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诸子略》以这样一种形式推阐诸子起源，也有着现实政治、学术动向的影响。儒学（包括经学）其实并非单纯的学术，更多带有一种入世的关怀，将之称为儒家的政治学更为合适。孔子时已讲“君子忧道不忧贫”，他心目中的“道”无非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代表的礼乐仁义，因此儒家的思维有很强的回溯色彩，“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逝者如斯，回归上古是不可能的，于是儒生退而求其次，希望在现实中再现儒家之道。而所谓道的外在表征，要不离于典制、礼乐、职官等。西汉中后期儒生对“圣王之治”的热衷，就是在这些层面上展开的。

早在汉文帝时，贾谊就提出制礼作乐，内容包括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用土德等^[80]，但未被文帝采纳。就西汉中前期的情况看，儒生塑造国家形态的努力基本都是空言，一来无论是偏爱黄老的文景，还是好大喜功的武帝，对儒学都缺乏真正的热情，对制礼作乐不甚关注；二来部分儒生为《诗》《书》所束缚，拘于经典，不知变通。如武帝为封禅曾向儒生征求礼仪的程序，群儒啁啁，莫衷一是。武帝最后只好将众儒遣散，采方士之说以成礼。

儒生的真正崛起，是在元帝之后。伴随力量的壮大，儒生的群体意识开始觉醒，对圣王之治的憧憬日益强烈，“复古”之风也越演越烈。复古的方面有很多，其中关于礼制的争论最激烈，“元成以下，乃言礼制，追古昔，此为汉儒学风一大变”^[81]。早在宣帝时，丞相王吉就曾上书请求“述旧礼，明王制”，但被视为迂阔之言，不得用。后来礼制之争集中于宗庙、郊祀等具体领域，如翼奉上书：“汉家郊兆寝庙祭祀之礼，多不应古”^[82]，贡禹则奏罢郡国庙，定汉家庙迭毁之礼，此议被批准。成帝即位后，匡衡、张谭又提议对一些祭祀作出变更，“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长安，合于古帝王”^[83]，此议受到许嘉等人非议，但由于师丹等人的支持，最后付诸实施。后匡衡又上书请求以古制厘定五畤之祭，“天子皆从焉”。对汉廷宗庙、郊祀等礼仪的争论，其口号就是回归儒生心中的古制，“使汉家国一统宗教与礼乐制度更符合儒家奉为典范的西周模式，以期建立儒家礼乐文化的正统”^[84]。

除了祭仪外，复古的建议五花八门。如翼奉曾要求远仿西周，迁都成周，“愿陛下迁都，所谓与天下更始者也”^[85]；贡禹为了解决富商牟利、贫民盗铸获刑的问题，竟然提议废除钱币，“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无复以为币，市井勿得贩卖，除其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一归于农，复古道便”^[86]，这就与历史大势背道而驰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复古很大程度只是一种口号，提议者对复古到何种程度，所谓的“古”以何时断限等没有清楚的认识。所以在很多问题上只是侃侃而谈，引起不少争论，复古的争议也就反复无常。如关于郊祀的争论一直延续了数十年，人人异辞，“三十余年间，天地之祠五徙焉”^[87]，流于琐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还有些复古背后有明显的政治诉求，并非单纯的仪式或制度变更。西汉中后期，许多复古提议实际是要对前此的政治进行一种矫正和纠偏，只不过以“复古”的形式出现。特别是汉武帝对内对外的一系列政策，与儒家的圣王之治背道而驰，这时的复古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对武帝政治的反动。如王吉上书宣帝，要求追溯古礼，其用意在“驱一世之民，济之仁寿之域”^[88]，钱穆对这层意义揭示得十分清楚：“盖汉初治尚恭俭，主无为，武帝始从事礼乐，以兴太平，而不免于奢侈。王、贡之徒乃以恭俭说礼乐”^[89]，“复古”背后的现实用意是比较明显的。又如贡禹要求毁弃郡国宗庙，亦是因为其耗费巨大，劳民伤财，故以古礼为据，要求罢之，而他要求废弃口钱的用意也大致相同，“古民无赋算，口钱起于武帝……宜令儿七岁去齿及出口钱，年二十乃算”^[90]，虽未完全达到目的，但也算是减轻了一些平民的负担。

所以，儒生的复古并非都是迂腐的“法先王”，“古”的背后有他们的政治期待和现实关怀，复古只是一种凭借或者学理上的依据，他们对“古”的内容的限定亦是围绕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而来。

把握了复古的这些基本情况后，我们着重来看一下围绕官制的复古，因为这和《诸子略》“王官说”的表述形式关系最为密切。官制本身只是政治架构的组成部分，但在儒家眼里使用什么样的官制以及职官的称谓都是有寓意的。在构建理想国家的过程中，他们对官制的诉求也有浓厚的理想色彩。

贾谊的改制，已经提到了改易官名，只是未得以实行，改制的具体内容史籍也无记载。汉武帝时期曾经大规模改易官名，如“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91]；奉常，“武帝太初元年更曰庙祀”^[92]；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93]；典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94]；治粟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95]；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96]……武帝改称的职官，多是前所未有的称谓，和儒生的儒学系统没有直接关系。阎步克认为很可能是汉武帝别出心裁的制作，“富于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汉武帝，是随心所欲地确定了那些官名的，如同他对待封禅之礼那样，并不斤斤拘泥于古典”^[97]。否则，元帝之后的儒生也不会继续汲汲于职官名称的改易了。

如绥和元年，何武、方进等人奏言将部刺史改置州牧，理由是“古选诸侯贤者以为州伯……所以广聪明，烛幽明也……臣请罢刺史，更置州牧，以应古制”，得到批准。后来朱博又以“功效陵夷，奸轨不禁”为由，奏请将州牧复为刺史，“奏可”。^[98]这种官制的变动在当时应当是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的，也开启了王莽时改易官名的序幕。王莽之时，职官的改易达到高潮，如元始四年（4年），王莽更定官名，依据《尧典》置十二州，且将京师分为两郡，厘定公卿、大夫及八十一元士官名及位次。始建国元年（9年），“更名大司农曰羲和，后更为纳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鸿胪曰典乐，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99]；天凤元年（14年）又依傍五经改易、增设诸多职官，“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如太守；属令、属长，职如都尉。置州牧、部监二十五人，见礼如三公。监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连率，子氏属令，男氏属长，皆世其官”^[100]……如此之类还有很多。班固对王莽的这种做法总结说：“锐思于地理，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101]。王莽本人对此也毫不避讳：“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经艺，合之传记，通于义理”^[102]。

西汉后期职官改易之典型者，莫过于三公制度的变革。如前所述，《汉志》中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的职效，与金文所载司徒之职能并不吻合。《汉志》此番论述的出现，应在西汉的现实政治环境中寻得源头。在汉代官制架构中，“助人君”特别是“理阴阳”之类的话语，实际是对丞相职责的定位。丞相在官制中地位十分显赫，总理朝事，辅助君主，似乎并无某种具体职责的束缚。《史记》中陈平应答文帝质问的话就很能说明问题：“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103]，而丞相之责在于“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104]。另一个例子是丙吉，其为相时曾见牛喘吐舌，就亲自过问，左右不解，丙吉解释说：“三公调和阴阳，职所当忧，是以问之”^[105]。当时方值春季，而牛喘息若处于酷暑之中，这是节气失和、阴阳不调的表现，身为丞相当加以过问。与此相应，以灾异频出、阴阳失调为名罢免丞相的情况在西汉也常常出现，以致赵翼有西汉“灾异策免三公”的说法。

阴阳之说实际是当时天人感应思维在政治上的反映，每当出现大的民间动乱、瘟疫或灾害时，君主常将其视作为政不当、违背天意的表现。西汉皇帝自谴的诏书中常常有“有失阴阳”“阴阳不调”的用语，调和阴阳也就成了维护国家安定的头等大事。而丞相的特殊地位，使其担负了辅佐人君“理阴阳”的职责。换句话说，调和阴阳并非一般的官员可以享有的权利，而是与丞相或三公的职责相匹配的。

在我们前面的分析中，无论是《周礼》还是金文，其中记载的司徒，似乎都无法与西汉丞相的地位相匹敌，则《汉志》对司徒这种地位的描述很有可能不是来源于真实的史书记载，而是当时政治形态的反映，这就涉及西汉丞相制和三公制的演变问题。

西汉的丞相制承袭自秦，时人又多将太尉、御史大夫与丞相并称三公，其实太尉、御史大夫与丞相的地位并不对等，这时期还是较为典型的丞相制。至汉武帝时，出现了“大司马”的加号，当时主要是用来尊崇卫青、霍去病的，置于大将军和骠骑将军之前，只是一种虚号，并非真正的职官，也没有印绶和官属。虽然大司马之号的出现并未触动丞相制，但司马毕竟是先秦“三有司”之一，它的出现昭示着后来官制的重大变化。至成帝时，何武上书认为“丞相独兼三公之事”，与古制不合，建议分丞相之权，建立三公。《成帝纪》中载，此事的最后结果，即“以大司马骠骑将军为司马，罢将军官。御史大夫为司空，封为列侯。益大司马、大司空奉如丞相”^[106]，初期的丞相制转变为三公制。司空的称谓也首次出现在西汉的三公系统中，朝“三有司”的发展更进了一步。不过此过程经历了一点反复，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一度将大司空更名为御史大夫，至哀帝元寿二年（前1年），又将御史大夫改名为大司空，更重要的是将丞相改为大司徒。以“三有司”为名的三公制在形式上最终完备。

三公制下的司徒，其职权已无法与丞相相比，但当时对三公职权的划分还是较为清楚的。司徒很大程度上承袭了丞相的某些职责，更加集中于理民。《后汉书》认为司徒“掌人民事”，《通典》认为“司徒主人”，两者的描述大致相类。换句话说，在《汉志》看来，司徒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丞相的同义语，丞相典和阴阳、辅佐人君的属性，也被转移至司徒之官上。如此，则《汉志》对儒家与司徒之官关系的判定，是有着现实政治的承载条件的。司徒作为承袭丞相而来的职官，被《汉志》纳入了考察儒家起源的视域之内。

而汉制中司徒取代丞相的契机，很大程度上就是时兴的复古之风带来的。众所周知，汉初文景之时黄老独盛；武帝虽表面尊崇儒学，实则仅是粉饰性地利用；昭宣虽有中兴气象，但是“颇修汉武故事”，王霸并用。西汉中前期一直弥漫着秦政的气息，与此相应，随着儒生群体的壮大，复古思潮暗流涌动。就当时的整体政治形势看，复古仅是一种表现，其实质是对秦以来严苛政治的反感和修正。这种复古的表现多种多样，如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作乐等，并一直伴随西汉政治的始终。

在官制上，直承于秦的丞相制遭到了一些非议，对三公制的追念成为一种潮流，“古者民朴事约，国之辅佐必得贤圣，然犹则天三光，备三公官，各有分职”^[107]。而关于三公官的所指，众说不一，或以为太师、太傅、太保，或以为司徒、司马、司空。不过就汉代儒者的倾向看，似乎对后者更加认同，《白虎通》明言：“司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为天、地、人之职，故分职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108]。值得注意的是，《白虎通义》成于东汉之班固，《汉志》亦是班固所著《汉书》之一部分，两者对三公内涵的认同，并不是一种巧合；而且《白虎通义》是经过激烈争论和折中的产物，是官方认可的经学纲纪，其对“三有司”系统三公的表述，应当是为时人普遍接受的观点。

将三有司制度与儒生复古思潮相联，并非是我们的牵强附会，这确实是当时思想界动向的一个缩影。抛去成、哀两帝对三有司的采纳，王莽朝的官制设置同样也能说明问题。王莽对官制复古的热衷是公认的，其对三公制的选取上也是信从了“三有司”，“王莽时，议以汉无司徒官，故定三公之号曰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109]。王莽改易官名，无不依据经典，其取三有司为三公，必遵从此例。可知，“三有司”之流行，确为西汉后期儒生复古思潮的一个重要表现，《汉志》对司徒的限定，当是受此思潮激荡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典制中虽已有司徒的出现，但其地位、职能与儒家典籍中的描述有着相当大的差距。金文中的司徒，只是普通的事务性官吏，只是官制中的一员，未见有特殊的地方。而在儒家的描述中，司徒显然被赋予了更多的道德与伦理色彩。《周礼》中的司徒除了管理土地、人民外，还担负着礼乐教化的功能，如“施十有二教焉”^[110]，包括敬、让、亲、和、安、中、恤、节、能等，又以“六德”“六行”教民，主旨不脱离后世儒者力倡的仁、义、礼、智、信等核心范畴。对司徒的道德化塑造，在其他典籍中也有出现，如《礼记·王制》载：“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111]；《大戴礼记·盛德》有“司徒之官以成德”之语^[112]。

在儒家典籍中，司徒不再是单纯行政意义上的职官，而变成了集理民、教民和化民于一身的儒家人格的化身，司徒的职责更多集中于礼乐教化方面。司徒的这种属性，可视为儒家理想对官制浸染和重塑的一个典型，也应是《汉志》中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说法的依据。

因此，在当时的复古思潮中，标榜经典以论官制是当时的惯用思维。而改易后的那些职官，虽以复古为号，其实来源复杂：有的在经典中有据可查，但其职能、地位大为不同；有的则于史无载，更多出自时人的归纳和创造，王莽的职官改易率多此类。总体讲，“复古”名义下的官制改易，呈现出一种乱象。

由此，我们认为西汉中后期的儒生政治改革，不能简单冠以“复古”之名，对上古圣王之治的追捧，固然是儒生的理想，但不可将这种倾向过于呆板化。这些儒生对复古更多是一种宣传，至于如何改造现实，他们还是较为灵活的。在官制上的改革就是这样，“古”的内涵是不确定的，只要能体现出“改正朔，易服色”的气象，他们都可以加以利用。

这种灵活的态度，我们觉得同样也适用于《汉志》。刘歆之时，正处于“复古”运动的上升期，追溯上古官制，改易现实官名，成为一种潮流，这也是儒生心中圣王之治的寄托。《诸子略》所择取的官名未必都于史有据，但这种表达方式本身就是“复古”的体现。因此，“王官说”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要在当时盛行的“复古”思潮中为诸子寻得一种合法性的证明，拉近诸子与六经的关系。因为复古之风本就是经学鼓荡、激励的产物，《诸子略》以古之王官推阐诸子起源的做法，当是受到了这种思潮的影响，要以“古”的方式为诸子寻得与六经同源的论证，背后的意旨仍在于统合经子，厘定诸子与六经的关系。

当然，《汉志》以职官推定诸子起源，其实也彰显了大一统视野下考量学术问题的独特视角。《汉志》之前，《天下》篇等也都对诸子之学有过思考，间或也有追寻诸子起源的尝试，如《要略》将诸子之兴归于时势所需，即后世所言之“救弊说”。但较之《汉志》，它们的追溯多限于一般性的描述，思考亦不深入。原因可能是它们仍处在诸子起源问题探索的早期阶段，有所局限也是难免。《汉志》成书时，刘歆等人不仅有了前此诸篇为基础，更重要的是他们身处大一统的王朝体制下，诸子学术也由战国时期的学理层面发展到逐步与政治紧密结合，有了现实操作的依托，这是前此诸篇所未面临的新情况。这使得刘歆等人对诸子的思考有了更多政治考虑和视角，其转而从职官角度追溯诸子缘起，不能不说与其所处之宏观背景有关。

【注释】

[1]曹慕樊：《目录学纲要》，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1页。

[2]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页。

[3]李锐：《九流：从创建的目录名称到虚幻的历史事实》，《文史哲》，2004年第4期。收入李锐：《战国秦汉时期的学派问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4]郑万耕：《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史观》，《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1期。

[5]欧阳哲生编：《胡适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0页。

[6]欧阳哲生编：《胡适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2页。

[7]余嘉锡：《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2007年，第270页。余嘉锡此番论断的本意，还是为维护“王官说”与《周礼》的关系，只是他认为刘歆没有十分确切的把握，所以表述略显模糊，“盖约略言而不敢凿也”。由此，亦可见此种论点对学界影响之深刻。

[8]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26页。

[9]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三联书店，1998年，第78页。

[10]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三联书店，1998年，第121页。

[11]可参见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5年。

[12]余嘉锡：《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2007年，第270页。

[13]《隋书》卷三十四《经籍三》，第999页。

[14]《隋书》卷三十四《经籍三》，第1003页。

[15]《隋书》卷三十四《经籍三》，第1004页。

[16]《隋书》卷三十四《经籍三》，第1004页。

[17]《隋书》卷三十四《经籍三》，第1005页。

[18]《隋书》卷三十四《经籍三》，第1005～1006页。

[19]《隋书》卷三十四《经籍三》，第1012页。

[20]《隋书》卷三十四《经籍三》，第1011页。

[21]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952页。

[22]杨天宇：《关于〈周礼〉的书名、发现及其在汉代的流传》，《史学月刊》，1999年第4期。收入杨氏著：《经学探研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23]姚思廉：《梁书》卷四十八《儒林传》，第679页。

[24]令狐德棻：《周书》卷二十四《卢辩传》，第404页。

[25]《隋志》之成书，乃是出于众人之手，长孙无忌、魏徵、令狐德棻、李延寿、于志宁等都曾参与。见杜云虹：《〈隋书·经籍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第12页。

[26]刘巍：《“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

[27]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3页。

[28]贾公彦：《周礼注疏》卷第九《地官司徒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05页。

[29]贾公彦：《周礼注疏》卷第九《地官司徒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33页。

[30]但也有学者认为“司徒”之称出现后，“司土”的称谓仍然并行，似乎两者并非完全等同。李峰认为背后暗含了西周政治内部的一个较大的机制性转换。

[31]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华书局，2001年，第76页。

[32]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华书局，2001年，第964页。

[33]参见刘雨、张亚初：《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第8页。

[34]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见于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五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5页。

[35]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28页。

[36]《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29页。

[37]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见于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五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5页。

[38]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见于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第三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3页。

[39]杨伯峻：《列子集释》卷第六《力命篇》，中华书局，1979年，第205页。

[40]杨伯峻：《列子集释》卷第七《杨朱篇》，中华书局，1979年，第237页。

[41]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第十四《襄公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18页。

[42]胡应麟：《经籍会通》卷三，见《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第36页。

[43]《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46页。

[44]《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第2062页。

[45]《史记》卷一百三《万石张叔列传》，第2771页。(www.daowen.com)

[46]《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3122页。

[47]《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2139页。

[48]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5页。

[49]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94页。

[50]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二《尧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8页。

[51]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卷七《五帝德第六十二》，中华书局，2008年，第718页。

[52]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第十七《勿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50页。

[53]《汉书》卷七十四《魏相传》，第3139页。

[54]《后汉书》志第三《律历下》，第3056页。

[55]《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2344页。

[56]《史记》卷二十六《历书》，第1259页。

[57]徐复观：《〈吕氏春秋〉及其对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影响》，见《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页。

[58]《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3290页。

[59]《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34页。

[60]贾公彦：《周礼注疏》卷第四十一《秋官司徒第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66页。

[61]贾公彦：《周礼注疏》卷第四十四《秋官司寇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43页。

[62]蒋伯潜：《诸子通考》，（台北）正中书局，1948年，第248页。

[63]孔颖达：《礼记正义》卷第二十四《月令第六》“命理瞻伤”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92页。

[64]《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第1035页。

[65]《汉书》卷七十七《刘辅传》，第3253页。

[66]《后汉书》卷四十五《张酺列传》，第1531页。

[67]《后汉书》卷四十六《郭躬列传》，第1544页。

[68]桓谭：《新论》卷中《谴非》，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4页。

[69]见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2007年，第265页。

[70]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56页。

[71]何宁：《淮南子集释》卷十二《道应训》，中华书局，1998年，第881页。

[72]《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36页。

[73]《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430页。

[74]《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第2491页。

[75]《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2523页。

[76]《汉书》卷六十四上《主父偃传》，第2798页。

[77]《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6页。

[78]同上。

[79]刘咸炘：《学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80]《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第2222页。

[81]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见《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5年。

[82]《汉书》卷七十五《翼奉传》，第3176页。

[83]《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第五下》，第1254页。

[84]谢谦《：汉代儒学复古运动与郊庙礼乐的正统化》《，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85]《汉书》卷七十五《翼奉传》，第3177页。

[86]《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第3076页。

[87]《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第五下》，第1266页。

[88]《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第3063页。

[89]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见《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8页。

[90]《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第3075页。

[91]《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724页。

[92]《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726页。

[93]《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727页。

[94]《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730页。

[95]《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731页。

[96]《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732页。

[97]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80页。

[98]《汉书》卷八十三《朱博传》，第3406页。

[99]《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第4103页。

[100]《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第4136页。

[101]《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中》，第4140页。

[102]《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第4149页。

[103]《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第2061页。

[104]《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第2061～2062页。

[105]《汉书》卷七十四《丙吉传》，第3147页。

[106]《汉书》卷十《成帝纪》，第329页。

[107]《汉书》卷八十三《朱博传》，第3404页。

[108]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三《封公侯》，中华书局，1994年，第130～131页。

[109]卫宏：《汉官仪》，见孙星衍：《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第123页。

[110]贾公彦：《周礼注疏》卷第九《地官司徒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39页。

[111]孔颖达：《礼记正义》卷第十九《王制第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45页。

[112]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卷八《盛德第六十六》，中华书局，2008年，第8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