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所出自的理官，应是作为类称出现，郑玄云：“理，治狱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63]。“理官”之名，先秦文献中无载，至西汉见于史籍。理官，简而言之就是典法律、制刑狱的有关官吏，非某一具体职官。如《汉书》载：“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64]，则此处之理官有典藏朝仪、律令之责。《汉书·刘辅传》有“小罪宜隐忍而已，如有大恶，宜暴治理官，与众共之”^[65]；东汉张酺以窦宪骄横不法，上奏曰：“宜下理官，与天下平之”^[66]，此两处之理官有提点刑狱之责。东汉郭躬，曾为廷尉，《后汉书》本传曰：“及典理官，决狱断刑，多依矜恕”^[67]，可知廷尉亦属理官。桓谭对理官职责的描述可视为理官较为全面的定义：“国家设理官，制刑辟，所以定奸邪”^[68]，将理官与刑辟对举。《汉志》中法家的特性就是“信赏必罚”，且先秦法家之代表人物商鞅、申不害、韩非等无不强调法的作用，则刘歆将法家起源归于理官，应根据的是法家对律令、刑狱的推崇与理官所掌的相近性。

至于杂家所出之议官，《汉志》的推演像是一种牵强附会。其对杂家的定义是“兼儒墨、合名法”，对于诸种学术无所不采，不好以某一职能具体的职官与之对应。而所谓议官，正好不以事为限，以议政、进言为职，不主于一事但又无所不究。两者在表面上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或许达到了刘歆心目中的平衡。

稗官与小说家的联系，更像是一种附会。《汉志》对小说家的定位是“街谈巷语，道听涂说”，是不可登大雅之堂的坊间之言，受制于《诸子略》推阐诸子起源的整体表述方式，也需要某一职官与之匹配。因此只有那些卑微的小官，可与之相配。稗者，细碎之米，稗官即小官，“乃闾里小知者”。至于稗官所指为何，就不是《汉志》关心的重点了。(www.daowen.com)

总体看来，《汉志》对诸子源起之官的遴选，其标准是相当杂乱和含混的。有的出于经典，如羲和、司徒等；有的是所指不明的概称，如理官；有的更像是为了对应某些学派特性的简单比附，如稗官、议官等。

后世许多学者围绕《汉志》这些职官的择取，做了许多考证、补充的工作，有的还引起了较为持久的争议，如小说家所出自之稗官到底为何官^[69]，或支持，或驳斥，现在看来很多不过是为《汉志》的表象所误导罢了。《汉志》以职官作为诸子之源，应当是有其学术考量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将会谈到。就我们的分析看，《诸子略》选取的这些职官，与诸子的学缘虽不可说绝无相干，但毕竟不是真正的承袭关系。诸子的学派属性只是相对的，所涉及的问题也多种多样，不可能是出自某一具体官守的结果。且两者一为政守，一为学术，本非同一层次，简单比附已经牵强，若将其视为学术的真正源头，则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