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志》“诸子出于王官说”，历来多有学者将之与《周礼》牵连在一起，即认为“王官说”取材于《周礼》，如曹慕樊认为：“刘歆要抬高《周官（周礼）》的地位，所以编造出古学术都在王官，以证明《周官》确是周公（姬旦）的著作”^[1]。我们认为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以下就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以廓清迷雾，回归历史本来面目。

《汉志》以“某家者流出于某某之官”的模式，将诸子学术与上古官制建立联系，这一点众所周知。但对这些官制的由来学者意见不一，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将其与《周礼》所载的职官挂钩。如章太炎在讨论儒家的时候，说“《周礼·太宰》言儒以道得民，是儒之得称久矣。司徒之官，专主教化，所谓三物化名”^[2]。从表面看来，某些学者也是承认这种可能性的，“他们说某家者流盖出于某官，尤其是认为‘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很可能是依据了《周礼》”^[3]，“此说的提出，可能受了《周礼》的启发，或者脱胎于《周礼》”^[4]。章太炎这里的原意或许并非要在《周礼》中寻得“王官说”的一一对应关系，只是要为我们举例说明一下“司徒”的职责及“儒”在儒家典籍中被赋予的效能。但他的解释还是很容易误导读者，以致将“王官说”与《周礼》的职官等同起来。

到了胡适那里，章太炎这种模糊的立场被强化了。胡适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中反驳章氏，其中就将矛头指向章氏心目中“王官说”的依据——《周礼》。在胡适的理解中，《汉志》与《周礼》的关系是不容置疑的，如“《周官》司徒掌邦教，儒家以六经设教。而论者遂谓儒家为出于司徒之官”“《周礼》尝有掌皮之官矣，岂可谓今日制革之术为出于此耶？”^[5]他赖以立论的证据就是《周礼》的不可靠性，“《周礼》伪书本不足证。即以《周礼》所言‘十有二教’及‘乡三物’观之，皆不足以言学术”^[6]。(www.daowen.com)

章、胡两人的论辩表面看来各有所据，但实际脱离了《汉志》的文本和成书环境，也没有仔细考察刘歆的学术背景，从而将“王官说”与《周礼》的联系强加于《汉志》，带来了学术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虚假命题。细察两人的论断，他们用以论证《周礼》职官对《汉志》影响的依据只是儒家所出的“司徒之官”，其他诸家所出之职官，与《周礼》所载并不相合。“其所举羲和之官，理官，礼官，议官，清庙之官，农稷之官，稗官云者，《周礼》皆无此官名”^[7]。

而以司徒之官来论证“王官说”与《周礼》的关系，实际也是证据不足，因为司徒虽见于《周礼》，但同时也见于其他典籍，如《礼记》等，而且也都有教化、理民等职能，与《汉志》对司徒的描述也并无二致，如何就能说《汉志》中的“司徒”一定是引自《周礼》？要想真正解释这个问题，还须抓住历史上的几个关键点，特别是周礼学史上的几个较为突出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