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志》六分法虽带有当时图书整理的实用痕迹，某些部类的划分也未必完全精当、允妥，但其体系框架确实包容了时人的知识背景，是当时学术、信仰等多层面的真实写照。下面我们予以简单介绍，以便加深《汉志》之分类法在当时历史场景下的适用性和合理性。

六艺类文献。其在西汉的地位自不待言，五经成为官方学术，并通过博士弟子、察举、征辟等制度与仕途结合起来，在形式与制度上都取得了独尊地位。特别在西汉中后期之后，儒学的影响进入文化、心理等深层次，整个汉廷的政治风格呈现较为浓厚的儒家特质。无论是皇帝诏旨，还是群臣奏议，多引据五经，三公九卿等显赫职官多由有经学背景的儒者充任，经学的公、私传承及于高峰，整个社会“靡然向风”。这种氛围还感染了当时的政治走向，最明显者为西汉中后期的儒生复古思潮，时人多依傍经典针砭时弊，以复古为口号，范围遍及州郡设置、官制、币制，甚至以尚贤为名改易君主、变革朝代，其终极至于以复古为号召的王莽篡汉。这种愈演愈烈的风潮，足可见经学普及在整个社会格局中的鼓动性和影响力。

诸子略文献。诸子之主体，是春秋战国民间处士，面临学术为天下裂的变局，从不同角度对整个秩序进行建构，或就某一方面问题各陈己见，是为子学。此思潮绵延数百年，战国末年走向最后的总结和综合。秦汉时，子学的高峰已经结束，与大一统相匹配的新的学术体系正在形成。但学术演进具有弥散性和连续性，加之秦汉距战国时代切近，子学思潮在西汉时仍有较大影响。《史记》《汉书》中，有许多关于时人博通诸子、百家之学的记述，如贾谊“颇通诸子百家之书”^[1]；主父偃“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2]；东方朔“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3]。而且这些有诸子学背景的人很多在当时政局中都有较高的地位。在《汉志》之《诸子略》中，九流十家的文献也有部分是成于西汉的，如儒家类之“贾山八篇”“陆贾二十二篇”“贾谊五十八篇”^[4]“董仲舒百二十三篇”^[5]等。道家类有“捷子二篇”“曹羽二篇”“郎中婴齐十二篇”^[6]，三书具体内容已不可知，班固均注曰：“武帝时说”。阴阳家有“五曹官制五篇”，班固注曰：“汉制，似贾谊所条”^[7]；“卫侯官十二篇”，注曰：“近世”^[8]，当亦成于西汉无疑。纵横家类，主父偃、蒯通、徐乐、庄安诸篇及“待诏金马聊苍三篇”^[9]也是西汉作品。杂家类，有“东方朔二十篇”，为武帝时人；“博士臣贤对一篇”，注曰：“汉世”^[10]。农家类，“董安国十六篇”，注曰：“汉代内史”；“氾胜之十八篇”，为成帝时；“蔡癸一篇”^[11]，为宣帝时。小说家类，武帝时有“封禅方说十八篇”“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和“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12]，宣帝时有“臣寿周纪七篇”。从这个角度看，诸子学在西汉知识领域仍占有很大分量，其血脉虽日趋单薄，但也是真实存在的。《汉志》对西汉诸子的著录，不单单是一种图书分类的便宜之举，实是对先秦子学在当时现实影响的客观承认。

诗赋类文献。西汉时期是诗赋发展的高峰，涌现了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赋名家。《诗赋略》所著录之诗赋，绝大多数为西汉时人所作，先秦及秦朝的作品屈指可数，仅有“屈原二十五篇”“唐勒四篇”“宋玉赋十六篇”“赵幽王赋一篇”“孙卿赋十篇”和所谓“秦时杂赋九篇”数种。西汉人多有诗赋流传于世，以之抒情寄意，如《汉书》就收录了许多诗赋名篇，几乎将西汉代表之诗赋尽数囊括，以致有学者称其“以文代述”。^[13]

兵书类文献。兵书与战争关系密切，而战争与人类历史伴随始终，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先秦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重要的族群融合、国家缔造、朝代变革都与战争密切相关，著名者如阪泉之战、涿鹿之战、鸣条之战、牧野之战等。从战争在历史演进的重要性言，兵书应当在典籍著录中占有一席之地。如前所述，西汉一直存在一个较为连续的兵书整理传统——西汉初的韩信申军法，至汉武帝时期杨仆“纪奏兵录”，再至成帝时任宏的校对兵书。这一传统与西汉时期频繁的战事密不可分，如秦末及汉初的灭秦战争、楚汉之争，景帝时的平定七国之乱。同时西汉一直面临着与匈奴作战的压力，武帝朝更是集中发动了数十年的对匈战争。密集的战事，塑造了西汉社会刚劲尚武的气质，这就为兵书的出现、整理带来良好的契机。值得注意的是，两汉兵学的进展不仅体现在专门的军事书籍的出现和整理，在一些儒士论政的一般性书籍中，涉及兵学问题的篇章也非常多，典型者如晁错《言兵事疏》；又如贾谊之《治安策》，对匈奴侵扰问题直陈己见，认为是“可为流涕者也”；盐铁会议中，贤良与桑弘羊就匈奴和战问题展开反复论证，这在《备胡》《伐功》《西域》诸篇中都有记载。因此，西汉时期的兵学发展是全方位的，和战问题与王霸之争一样，成为当时的流行议题。在史籍中，时人明习兵法的记载也时有出现，如张良习《太公兵法》；东方朔自称“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14]；赵充国“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通知四夷事”^[15]；冯奉世“学《春秋》涉大义，读兵法明习”^[16]。朝廷也多次将通晓兵法作为征辟人才的一目，诏书各郡，如成帝元延元年（前12年）七月，“与内郡国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17]；哀帝建平四年（前3年）冬，“诏将军、中二千石举明兵法有大虑者”^[18]；平帝元始二年（2年），“举勇武有节明兵法，郡一人，诣公车”^[19]。新莽时还曾大规模地征召全国通习兵法之人，“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20]。

而且在《史记》《汉书》中，时人称引兵书、兵法的现象十分常见。黥布造反时，楚军参与平叛，陈兵三处，有人提醒说：“兵法，诸侯战其地为散地”^[21]；韩信平定赵王、陈馀时，陈馀曾言：“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22]。而韩信巧妙运用背水阵，大破敌军，其依据乃是“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23]《卫将军骠骑列传》卫青之吏员有“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24]之语。晁错在进言备胡之时，多次援引兵书之语，“兵法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繇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25]，“兵法曰：丈五之沟，渐车之水，山林积石，经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车骑二不当一”，“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矛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26]。又如武帝初年，曾召集群臣就与匈奴和战问题廷议，韩安国以为匈奴苦寒不毛之地，征伐不便，应静观其变，待有可乘之机再作图谋，并言：“兵法曰：‘遗人获也’”^[27]。主父偃上书武帝，以为伐匈奴耗费庞大，得不偿失，曰：“故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28]宣帝时，赵充国平定羌患，在上书时亦引兵法：“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又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29]。成帝时，乌孙兵围困西域都护段会宗，成帝让陈汤参与谋议，陈汤在奏议中言：“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后敌’”^[30]，认为在双方实力对比上汉军并不居于劣势，乌孙不会构成大的威胁。新莽末年，王邑、王寻等进兵昆阳，在攻城还是围困上产生了争论，严尤进言：“‘归师勿遏，围城为之阙’，可如兵法，使得逸出，以怖宛下”^[31]。

从以上这些例子看，西汉的兵学拥有较高的普及率。官方层面，边防和武备是国家的立足点，真正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因此军事征伐、人才征召、议定国政、书籍整理等各领域都不能将军事上的需求排除在外，兵学作为一个重要议题在发挥作用。个人层面，兵学是谈论时政、建言奏议所不可缺少的知识体系，《史》《汉》中大量的引据自《孙子》等兵书的话语，就是其明证。《汉志》著录之兵书类文献，虽然在六类书籍中显得最少，但数量的多寡与其重要性并不是一个概念。军事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兵书在典籍中的分量和特殊地位。从这层意义上讲，《汉志》之单列兵书类文献，实是抓住了西汉王朝二百年得以维系、演进的一个重要关节点。

与以上四类文献相比，数术类和方技类文献则要晦涩和隐约得多。受时代和知识背景差异的影响，两类书籍如今多被视以蒙昧或迷信，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数术与方技涉及星历、方术、相术、养生、医学等各类知识，且多将天人相互附会，表面看来荒诞不经，实际上却是当时流行的知识和信仰。这种流行遍于所谓的下层民众和方士，甚至国家的许多重要制度、仪典、规制等，其实都以这种知识为基本背景，即葛兆光所言，“他们相信面前天地人鬼组合的宇宙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它有明确的中心和模糊的边缘……一切都依照着阴阳、四季、五行、八方、十二时等等基本要素组合，天地人鬼都有一种神秘的也是必然的对应关系”^[32]，也正是这些知识，构成了当时上至天子、士大夫，下至贩夫走卒共同分享的一般知识。李零也认为，数术、方技实际是与精英文化并存的一条文化线索，“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往往注意的只是从百家争鸣到儒家定于一尊这一过程，而很少考虑在先秦诸子‘之前’和‘之下’还有以数术方技之学为核心的各种实用文化”^[33]。

在《史记》《汉书》中，也有关于数术、方技类的记述，但数术类的内容更丰富一些。如《史记》之《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汉书》之《天文志》和《律历志》，均是典型的数术类文献。《汉志》中的数术类文献共分六个小类，分别为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和形法。下面我们就择取数种，寻找史籍中相对应的一些信息，分析这些知识在西汉时期的普及程度和应用范围。

数术之天文类。《汉志》对天文类的界定是“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34]，即以日月星辰象征世间之人事，星象的变动乃是世间祸乱治安的征兆，可视为一种特殊的“天人合一”。这种思维在《天文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其意旨与《汉志》所陈十分接近，“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而星宿的一些异常变动，乃是由于世间相对应的物象发生变化，“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乡之应声”。^[35]《律历志》的主体，详细罗列了一些具体星象所代表的治乱含义。

较典型者如太白，“兵象也”，为用兵之兆，其运行之快慢缓急暗示用兵的吉凶，“出而高，用兵深吉浅凶；埤，浅吉深凶。行疾，用兵疾吉迟凶；行迟，用兵迟吉疾凶”^[36]。太白之星象在用兵方略上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参考，如哀帝时息夫躬奏议：“往年荧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茀于河鼓，其法为有兵乱”，所以建议“可遣大将军行边兵，敕武备，斩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厌应变异”。^[37]宣帝时，赵充国破羌，诏书中即言：“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38]，以太白之星象为据督促赵充国急击。

又如荧惑，为国家内乱之象，“荧惑为乱为贼，为疾为丧，为饥为兵”^[39]。其星象所及，必有灾难，如宣帝时骑都尉赵平有位叫石夏的人通晓星象，曾言“荧惑守御星，御星，太仆奉车都尉也，不黜则死”^[40]；成帝绥和二年（前7年），“荧惑守心”，是汉廷当有内乱之象，翟方进作为丞相，在汉代以灾异策免三公的传统下，被迫为此次灾变承担责任，“即日自杀”。

又如君臣关系，“魁下六星两两而比者，曰三能。三能色齐，君臣和；不齐，为乖戾”^[41]；一小星名为附耳，“附耳摇动，有馋臣在侧”^[42]；又如晷长有潦、旱和扶的区别，“扶者，邪臣进而正臣疏，君子不足，奸人有余”^[43]。星象所涉及的物象十分之多，《天文志》中罗列甚多，兹不赘述。

数术类之蓍龟。筮占和龟卜起源很早，商朝时龟卜至于高峰；筮占出现较晚，周代时逐渐完备，并形成了以《易》为核心的筮占体系。《左传》中，卜筮两种占术仍同时存在，如闵公二年：

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

至于西汉，蓍龟仍是卜问、决疑的重要手段。《史记》有《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多记筮占之事，司马迁还明言：“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44]不过今存之《龟策列传》乃褚少孙所补，是其“问掌故文学长老习事者”之后写定的，可知其时仍有精通龟卜之人。本传罗列了众多的卜问事项及不同龟甲纹理所代表的不同征兆，如禾稼是否丰收，天气是否有雨，年中有无兵灾，有无盗贼，有无贵人相助，有无疾疫等，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除此两传之外，其他篇章中涉及卜筮的例子也很多。如景帝时，梁王想入继为帝，遭到袁盎反对，就派人刺杀袁盎。袁盎暗觉不祥，“乃之棓生所问占”^[45]。昭帝驾崩后，丙吉进言霍光，希望能迎立武帝之曾孙，其中有“愿将军详大议，参以蓍龟”之语，在拥立之大事上，仍要以卜筮为佐。又如张禹，成帝时常有疾病缠身，加之灾异屡现，“常择日洁斋露蓍，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则献其占，如有不吉，禹为感动有忧色”^[46]。

数术类之杂占，其意旨是“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其中又以占梦为主，“众占非一，而梦为大”。^[47]在《史》《汉》之中，关于占梦、解梦的例子也有很多。如“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48]。薄后生文帝时，曾梦见“苍龙据吾腹”，高祖的回答是：“此贵征也”^[49]。文帝时，梦见欲上天而不得，忽然后面有一人助推，“顾见其衣裻带后穿”^[50]，文帝醒来后暗寻与梦中相匹配之人，邓通由此获得宠幸。昌邑王刘贺“梦青蝇之矢积西阶东，可五六石”^[51]，问郎中令龚遂。龚遂以《诗经》有“营营青蝇，至于藩；恺悌君子，毋信谗言”语，认为是左右多小人之兆，劝诫刘贺放逐左右佞臣。景帝时，王夫人曾“梦日入其怀”，景帝告之曰：“此贵征也”^[52]，其后遂有武帝降生。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则时人多以梦为现实之征兆，且信之不疑。

数术类之形法，换言之即相法，而所相的对象大至九州、城郭，小至六畜、刀剑及人之相貌与骨骼等。此类知识，于《史》《汉》中多见的为相人之法。如高祖落魄之时，吕公观其相，认为“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53]，并将吕雉嫁给刘邦；高祖为亭长时，曾有讨水老翁观吕雉母子相，以为皆大贵之人，并认为刘邦“君相贵不可言”^[54]。楚汉相争时，蒯通以韩信之倾向举足轻重，曾以相术说“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55]，借以劝诫韩信富贵荣辱只在一念，应早作图谋。又如汉初，高祖册封同姓诸王，曾招吴王刘濞，观其相貌，认为“若状有反相”^[56]，一度对封其为王产生悔意。大将军卫青贫贱时为人牧羊，曾有人相曰：“贵人也，官至封侯”^[57]。这些相人所说的话，后来基本被证实，这种吻合可能是后来史传和坊间的附会。即便如此，也可见相术在当时的流行和时人的信从程度。

方技略文献，分为医经、经方、方中和神仙四种，均与医学、养生相涉。具体的方技之书，《史》《汉》中保留的较少，只有若干事例与此相关。且方技之术当时与数术联系紧密，史籍中的著名方士多兼两种技艺，既通晓天文、星历、方术，又懂得求仙、长生之术。《史记·封禅书》中汇集了许多方士活动的材料，尤以出自燕齐之地为多，“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58]。秦汉宫廷里，也一直活跃着一个方士群体^[59]。如秦始皇时为求长生，“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60]，并派遣齐人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61]。

汉武帝时期著名的方士更多。如李少君，自称能“使物，却老”，并与仙人安期生相识，武帝对其深信不疑，“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62]。李少君死后，武帝仍“以为化去不死也”。又如齐人少翁，当时武帝宠幸之王夫人病死，“少翁以方术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63]，得到武帝信用，拜官文成将军。其后又有栾大，“以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64]取信武帝，拜为五利将军，武帝还将卫长公主许配给他。甚至像封禅这样的国家重典，亦是出于方士之议，“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65]，真正的儒生只是用以缀饰，且儒生对于封禅之礼计议不定，实际并未参与封禅之事，武帝“尽罢诸儒弗用”。(www.daowen.com)

以上这些，是《汉志》之六类典籍在西汉时期知识、信仰领域的一些印证，旨在说明六分法并非一种图书分类学的便利和权宜之计，实与当时社会知识、思想等几大领域的状况相契合，是时人思想形态客观和全面的反映。当然，由于几种知识的表现形式和传播形态不尽相同，如六艺类、诸子类、诗赋类文献为当时上层或精英阶层所通晓，且在国家体制内有较为稳定的与政治相结合的桥梁，因此在当时是“显学”，体现在典籍层面可能是数量更多，授受关系更为清晰。而数术、方技类知识，更多体现为一种技术操作层面，其传播隐晦而零散，以典籍形式出现的几率较小。不过，数量的对比仍然只是一个方面，就当时知识、信仰形态的完整性而言，数术、方技类的重要性并不比其他知识分量轻。

近一个世纪以来，先秦秦汉出土文献的大量涌现，也有助于印证我们对《汉志》六分法合理性的判断。对于六艺类、诸子类及诗赋类在六分法中的地位，今人基本没有异议，这些典籍的研究也一直是学界的热点和重心。兵书、数术及方技三类文献，在《汉志》中的比例相对较少，至今存世的典籍也屈指可数，以致影响了我们对三类典籍在西汉时期普及度和影响力的判定。而在出土文献中，这三类典籍的数量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尤其是一些《日书》等数术类书籍，几乎每处皆有，这就不得不让人感叹它们的普及程度。为了更直观地将三类典籍的概貌展现出来，我们以近百年出土文献为线索，将其按照《汉志》之类例予以粗略罗列，并用简表展示之。

先秦秦汉出土文献之兵书类简表^[66]

先秦秦汉出土文献之数术类简表

分表一：天文类^[67]

续表

分表二：历谱类^[68]

续表

分表三：五行类^[69]

续表

分表四：杂占类^[70]

分表五：形法类^[71]

先秦秦汉出土文献之方技类简表

分表一：医经类^[72]

分表二：经方类^[73]

续表

分表三：房中类^[74]

分表四：神仙类

从这些表格中可见，出土兵书、数术、方技类文献的地域十分广泛，在所有简牍出土之墓葬、遗址中均可见其踪影，且其内容涵盖养生、医学、历谱、天文等各方面，为我们保留了大量时人阅读范围及知识结构的珍贵信息。这些材料也在向我们昭示，《汉志》之文献分类最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知识与信仰世界，其分类法在当时确实有着知识背景的依托和支撑。《汉志》的六分法，在当时有着历史的合理性和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