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目录学的发展情况，现存的史籍记载很少，集中于《隋志》的一些追溯中。如曹魏时期，郑默整理秘书，并有目录《中经》的成书，其详情不得而知。后来荀勖在此基础上，“更著《新簿》”，分为四部，即所谓甲、乙、丙、丁之四部。甲部录六艺经传，类似《汉志》之《六艺略》；乙部所录除诸子外，另有兵书、术数，实为《汉志》之《诸子略》《兵书略》和《数术略》之集合，后世子部综合、杂糅的特性已初见端倪；丙部所录为“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75]，以史传为主，乃是后世史部之雏形；丁部录诗赋、图赞，另有西晋出土之汲冢书亦在其列。从大处来看，后世之经、史、子、集的框架，《新薄》已基本齐备。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此时的各类文献，荀勖毕竟未以经史子集冠之，而是笼统以甲乙丙丁归属之。关于这种做法的原因，余嘉锡认为：“其曰甲乙丙丁者，甲乙丙丁非名也，因其中所收之书为例不纯，而姑以是名之也”^[76]，即甲乙丙丁其实并无特别含义，乃是用以标示典籍存放位置的一种符号或称谓，更多带有书籍管理、保存的使用色彩。从这个角度看，以之为据的四部分类法成为后世目录学的稳定框架，也带有一种偶然性。

荀勖之后，又有王俭的《七志》。与荀氏不同，王俭则致力回归于《汉志》的体系，其《经典志》类似《汉志》之《六艺略》，《诸子志》类似《诸子略》，《文翰志》类似《诗赋略》，《军书志》类似《兵书略》，《阴阳志》类似《数术略》，《术艺志》类似《方技略》。此外，王俭还别出心裁，“立图谱一志，以全七限”^[77]。王俭的做法，表面上恢复了《七略》的体例，实际似是而非。因为《七略》名为七分，实际只有六分，而王俭刻意摹古，自立一志，反有画蛇添足之嫌。加之魏晋时期佛、道兴盛，两家典籍大量涌现，这是《汉志》的框架所无法囊括的，所以王俭又有道、佛两类，作为附录。名为《七志》，实际有九种部类，完全回归六分法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了，正如章学诚所言：“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78]。这也说明以《七略》为框架的分类法面临着一个不得不变的抉择。

南朝时又有阮孝绪之《七录》，由综合《七略》六分法与《新簿》四分法而来。其体例为：经典录，录六艺经传，类《七略》之《六艺略》，《新簿》之甲部；二为记传录，录史书，类《新簿》之丙部；三为子兵录，录子书与兵书，类《七略》之《诸子略》与《兵书略》，《新簿》之乙部；四为文集录，录诗赋诸书，类《七略》之诗赋略，《新簿》之丁部；五为技术录，类《七略》之《数术类》与《方技略》；六、七分别为佛、道录，录两家之书。从整体看，《七录》以七为名，但体例布局与《新簿》更为接近，如将史书独立为乙部，将兵书与子书合为一类，后世经史子集之四部已齐备。且较之《新簿》，《七录》在两个方面更接近于后世之四部：一则，《新簿》对各部典籍泛以甲乙丙丁称谓，类目意识尚不清晰；《七录》始明以经史子集冠之，部类名称与书籍内容达成一致，后世之经史子集四部正式确立。二则，《新簿》中甲乙丙丁之序，实际为经子史集，子部仍居于史部之前《七录》则调整顺序，将史部调整至子部之前，成为后世四部之范例，再无改易。(www.daowen.com)

《七录》之中，也有一些《七略》《七志》的遗迹。如仍遵循《七略》，将技术录独立为一类；沿袭《七志》，仍有佛、道两类附录等，但这些在整个《七录》中毕竟比重不大。若将《七录》再稍作变动，即为《隋志》之体例。在六分法至四分法的演变进程中，《七录》实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无怪乎姚名达言：“《隋志》部类，几乎全袭《七录》”^[79]。

魏晋南北朝是目录学六分法至四分法的一个过渡时期，两种分类法并存，互相竞争，互相交杂，又互相汲取，最终的趋向是四部分类法逐渐居于主流。除《新簿》及《七录》外，此时尚有许多目录学著作带有较强的四部色彩。在《七录序》所附之《古今书最》中，附有许多这一时期的目录，如晋元帝四部书目、晋义熙四年秘阁四部目录、宋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宋元徽元年秘阁四部目录、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梁天鉴四年文德正御四部目录，这些目录均为官方藏书目录，且毫无例外遵从四部之法。可见，四部之法已得到官方认同，居于主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