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志》之六分法与《隋志》之后的四部分类法，各有其产生的背景和依据，也都有自己的历史适用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如前所述，四部分类法是由六分法演变而来，在很多方面做了较大的变动和改易。这些变化很多是不得已的，可能无意间改变或抹杀了一些《汉志》体例的功用和学术考量。从这个角度看，四部分类法之于《汉志》的变化，不单单是类例上的调整，背后还有着对各种知识体系价值评判的变化。下面我们就简单陈说几点四部分类法对《汉志》本意的一些遮蔽和消磨。

1.经、传关系的模糊

在《汉志》中，对六艺类文献的处理是十分谨慎的。《六艺略》之主体，是按照六经之框架，对经传文献进行归类。其后，鉴于《论语》《孝经》及小学类文献在当时经学传授中的地位，特别是与孔子的密切关系，又将三类文献作为附录，放在六经类文献之后，即所谓“序六艺为九种”。也就是说，《汉志》尊经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对六艺类文献的处理也是有层次感的，经与附录都有合适的位置。《论语》和《孝经》虽在汉代有较高的地位，特别是《孝经》与西汉“以孝治天下”的理念相合，受到政府的提倡，但因缺乏学理上的足够支撑，无法与时人所共识的“先王之圣典”六经等同。《汉志》重心是放在六经上的，其在《六艺略》总序中，是围绕六经关系展开论述的，对三种附录没有专门提及。应当说，《汉志》对六经与论语、孝经、小学类文献的处理，是符合汉代经学发生、演进的基本形态的。

至王俭之《七志》，将六艺类文献改称《经典志》，“以六艺之称不足，标榜经目改为经典”^[106]。王俭的做法，自有其考虑，但将六艺类文献统称为“经典”，某种程度上混淆了《汉志》所确立的六经与《论语》等的界限，开启了经传不分的先例。阮孝绪《七录》认同王俭的做法，设有《经典录》，在其中设立了独立的论语部、孝经部和小学部，使之在类目上与六经取得了平等地位。《经典录》在体例上达到了九部，与《汉志》“序六艺为九种”的做法有了较大变化。至《隋志》，《论语》《孝经》和小学类与六经并称“经”的规制，被正式引入官方史书之中，此后再无大的改易。

这种名称和类目上的改易，表面看来只是一种体例上的细微变化，实际助长了对经学知识体系的误解和歪曲。六经之称，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秦汉人对“经”之范围的限定是有十分清楚的认识的，即只有六经才是真正的“经”。《汉志》对六艺类文献的处理就是这种认识的绝好写照。

但这种集体共识随着时间的演进，逐渐发生变化。经的范围在逐渐扩大，东汉时已有“七经”之称，《后汉书·张纯传》有“七经谶”的说法，《三国志》有“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107]语，而七经的内容众说不一，或以五经加上《论语》《孝经》，或以六经加上《论语》，或以五经之“礼”一分为三^[108]。入唐之后，又有九经之称，其内容有两种说法，或以《春秋》三传、三礼，加上《易》《书》《诗》，或以三礼、《论语》、《孝经》，加上《易》《书》《诗》《春秋》^[109]。宋朝，出现了十三经，即以三传、三礼，加上《易》《书》《诗》《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经之类目至于顶峰。

经典范围的逐步扩充，有时也并非完全出于个人意志的随意变更，背后还有一些实际动因。一方面，学术的由简而繁，由浅而深，是学术演进的一个基本路向。西汉时期毕竟处于中国经学发展的起步阶段，六经的研究也都是开山和奠基之作。随着历朝历代六经类典籍的累积和经学名家的涌现，经学逐渐走向条目化和专门化，各种经传如《春秋》三传、《论语》、《孝经》等都有了相当规模的论著和从学之人，在数量上具备了自立一家的可能性。我们姑且将之称为学术演进上的“积累模式”，这种积累是传统学术分门别派的一个重要路径。

另一方面，经学部类的扩充，有时也受制于时代学术变易的影响。最明显者是宋代十三经的出现。《孟子》本是传统之儒家类文献，即子书。此时理学成为宋代之主导学术，而孟子之心性论为理学家所极力推崇，四书的重要性开始抬升，并逐渐取得与五经相类的地位，《孟子》此时跻身经部，正是这种学术潮流的一个表征。

经典范围的扩充，也引起了一些学人的注意。如章学诚认为：“至于《论语》《孝经》，则非六经之本体也；学者崇圣人之续余，而尊以经名，其实皆传体也”^[110]，指出了《论语》《孝经》属传记，“经”之名与两书性质并不一致。龚自珍专门有《六经正名》篇，认为六经渊源已久，后世所作只能称传、记，不能冠以“经”名。龚自珍对《汉志》处理六艺类的做法十分认可，认为：“善夫，汉刘向之为《七略》也！班固仍之，造《艺文志》，序六艺为九种。有经、有传、有记、有群书。传则附于经，记则附于经，群书颇关经，则附于经”^[111]，后世之九经、十三经诸说乃“喋喋”之论。刘师培也言道：“不察以传为经、以记为经，以群书为经，以释经之书为经，此则不知正名之故也”^[112]。

与经典范围扩充相应，四部分类法的经部的设置，也以一种略显笼统的形式对六艺类文献进行著录，《汉志》中那种较为清晰的经传之分被忽视，六艺类文献都附于“经”的名目之下，很容易带来认知上的错误和困难。因此，从这点来看，四部分类法之经部的设置，就辨识经学知识形态和结构而言，确实不如《汉志》明晰。

2.诸子名目的固守与内涵的迁移

如前面所讲，《汉志》中诸子“九流十家”的学派框架，在后世四部分类法中基本被承袭下来，但这种承袭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问题的。在《汉志》那里，诸子的内涵是明确的，从时间断限上看，诸子论著以春秋战国时期为主，西汉之作占少数。《汉志》定义诸子的功用，认为其乃官学失守后的一种文化现象，有其特定环境和承载条件，是与春秋战国分裂态势相匹配的文化碎化的体现。因此，学界多将子学思潮之主体，限定于春秋战国。当然，文化有其独立性，其沉浮兴衰不可能与政治变动完全一致，有时有一定的超前或滞后。《汉志》将西汉中前期的一些文献录入《诸子略》，是可以成立的。

但《汉志》之“九流十家”毕竟不是单纯的目录分类的权宜之计，其划分带有很强的整齐学术的意旨，学术的时代性印记较为强烈，其框架不可能没有下限地随意延伸。因为先秦诸子之血脉，入汉之后已经十分微弱，墨、名等家基本没有了传承，后世也没有新的文献可以归入其中，他们作为学派意义上的一家之学已名存实亡。余嘉锡认为：“考汉诸子十家，惟儒、道、阴阳三家有西汉末年人之著作，余若纵横、杂家，皆武帝时止，农家至成帝时止，小说家至宣帝时止。而名、墨二家，则只有六国人书。可以见当前汉时诸子之学，已在若存若亡之间”^[113]。若继续袭用此框架作为子部类目的重要依据，则难免削足适履，进退失据。所以有些学者倾向于将先秦诸子视为一种特定的学术思潮，在图书分类中也应占有特殊地位。如荀勖之《新簿》，其乙部将子书分为古诸子家和近世子家，可见荀勖已意识到子学之脉络，前后当区分对待。与此相类，张之洞之《书目答问》子部中，亦单列周秦诸子一类，并对后世书目强分诸子的做法进行了驳斥：“后世群书，其不能归入经史者，强附子部，名似而实非也”^[114]。

但绝大多数目录著作，仍不加区分地将《汉志》之《诸子略》的框架直接承继下来，因而造成一些学派作为部类归属，缺乏明显的代表性。如在《七录》之《子兵录》中，阴阳家只有1卷，名家只有23卷，墨家只有10卷，纵横家只有5卷，农家只有3卷^[115]。《隋志》子部中，法家仅6部，72卷，新增者唯有东汉崔寔之《正论》和曹魏桓范之《世要论》；名家仅4部，7卷，除《邓析子》《尹文子》外，新增魏文帝《士操》和刘劭《人物志》；墨家，3部，17卷，全为先秦之作；纵横家2部，6卷，为两种传本的《鬼谷子》，亦为先秦之作。^[116]这种情况在其后的历代经籍志、艺文志中，大致相类。因此后世之四部分类法拘泥于《汉志》之成规，以之整齐后世典籍，在逻辑上是走不通的。黄虞稷将《汉志》中那些血脉断绝的诸学派一并省入杂家，处理虽嫌简单，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墨守的不满和应对。

与墨、纵横、名诸家不同，其他的一些诸子学派虽不断有新的典籍出现，但其意义与《汉志》所言已经大相径庭。如《汉志》之杂家，重在治国理民而兼取诸家，“兼儒、墨，合名、法”，是与学术相涉的诸子学派之一。其所谓“杂”，乃指其学术理念的综合性，并非杂乱无章之意。而在后世四部分类法中，杂家渐渐成为那些不好确定类属的书籍的集合，学术和学派意义开始蜕变，从而成为单纯的图书类目设置。在《隋志》中，杂家所包的内容已经非常庞杂，佛、道、类书等内容都可置之其中，“诸子杂家之义，汉后已亡，著录杂家之冗，历世愈烈”^[117]；《旧唐书·经籍志》中，杂家还包含了一些符应、祥瑞的东西，如《瑞应图记》《瑞应图赞》《祥瑞图》等。《宋史·艺文志》中，杂家的内容有与政治相涉者，如虞世南《帝王论略》；有涉及符瑞者，如《祥瑞录》；有涉及乡约族规者，如《谕俗编》《弟子职》《女诫》《乡约》《家仪》《乡仪》；有涉及小学韵理的，如《十经韵对》《四库韵对》；甚至还有谈及服饰的，如《服饰变古》。杂家之杂，被推至一个极致。《明史·艺文志》受黄虞稷影响，将法、名诸家归入杂家，则其所谓杂家又多了一些内容。由于《明志》收录书籍限于本朝，所以杂家更多一些笔记类著作。从《隋志》至《明志》，杂家作为类目存在，其内容庞杂不堪，成为了各类闲散典籍的大杂烩。著录的依据也很难固定，编目者的主观性较强，“凡于诸家著述，不能遽定意指之所归，爱之则附于儒，轻则推于杂”^[118]。

至《四库全书总目》，杂家作为一种图书类目在内容和范围上更加清晰，有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六个小类目。从目录学的角度来讲，《总目》的这种做法解决了杂家类典籍的无序状态，是目录体例上的一大进步。但若是从《汉志》的角度看，无疑将“杂家”作为学派意义上的价值涤荡一清。杂家完全成为满足于目录之学的工具，《汉志》中赋予它的诸子特性，在此基本没有了踪迹，完成了“目录学史上的‘杂家’向‘杂家类’转化”^[119]。

又如道家。《汉志》之道家，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为核心，乃是老庄所言之无名、无为之道，意旨是较为单一的。随着后来道教的兴起，“道家”的内涵逐渐发生变化，宗教意味越来越浓。如《旧唐书·经籍志》中的道家类，除了收录一些道家的基本典籍外，也将道教书籍著录其中，如陶弘景之《登真隐诀》、张湛之《养生要集》等修道长生之书，且道家类后还附有佛教之书。在《宋史·艺文志》中，道家类同样将佛家及神仙附入其中，所谓神仙就是道教中成仙、炼丹、长生之术。在《明史·艺文志》中，道教典籍则从附录正式进入道家的范围，《明志》对道家和道教典籍不再作区分，有涉及炼丹者，如《金丹密语》《金丹直指》《金丹秘旨》等；涉及神仙之事者，如《蜀中神仙记》《国朝仙传》等。至《四库全书总目》，“道家”中道教内容更多，求仙、修道、炼丹等，应有尽有。

因此，从杂家、道家的例子看，《汉志》之诸子体系在小的类目中也发生了一些潜移默化的变化，与《汉志》的原始寓意发生了较大差距。变化的原因，乃是后世学术、知识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动，而目录在典籍著录上又不得不借助于《汉志》的诸子学派体系，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原有类目进行“旧瓶装新酒”的改造。这种改造，使得《汉志》原有的学术关照被极大扭曲，很多类目都已名存实亡。当然，我们这些分析并不是要对四部分类法的这一改造进行谴责，而是指出其与《汉志》是如何在表面的相似中进行变动的，并在这种变动中寻得中国思想、学术演进的轨迹。

3.对数术、方技类文献的轻视

在《汉志》中，数术、方技类文献的比重是很大的，约占全部图书总量的四分之一。两者分别作为独立的一级类目出现，与六艺、诸子类文献并驾齐驱。《汉志》的这种安排，不单是基于数量对比的考虑，确实也是由于数术、方技在时人的精神世界中“日用而不知”的作用，《史记》《汉书》中诸多传、志都浸染着它们的痕迹，如《史记》之《天官书》《律书》《历书》《封禅书》《日者列传》《龟策列传》，《汉书》之《律历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等。除了官方认可的层面，在个人精神领域，数术、方技知识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前面所举的出土文献中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证明。这些出土材料有的来自贵族、官吏的墓葬，有的来自边吏、戍卒的生活用品，地域上不分东西南北，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如此，则数术、方技知识确实为当时知识、信仰世界的重要内容，《汉志》对两家的重视，是于史有征的。

至荀勖《新簿》，数术与诸子及兵书同被纳入乙部，开启了后世数术、方技类文献并入子部的先例。不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仍处于六分法与四部分类法相互拉锯的状态，数术类文献的部类归属仍不固定。如王俭之《七志》，有《阴阳志》，“纪阴阳图纬”^[120]，又有《术艺志》，“纪方技”^[121]；南朝梁时，“于文德殿内别藏众书……乃分数术之文，更为一部”，也赋予了数术文献的独立地位。甚至在阮孝绪《七录》那里，其已经具备了经史子集的基本体例，仍有专门之《技术录》著录数术文献。至《隋志》，数术或方技类文献作为独立一级类目不复存在，完全被纳入子部之中，以后的正史之经籍、艺文志也没有恢复它们的独立地位。

如前面所讲，四部分类法继承了《汉志》中两者所辖的小类目，如天文、历算、五行等，对两类书籍进行著录、归并，对数术、方技类典籍也没有完全忽略。这种处理，从效果上讲尚能使人接受，但毕竟取消了数术、方技类典籍的独立性，降低了它们在知识、思想体系内的作用，消解了它们作为一类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这对于我们把握传统社会的知识结构和社会心理，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就这一点，《汉志》的体例设置，显然更加合理。

【注释】

[1]《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第2491页。

[2]《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53页。

[3]《史记》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第3206页。

[4]《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26页。

[5]《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27页。

[6]《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31页。

[7]《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34页。

[8]《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34页。

[9]《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39页。

[10]《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1页。

[11]《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3页。

[12]《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4页。

[13]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二卷（秦汉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6页。

[14]《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第2841页。

[15]《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第2971页。

[16]《汉书》卷七十九《冯奉世传》，第3294页。

[17]《汉书》卷十《成帝纪》，第326页。

[18]《汉书》卷十一《哀帝纪》，第342页。

[19]《汉书》卷十二《平帝纪》，第354页。

[20]《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上》，第4068页。

[21]《史记》卷九十一《黥布列传》，第2606页。

[22]《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第2615页。

[23]《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第2617页。

[24]《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2927页。

[25]《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第2279页。

[26]《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第2280页。

[27]《汉书》卷五十二《韩安国传》，第2402页。

[28]《汉书》卷六十四上《主父偃传》，第2801页。

[29]《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第2981页。

[30]《汉书》卷七十《陈汤传》，第3023页。

[31]《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第4183页。

[3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29页。

[33]李零：《中国方术正考》，中华书局，2006年，第11页。

[34]《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65页。

[35]《汉书》卷二十六《天文志》，第1273页。

[36]《汉书》卷二十六《天文志》，第1283页。

[37]《汉书》卷四十五《息夫躬传》，第2184页。

[38]《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第2981页。

[39]《汉书》卷二十六《天文志》，第1281页。

[40]《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第2955页。

[41]《汉书》卷二十六《天文志》，第1275页。

[42]《汉书》卷二十六《天文志》，第1278页。

[43]《汉书》卷二十六《天文志》，第1294页。

[44]《史记》卷一百二十八《龟策列传》，第3223页。

[45]《史记》卷一百一《袁盎晁错列传》，第2745页。

[46]《汉书》卷八十一《张禹传》，第3351页。

[47]《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73页。

[4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3页。

[49]《史记》卷四十九《外戚世家》，第1971页。

[50]《史记》卷一百二十五《佞幸列传》，第3192页。(www.daowen.com)

[51]《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第2766页。

[52]《汉书》卷九十七上《外戚传》，第3946页。

[53]《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44页。

[54]《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46页。

[55]《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第2622页。

[56]《史记》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第2821页。

[57]《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2922页。

[58]《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1368～1369页。

[59]据李零统计，秦代可考的方士共有八人，即徐市、茅蒙、卢生、韩终、侯生、石生、安期生和黄公。见李零：《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106～109页。

[60]《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2页。

[6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7页。

[62]《史记》卷十二《武帝本纪》，第455页。

[63]《史记》卷十二《武帝本纪》，第458页。

[64]《史记》卷十二《武帝本纪》，第462页。

[65]《史记》卷十二《武帝本纪》，第473页。

[66]表格之基本数据、信息采自骈宇骞、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31～240页。

[67]表格之基本数据、信息采自骈宇骞、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41～244页。

[68]表格之基本数据、信息采自骈宇骞、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44～255页。

[69]表格之基本数据、信息采自骈宇骞、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55～270页。

[70]表格之基本数据、信息采自骈宇骞、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73～277页。

[71]表格之基本数据、信息采自骈宇骞、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77～280页。

[72]表格之基本数据、信息采自骈宇骞、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81～283页。

[73]表格之基本数据、信息采自骈宇骞、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83～287页。

[74]表格之基本数据、信息采自骈宇骞、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87～290页。

[75]《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第906页。

[76]余嘉锡：《目录学发微》附《古书通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6页。

[77]阮孝绪：《七录序》，《广弘明集》卷三，见于《四部精华》（子部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7页。

[78]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956页。

[79]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5页。

[80]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1987年第二辑，收录于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4页。

[81]阮孝绪：《七录序》，《广弘明集》卷三，见于《四部精华》（子部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7页。

[82]同②。

[83]阮孝绪：《七录序》，《广弘明集》卷三，见于《四部精华》（子部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7页。

[84]参见逯耀东《：〈隋书　·经籍志　·史部〉形成的历程》，见于逯氏著《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中华书局，2006年。

[85]黎子耀：《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地位》，《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86]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2页。

[87]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第89页。

[88]《后汉书》卷六十上《马融列传》，第1972页。

[89]《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第1940页。

[90]《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列传》，第2007页。

[91]《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彪列传》附班固，第1386页。

[92]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9页。

[93]《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第948页。

[94]《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上》，第1963页。

[95]《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上》，第1983页。

[96]《宋史》卷二百二《艺文一》，第5041页。

[97]李锐：《九流：从创建的目录名称到虚幻的历史事实》，《文史哲》，2004年第4期。

[98]《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第1051页。

[99]《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66页。

[100]《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76页。

[101]《明史》卷九十八《艺文三》，第2425页。

[102]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23页。

[103]《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零六《子部》天文算法类序。

[104]《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零八《子部》术数类序。

[105]《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零八《子部》术数类序。

[106]阮孝绪：《七录序》，《广弘明集》卷三，见于《四部精华》（子部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 97页。

[107]《三国志》卷三十八《秦宓传》，第973页。

[108]周予同：《群经概论》，岳麓书社，2011年，第4页。

[109]周予同：《群经概论》，岳麓书社，2011年，第4页。

[110]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第1022页。

[111]龚自珍：《六经正名》，见《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7页。

[112]刘师培：《经学教科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页。

[113]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7～148页。

[114]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17页。

[115]阮孝绪：《七录序》，《广弘明集》卷三，见于《四部精华》（子部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 97页。

[116]《隋书》卷三十四《经籍三》，第1004页。

[117]程千帆：《目录学丛考》，中华书局，1939年，第43页。

[118]叶瑛：《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中华书局，1985年，第1038页。

[119]程有庆：《“杂家”与“杂家类”浅说》，《文献》，2002年第3期。

[120]《隋书》卷三十二《经籍一》，第906页。

[121]《隋书》卷三十二《经籍一》，第9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