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将诸子起源与《周礼》之职官建立直接联系的其实是《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其论儒家，则“《周官》，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人，其四曰儒，是也”^[13]；论道家，则“《周官》九两，其三曰师，盖近之矣”^[14]；论法家，则“《周官》，司寇‘掌建国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司刑‘以五刑之法，丽万民之罪’，是也”^[15]；论名家，则“《周官》，宗伯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辨其名物之类’，是也”^[16]；论墨家，则“《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祇人鬼’，肆师‘掌立国社及兆中庙中之禁令’，是其职也”^[17]；论纵横家，则“《周官》，掌交‘以节与币，巡邦国之诸侯及万姓之聚，导王之德意志虑，使辟行之，而和诸侯之好，达万民之说；谕以九税之利，九仪之亲，九牧之维，九禁之难，九戎之威是也’”^[18]；论小说家，则“《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而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衣物’，是也”^[19]；论农家，则“《周官》，冢宰‘以九职任万民’，其一曰‘三农生九谷’，地官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为法而悬于邑闾’，是也”^[20]。

与《汉志》相较，《隋志》的子部还包括兵家、天文、历数、五行及医方，涉及四部与六分法的问题，这里暂不做讨论。另外一个不同就是，《隋志》对诸子学缘的推断，只有儒家类与《汉志》相同，其他则全据引《周礼》。这些变化有两种情况：一为对《汉志》论断的改易，如《汉志》将道家归于史官，而《隋志》归于“师”。二是对《汉志》之职官的具体化，如《汉志》中法家出自的理官，被具体为《周礼》之司寇、司刑；《汉志》墨家所出自的清庙之守，《隋志》具体为《周礼》之宗伯、肆师；《汉志》小说家所出自的稗官，《隋志》具体为《周礼》之诵训。

所以，真正将诸子起源与《周礼》相联系的并不是《汉志》，所谓“诸子出于王官说”至《隋志》才达于完整，这是后世许多学者忽略的地方。从表面看来，这是《隋志》对《汉志》的补充和完备，实际是将《汉志》所表达的概指之辞加以固化。从形式上看虽更加齐整，但在解释上的可信性上更低。胡适认为《汉志》援引《周礼》以推说诸子起源，实是冤枉了刘歆。

针对“诸子出于王官说”的探讨，在《隋志》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比较平静，诸家多沿用《汉志》《隋志》或《淮南子·要略》的说法，或取其一，或兼采二三。章学诚曾从官守角度讨论学术问题，但态度也不十分清晰，“（《汉志》）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古者某官之掌……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其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21]。尽管这样，章学诚的意思也只是对《汉志》意旨的复述，并未予以特别阐释，也未将其与《周礼》职官联系起来。最终凸显《周礼》与《汉志》关系问题的乃是胡适，其《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乃是驳章太炎而来。但细察章太炎《诸子学略说》，他仅在评述儒家时，引用《周礼》以解“司徒之官”，评述其他各家时并无此说，胡适的反驳有无的放矢的嫌疑。

《汉志》与《周礼》的关系问题，并非一个单纯的学术探源的问题，背后隐藏着不同时期学术潮流的影响。学术动向的转折，是造成该问题不同表现形式的原因之一。下面我们还是以《隋志》对《周礼》的信从，和胡适对“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反驳为切入点，探讨《汉志》与《周礼》关系中的关键点。(www.daowen.com)

《隋志》对《周礼》的依赖，实际是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周礼学发展的逻辑结果。新莽时，《周礼》被立为官学，东汉时又被废弃，但《周礼》的传承却未中断。东汉一朝研习《周礼》者可考的有杜子春、郑兴、郑众、贾逵、卫宏、张衡、马融、卢植等^[22]。其中最著名的是郑玄，他不仅遍注三礼，而且对《周礼》倾力最多，将其置于三礼之首。从刘歆到郑玄，《周礼》地位越来越高，甚至也产生了一个谱系较长的传承系统和实力不俗的学者群体。

魏晋南北朝时期，《周礼》地位仍呈上升的趋势。曹魏时期，《周礼》正式立为博士，取得官方承认。《周礼》越来越受到推重。如南朝吏部侍郎陆倕曾有言：“凡圣贤可讲之书，必以《周官》立义，则《周官》一书，实为群经源本。”^[23]北魏更是一度以《周礼》为据，改革官制，“依《周礼》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依古礼，革汉、魏之法”^[24]，《周礼》的影响已入及政治操作层面。而且《周礼》中记载了翔实的制度，诸人奏议中援引《周礼》谈及后宫、职官、乐律、度量、宫室等礼仪规制的情形非常普遍。《隋志》子部对《周礼》的援引，出于何人虽不可详知^[25]，要不离于此学术大势。

而胡适对《汉志》与《周礼》关系的否定，亦是有缘由的。宋以来疑经之风日盛，《周礼》是争论的热点之一。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周礼》刘歆伪作说一度流行。胡适受此思潮影响，对《周礼》的可靠性十分怀疑，进而波及《汉志》诸子起源的论说，他对“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反驳，并非是其考察《汉志》问题本身得出的结论，实是信从《周礼》伪造说的附带结果。他的结论表面看来有一定道理，其实忽略了此问题的另一关键处，即对《诸子略》所据引之职官是否出自《周礼》没有进行仔细的分析。现代学者刘巍分析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说》的诸多促进因素，认为其中重要因素就是清末所谓今文学的渲染，“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晚清经今文家早就提出了对《汉志》‘九流出于王官说’及其相关根据的经古文家说的不信任案，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面世准备了观念的前提”^[26]。胡适论断的基础，在于对《周礼》可信性的怀疑，由此才牵连对“诸子出于王官说”的质疑。

可见，对《汉志》与《周礼》的关系问题的讨论，并非严格围绕诸子起源问题本身，此问题的呈现和消沉与周礼学的动态和进展有密切关系。《汉志》本身的表述并没有体现出对《周礼》的特别关注。两者关系的构建，在形式上备于《隋志》，而真正为现代学者所关注乃是源自胡适。通过分析，胡适对《汉志》的学术出于官守的批驳，虽说有一定道理，但其用以立论的大前提是不稳固的，因为《汉志》所称引之职官与《周礼》的相关度很小。即便是他设为假想敌的章太炎也承认：“《艺文志》所称某家者流出于某官，多推想之辞”^[27]。胡适此论的真正依据，源于清末今文学对《周礼》的贬责，“诸子不出于王官说”只是此种质疑衍生的一个并不确凿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