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学者之所以将《汉志》与《周礼》扯上关系，是因为刘歆与二者都有关系。《周礼》在西汉的传播若隐若现，至王莽时方大显于世，刘歆也是在此时开始接触、研习《周礼》的，而且曾以之教授弟子，则刘歆在《周礼》传承上确实有一定的作用。而《汉志》的主体，如我们前面所讲，正是出于刘歆之手，其中论定诸子起源的词句也是由他定调，“《汉志》上承刘歆《七略》，篇中论列学术，皆采《辑略》中语”^[8]。

正是刘歆之于《周礼》及《汉志》的双重影响，使得有些人将“王官说”与《周礼》中的职官联系起来。如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一方面讲《周礼》乃是“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故歆之伪学，此书为首”^[9]；另一方面又讲：“考歆终日作伪，未必有综九流之识……特自伪《周官》，欲托身为周公皋牢一切，故兼收诸子，以为不过我学一官一职之守”^[10]。康氏的表述，其实已经暗含了刘歆是从《周礼》中取材以成“王官说”的意蕴。康有为的“刘歆伪造说”，学者已多有反驳^[11]，如今信从者罕见。而对康氏所指认的《汉志》取材于《周礼》的说法，学者基本采取了默认态度，殊不知这与刘歆的学术背景和《周礼》在西汉流传的线索并不相合。我们试析如下。

首先，虽然刘歆在《周礼》传承中有过重要作用，但不可以笼统地讲他与《周礼》关系如何密切，他对《周礼》的认识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如前所述，至少在《七略》成书时，《周礼》还远未引起刘歆的重视，《周礼》的真正崛起要等到居摄三年王莽“发得《周礼》”之时。因此，由时间顺序看，刘歆在《七略》成书时研习《周礼》的可能性非常小，更不会从中择取职官作为品评诸子起源的关键证据。(www.daowen.com)

其次，从《诸子略》选取的职官看，只有行人职官、司徒职官、史官等较为明确，其他的都十分含糊，只是简单的类指，对应关系并不确切。理官、农稷之官、稗官、议官与法、农、小说、杂家的联系，更像是一种字面或效能的简单比附，并没有任何深意。而羲和之官于五经中仅见于《尚书》，《周礼》中并无踪影。《诸子略》的职官更像是杂采多种典籍，并杂入了刘歆的个人归纳而形成的，与《周礼》所载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这也可以印证刘歆当时并未信从《周礼》，“不然，刘歆亲传《周礼》，岂不能于三百六十官中，求得其所出乎？”^[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