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诸子略》之“王官说”的意图问题，还应从大处着眼。刘歆身处大一统时期，其《七略》的基本任务就是整齐学术，为汉政府厘定一个“新官学”的基本框架，这个任务的最重要一环就是摆正诸子与六艺的关系。

前面说过，西汉的儒学实际分为两类：一类为传习六经、以六艺为业者，即《汉志》之《六艺略》部分；另一类是著书立说者，其诸子学的色彩更浓厚，即《诸子略》之儒家类。两者的关系是孔子六艺之学与社会人生之学的自然延续。进入西汉，六艺被尊为官学，其与儒家类的区分日益显著，六经与诸子的隔阂也逐渐清晰起来。

西汉一朝，诸子的命运经历了数次沉浮。初期在政治操作层面，黄老一支独盛，儒学尚在积蓄力量，但在博士设置上，即官方认可的学术上，各家基本上还是平等的。这时的博士之职还承袭着秦代博士的特点，主要用于顾问应对，只要有一技或一术之长，都可被立为博士。徐复观称秦及汉初的博士为“杂学博士”^[70]，这种情况在秦汉史籍中有所体现。如秦始皇时的卢生，曾为始皇访仙问药，《淮南子·道应训》高诱注说：“卢敖，燕人，秦始皇召以为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反也”^[71]，则秦博士有神仙家。又如黄疵，《汉志》名家类有《黄公》四篇，班固注曰：“名疵，为秦博士”^[72]，则秦博士有名家；文帝时，公孙臣以明五德终始知名，并上书要求改立土德，文帝“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73]，则博士有五行家；贾谊虽儒者，但亦通百家之学，“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74]，则博士有百家之学。

至汉武帝时，董仲舒建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75]。诸子之学失去了官学的地位，开始进入低迷期。但不能忽视的是，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诸子的低迷更多体现在学理上，其在“术”的层面上其实一直发挥着作用。武帝的若干亲信大臣，都有着较为浓厚的诸子学背景，如汲黯“学黄老言”；主父偃“学长短从横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之言”^[76]。在反击匈奴的战争开始后，桑弘羊、张汤等一大批兴利苛敛之臣成为政局的主导，儒学的约束作用降至冰点。宣帝时期的盐铁会议，虽是围绕盐铁官营、匈奴和战问题的争论，但其中也有着鲜明的儒法之争的色彩。所以，在刘歆之前，关于如何在学理上为诸子定位，如何解释这种官学上罢黜、现实中利用的矛盾，就显得十分迫切了。(www.daowen.com)

《汉志》处理经、子的倾向十分明显，在《诸子略》各家小序中，一般以优劣并举的方式对各家作出评判，既有褒扬也有贬抑，其中的标准就是孔子之道。前面讲过，《汉志》评判诸子多据孔子之言，而孔子背后的东西就是六经。对于诸子与六艺的关系，《汉志》以为诸子“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这也是评价诸子的立足点。对诸子起源的判断，《汉志》的说法其实与《要略》并不冲突，因为《汉志》也承认诸子之兴源于“王道衰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77]的大背景，即起于时势。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才是《汉志》真正认可诸子起源的原因。所谓“诸子出于王官说”，实际是要解决一个诸子的价值定位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诸子略》总序部分，是对诸子学术的总的评价，对诸子与六经的关系，其态度是明确的，即六艺是根基和主干，诸子是支流与枝叶，其统合经子的方法就是“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78]，诸子是作为六经的补充而存在的。从这个角度考虑，以上古职官解诸子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十家所出之官，我们前面已分析过其来源，可谓虚实相杂，真假莫辨，但这样的表述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将诸子与上古官守建立联系，实际就证明诸子渊源有自，诸子是上古官学的衍生形态，其与六经是同根同源，有互相融通的必要和可能性。这就在学理上为诸子的合理性提供了论证，也为当时对诸子之术的择取提供了注脚。

反过来讲，我们也可以解释《汉志》为何采用一些概念模糊、内涵不清的职官来与诸子匹配。因为一来，要将学术与官守建立比较直接、明了的联系，本身就十分勉强，况且诸子学术虽各有其重点，但毕竟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派性是相对的。将职守固定的职官与内容广博的学派挂钩，难度可想而知。不过更重要的是，《汉志》此种做法的意图是要将诸子与上古官守建立联系，从而为协调诸子与六经关系搭建平台，“推诸子之原于官守，是定一尊于经也”^[79]。至于择取何种职官，刘歆自己恐怕也未必心中有数，或是取于经典，或是大略言之，因为这并非《汉志》关注的核心，论证也就略而不谈了。我们认为这才是《诸子略》之“王官说”产生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