大顺军每战必败。越是作战失败，就越增加大顺军对清的恐惧，转而攻击张献忠和南明，对清朝避战思想弥漫了整个大顺军。

打不打怀庆之战是一个问题，而如何打怀庆之战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发动怀庆之战，不能说加速了大顺政权的覆亡，而只能说暂时延长了福王政权残喘的时间。

十月，清朝一再加强进攻大顺军的力量。除了在月初攻克太原外，清朝还派出和硕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兵自北路，出陕北榆林向延安和西安进攻，随同的有尚可喜、吴三桂部。在那里，他们和大顺军的主力高一功部、李过部遭遇，发生了激战。十二月，清政府再派和硕豫亲王多铎率军自南路，出孟津开至陕州，进攻陕西的门户潼关。

李自成之墓

面对清军的两路攻势，李自成犹豫再三，最后改变了防御重点，双方在潼关集结了大量军队，一场激烈的决战随即展开。由于清军所依赖的乌真超哈尚未到达，一开始清军以防御为主，连日来农民军在李自成、刘芳亮、刘宗敏的亲自统领下，日夜攻打清军的兵营，可惜俱为清军击退。等清军的红衣大炮运至，农民军的处境更加危急。在猛烈炮火的攻击下，李自成见大势已去，只好率领兵马撤回西安。而北路的清军也正在南下途中，即将对西安形成合围之势。

顺治二年（1645）元月，李自成放弃了西安，率领农民军自蓝田经商州出武关，进入到河南内乡、湖北襄阳一带。这是农民军最后一个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他们在这里多次作战，又建立过政权，留有一支还算精干的部队。但李自成为避开清军的追击，不高明地选择了放弃。他集中兵力，一路上流动作战，实际上是避战。军队来不及补给和休整，还试图抢在清军前，从弘光政权手中抢到富庶的江南。沿途大顺军被跟踪而至的清军多次截杀，李自成手下的文臣武将刘宗敏、宋献策、牛金星等或死或降，五月初，自己也在湖北通山九宫山，牺牲于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之中。李自成的牺牲标志着轰轰烈烈的大顺政权在历史长河中的最终谢幕。

山海关之战是明末清初具有转折意义的一仗。对大顺政权来说，失败的后果是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但致命并一定丧命。大顺政权在退出北京后，它所统辖军队的数量还是超过了清军，所占地域仍然可称广阔。但仅仅过了一年的时间，大顺军在清军的进攻面前，一败再败，最后覆亡。这其中的原因不能统统归结为山海关之战。山海关之战毕竟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对大顺政权来说，之后一年，仍有很多机会改正战略战术失误。

那么，山海关之战后，大顺军一败再败的主客观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首先，李自成在失败面前，放弃了积极进攻的努力，将自己的防御部署，完全置之于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御中。这一点在组织山西的保卫战中看得最清楚。

其次，对待明朝的降官缺乏必要的改编。由于警惕性不足，刚刚投降过来的明军就被赋予大权，或者独当一面，或者割据一方，宽容的背后缺乏约束机制。

第三，在农民军的管理方面失之于草率。虽然李自成在襄阳就开始建立较为正规的政权，但是对于军队正规化、制度化的建设，无论是军事训练、军队结构、武器配备等，本质上保持了农民起义时的草率，远远落在后面。如果和努尔哈赤、皇太极打造八旗军相比，就可以明显感到双方建军原则上的差异。两者一旦交锋，农民军差不多就没有获胜的机会。

第四，山海关之战后，大顺政权客观上处于四面受敌的窘迫环境中，固然与南明小朝廷绝无和解的可能，但并非所有的问题，都是出在对方“借虏平寇”的短见上。即便李自成和张献忠也无合作的可能，但李自成主动向汉中用兵，挑起双方的武装冲突，不但在战略方向上是短见的，而且平白无故地增加了对手，分散了兵力。

山海关之败和李自成的牺牲，标志着大顺政权失败的开始和最后的覆亡。但是大顺军尤其是张献忠大西军的余部，仍在清军进攻面前，采取了和南明朝廷联合的和解策略，之后又掀起了反抗清朝入侵和民族压迫的斗争。

在长达二十多年的艰苦抗争中，涌现了李定国、郑成功等杰出统帅。只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们试图恢复明朝或者说汉族政权的努力，最终没能实现。动荡的南明朝廷就像落日的余晖，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