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六分法至四分法的转变，古今多有人探讨，从史籍线索看，原因不外以下几种。

第一，各部类书籍数量的升降沉浮。图书目录并非一个单纯的自在现象，尤其是官方目录的体例与部类，是与图书的实际情况以及典籍的存放、维护等实际场景相匹配的，目录的规制与布局，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图书的数量等因素。

在《汉志》之六类文献中，其基本体例有分工等现实因素的干扰，但从数量上考虑各部类的比例，差距还不是很大。如《汉志》中六艺类文献为3123篇，诸子类文献为4324篇，诗赋类文献1348篇，兵书类文献790篇，数术类文献2528卷，方技类文献868卷。篇与卷的问题，一篇一卷者居多，也有短小者一卷数篇，冗长者一篇数卷，但从总体看，卷、篇的数目可以等而视之。数量最悬殊者为兵书类与诸子类，比例约为1∶5.5。因此，单纯从数量上言，将兵书与其他文献视为同一级别部类，也是可以成立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志》六类典籍的比例在后世可能会发生较大变化。比较典型者，如兵书的数量、比例急剧下降，史书类文献则急剧膨胀。如史书在《汉志》中之所以附于六艺类之春秋家，固然由于其时史学是经学，特别是春秋学的附庸，但史书的数量相对较少，确实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中史书不外乎《国语》《战国策》《太史公》数种，总数约为350篇（卷）^[80]。这与六类中最少的兵书类尚有较大差距，所以阮孝绪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81]，道出了一定的实情。至于魏晋之时，史书的种类、数量都趋于高峰，史书种类上，《七录》分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等十二部，共计“一千二十种二千二百四十八帙一万四千八百八十八卷”。在《隋志》中，史部文献也有十二部，为正史、古史、杂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簿录，而这些只不过是修订《隋书》时可见的史传，还有部分是只存其名而无其书的史著，两者“合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其中有些成于先秦两汉，但分量十分微薄，不足以撼动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大局。此时的史学勃发，无可辩驳。也正是基于此，若再将史著附于春秋类文献，太过冗杂，其单独成类，势所必然，即阮氏所言：“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82]

与史部文献的膨胀相反，兵书、数术、方技类文献的数量明显下降，在所有文献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小。如《七录》之子兵录中，兵书类只有245卷，而数术类文献中，天文类528卷，历算类219卷，五行类615卷，卜筮类390卷，杂占类45卷，形法类307卷，总计2104卷。方技类文献中，医经类50卷，经方类259卷，这与经典录的4701卷与记传录的14888卷相较，差距悬殊。我们以简单的数字将兵书、数术、方技三类典籍的变动加以展示：在《汉志》中，兵书类文献为790卷，数术类2528卷，方技类868卷，占《汉志》所载文献的比例分别为5.95%，19.05%和6.54%，三者合计31.54%；在《七录》中，兵书为245卷，数术类与方技类总共3736卷，分占总文献的0.55%和8.39%，合计8.94%；《隋志》中，兵书为512卷，数术类（即子部之天文、历数、五行）为1960卷，医方类4510卷，分别占总数的0.90%，3.45%，7.92%，合计12.27%。三者在文献总量上的比重下降趋势十分明显，尤其以兵书类文献的萎靡最为显著，兵书在《七录》和《隋志》中均在1%之下，所以《七录》直言：“兵书既少，不足别录”^[83]。因此，从数量比例和体例协调性上看，简单比附《七略》的框架，将各种数量反差甚为悬殊的典籍同等视之，似乎也不大合适。而且就书籍的实际存放、管理而言，兵书、数术、方技附于子部之后，似乎也是一种较为平实的做法。从这个角度看，子部的冗杂化，可以视为《汉志》之框架内因兵书、数术、方技类文献整体委顿的不得已之举，这也是六分法转变至四分法的一个重要关节点。

史部文献之独立，其原因除了史籍数量增加外，还与独立的史学意识逐渐形成有关。如前所述，《汉志》之所以将《史记》等附于春秋类文献，是因为当时以史书接续孔子作《春秋》之意，独立的史学意识尚不明朗，这在司马迁作《史记》的意旨中表现得很明显。而史学意识的觉醒，主要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表现有很多种，逯耀东罗列了很多，如“经史”并称的现象开始普遍；与“六经”对应，出现了“三史”的概念；史书体裁大量涌现，专门的注史之学开始出现；刘宋时期，史学与玄、儒、文并立为官方学术^[84]。至于这种变化的原因，逯氏主要归于魏晋之际社会思潮的变动，即两汉经学主导地位发生动摇，对整个学术体系的统摄力下降，为史学等的独立发展提供了机遇。(www.daowen.com)

逯氏的这个归纳，自然是十分正确的，但尚有补充的地方。魏晋史学的崛起，其促成因素是多方面的。有官方层面的支持，如自曹魏起有了专设之史官，史学的地位逐步上升，南朝宋时史学还与儒、玄、文并立为官学。而此时士族的兴起和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使得郡望观念和门第意识广泛流行，谱牒和方志修撰之风兴起，这也是魏晋史学的一大特点^[85]。有学者曾予以统计，三国时期修撰的地记为十四部，两晋时期四十四部，南北朝时期七十二部，共计一百三十部^[86]。谱牒之书，《隋志》中著录“四十一部，三百六十卷”，若将亡佚的计算在内，则达“五十三部，一千二百八十卷”之多。

除此之外，魏晋史学的崛起也与东汉以来学术风气，特别是经学风气的转变有密切关系。史学类典籍的勃发，在东汉之时就已经比较明显。据姚振宗所作《后汉艺文志》，成于东汉之史籍共计15类，196部，且体裁多种多样，如别传、传记、风俗志、注补、集解、训解等。因此，魏晋史学的许多萌芽，在东汉时已有端倪。这是因为两汉经学学术风气发生了较大转化，“前汉今文说，专明大义微言；后汉杂古文，多详章句训诂”^[87]，即西汉经学乃是典型之经世学术，重义理阐发，而东汉伴随古文学的崛起，开始趋向博通、厚重、朴实，注重训诂、文史之学。东汉的许多经学家在文史领域都颇有造诣，著作之丰赡，为西汉所未有，如马融“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所著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凡二十一篇”^[88]；张衡“所著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闲》、《七辩》、《巡诰》、《悬图》凡三十二篇”^[89]；蔡邕“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艺》、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90]。最典型者为班固，他作为古文经学家，著“《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91]，而且还有史学巨著《汉书》。《后汉书》辟《文苑列传》，著录了许多博通文史之人，东汉文史之盛，当无可疑。

所以，从更恰当的角度看，魏晋时期史学意识的觉醒，源自东汉时期经学内部今古文经学彼此消长的力量对比，以博通为特点的古文经学的繁荣无疑是史学崛起的一个重要机遇，正如某些学者所言，“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繁荣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才共同构成史学发展的前提”^[92]。

当然，从《隋志》起开始定型的四分法，毕竟是由《汉志》的类例体系演变而来，不可能完全与六分法脱离关系，其中的联系是十分清晰的。如《隋志》的经部，明显承《汉志》之《六艺略》而来，集部由《诗赋略》扩充而来。在宏观框架上，两者的这种承继关系还是十分明显的。此外，四分法各部之小类的名目及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完全脱离《汉志》的影响，后世之书目虽在各小类之归属与数量等方面有所减省、增设或调整，但这种变动，基本都是以《汉志》的语义或设定为基准，仍辐辏于《汉志》的话语体系之中。我们以经部和子部为例，试着分析它们与《汉志》中各小类的相似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