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志》之“九流十家”的划分一经确定，对中国学术界即产生了巨大影响，后世论列学术无不借助此体系，似乎舍此无以谈中国学术。历代史籍、书目或对其派别或对其书籍所属略有调整，但基本没有跳出“十家”的圈子。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框架有一些质疑，或认为其构建的色彩过于浓厚，是人为将先秦之学术强划类别；或以为十家之说乃起于刘向父子之书目整理，本非严格学术溯源之作，将其目录分类视为学术派别、宗旨之分，系一种误读和不恰当的移植。如鲁惟一在谈及《汉志》的分类问题时，特别指出了其服务于图书分类的意旨：“这样的分类首先并不是有意对中国哲学进行分析，它实际上是图书馆里负责收集文献和编排图书的学者们的著录工作”[104]。
这种质疑从某些方面确实触及了《汉志》的一些软肋，特别是“九流十家”分类法隐藏着十分明显的实用意图，那些推溯诸子起源的各种小序确实也有倒果为因、妄加比附的嫌疑。但这些不足之处能否将十分法完全推倒？如果这样，又该用什么称谓来指称先秦学术呢？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汉志》中的部分诸子名目之前就已经存在，“九流十家”分类法确实有当时的学术认知为支撑点。诸子初兴之时，在地域上是呈现散点状的，基本是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整体来说是一种相对封闭和孤立的态势。而对这时期学术大势的把握也是因人而立论，因事而论学，即以《天下》篇等体现的描述性语言为主。对于诸子学术，先秦多以“百家”称之，这在当时的环境下确实是成立的。待到后来学术发生纵向传承和横向传播时，派性的问题才逐渐显现出来。至《显学》，有了一些粗略的学派意识，其对儒、墨的诠释就很明显。时人对当时学术的认知，也逐渐走向条理化和清晰化。至司马谈，又增至六家，最后归结于《汉志》之十家。从这个大趋势看，“九流十家”的出现并非刘歆等人面壁虚造的概念，背后能体现十分连贯的学术整理的线索，最起码前六家的称谓确实是由总括学术而来，符合学术认知的基本逻辑。
《汉志》最易引起后世诟病之处，确实与其作为目录书的效用有关。首先，作为图书整理的产物，《汉志》之底本《七略》在当时主要作为目录使用，其对学派的划分与实存的书籍是要形成对应关系的，之前抽象存在的学派概念有了具体的内涵，这一方面可以丰富各学派的体系，另一方面其实也将各学派的特性作了实际的限定，这就使之丧失了在指称学术上的灵活度，而不得不受制于具体的典籍和人物。
其次，作为目录，其重要特性是为查找书籍提供便利，所以要做到书与目匹配，即每本典籍在书目中要有确定的位置。这就使得某些内容并不纯粹的书籍被勉强归入某一部类，而这种归类的标准，《汉志》又借用了学派的概念，遂造成典籍内容与所属类别并不完全吻合的情况。从这个角度讲，为了书目著录的方便，《汉志》不得不勉强将图书归入其认为合适的类别中。缘此，《汉志》中“十家”不再是单纯的学派，同时也具有了书目划分的“种”或“类”的性质，这是其与《论六家之要指》之“家”的根本区别。《汉志》中诸子的学派特性并未独立发挥作用，而是首先屈从于图书分类的实用意图。后世围绕“十家”所著录的书籍的部类，有较多争议，如《管子》应属道家还是法家等，从这个角度看是没有理解《汉志》赋予“家”的双重效用，仅从学派特性考虑《汉志》的分类是无法得其全貌的。
所以，《汉志》的“九流十家”分类法确实不宜视为纯粹的学术派别划分模式，其内部标准并不统一，况且又以数量众多、性质驳杂的典籍著录其中，更为把握和理解上增添了不少难度。
部分学者建议恢复“百家”的称谓，无疑是看到了当前以“九流十家”为框架谈论先秦学术的表面化、格套化的倾向，简单以学派划分鸿沟，抹杀了体现在个体学术上的多元性和总体学术上的沟通性，这是很有见地的。但“九流十家”确实很大程度上规划了先秦学术的总体场景，这一点不容轻易否定。笼统以“百家”称之，就会使我们对诸子学术的认识停顿在松散的状态上。因为即便是《天下》篇等论列学术时，也以数人并举的方式描绘了对某一群体的共识，其中隐含最基本的整齐学术的意图。当然，“九流十家”的学派特性毕竟是因论列先秦学术而存在，自秦汉学术一统之后，严格意义上的派别已经不复存在，后世再将某人、某书归入某一家，就有些勉强了。学界多将子学思潮限定在先秦时期，正是基于这层考虑的。
所以，我们认为对“九流十家”的反思确实是必要的，要考虑《汉志》赋予它们的双重功用，这样才能把握问题的核心。至于能否将这种分类法完全推倒，我们认为还需要谨慎考虑。因为儒、墨、道等概念在先秦时期经历了相当长的酝酿而形成，对于总括学术、辨别源流也有很大意义，不能因为《汉志》对学派概念使用的歧误和后世过度信从就予以全盘否定。
我们要做的不是急于推倒这个体系，而是辨清《汉志》对“家”使用的语境和用意，在研究诸子学术时避免过度受到《汉志》的误导。“九流十家”这种过于判别的称谓，在指称某一些宏观的学术宗旨、学术团体上是适用的，但具体至某一典籍或某一学人，就不能简单以某家称之，因为个体的思想总是多方面的，而且随时间推移也会出现一些变化。尤其是战国后期学术融合，诸子学术基本都是多种学说的复合体。若简单依从《汉志》，岂不尽归于杂家？所以，对“十家”的使用，最重要的还是区分不同的场景，把握住其适用范围。
【注释】
[1]郭庆藩：《庄子集释》卷十下《天下第三十三》，中华书局，2004年，第1067页。
[2]郭庆藩：《庄子集释》卷十下《天下第三十三》，中华书局，2004年，第1069页。
[3]郭庆藩：《庄子集释》卷十下《天下第三十三》，中华书局，2004年，第1091页。
[4]《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3291页。
[5]《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37页。
[6]王先谦：《荀子集解》卷三《非十二子篇第六》，1988年，第93～94页。
[7]王先谦：《荀子集解》卷三《非十二子篇第六》，1988年，第92页。
[8]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十五《解蔽篇第二十一》，1988年，第392页。
[9]张立文主编：《中国学术通史》（先秦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9页。
[10]郭庆藩：《庄子集释》卷十下《天下第三十三》，中华书局，2004年，第1082页。
[11]白奚：《宋尹学派质疑》，见白氏著《先秦哲学沉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12]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十五《解蔽篇第二十一》，1988年，第392页。
[13]郭庆藩：《庄子集释》卷十下《天下第三十三》，中华书局，2004年，第1075页。
[14]郭庆藩：《庄子集释》卷十下《天下第三十三》，中华书局，2004年，第1091页。
[15]郭庆藩：《庄子集释》卷十下《天下第三十三》，中华书局，2004年，第1111页。
[16]王先谦：《荀子集解》卷三《非十二子篇第六》，1988年，第90～91页。
[17]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十五《解蔽篇第二十一》，1988年，第393～394页。
[18]《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3289页。
[19]同上。
[20]熊铁基：《汉人如何看待先秦诸子》，载于《诸子学刊》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24页。
[21]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岳麓书社，2010年，第31页。
[23]《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2143页。
[24]《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2146页。
[25]《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2146页。
[26]《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2347页。
[27]《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2344页。
[28]《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2349页。
[29]《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2350页。
[30]《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2227页。
[31]《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2144页。
[32]《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2348页。
[33]《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2156页。
[34]《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2349页。
[35]《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3289页。
[36]《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28页。
[37]《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3290页。
[38]王利器：《盐铁论》卷第十《申韩第五十六》，中华书局，1992年，第578页。
[39]王利器：《盐铁论》卷第四《毁学第十八》，中华书局，1992年，第231页。
[40]王利器：《盐铁论》卷第五《遵道第二十三》，中华书局，1992年，第292页。
[41]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4页。
[42]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4页。
[43]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8～269页。
[44]李锐：《“六家”、“九流十家”与“百家”》，《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3期。亦收入李氏著《战国秦汉时期的学派问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45]《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37页。
[46]《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39页。
[47]《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5页。
[48]《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第2510页。(www.daowen.com)
[49]何宁：《淮南子集释》叙目，中华书局，1998年，第5页。
[50]张富祥：《王政全书——〈吕氏春秋〉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7页。
[51]何宁：《淮南子集释》卷一《原道训》，中华书局，1998年，第9页。
[52]何宁：《淮南子集释》卷十一《齐俗训》，中华书局，1998年，第759～760页。
[53]何宁：《淮南子集释》卷十一《齐俗训》，中华书局，1998年，第784～785页。
[54]何宁：《淮南子集释》卷二十《泰族训》，中华书局，1998年，第1382页。
[55]徐复观：《〈淮南子〉与刘安的时代》，见《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4页。
[56]《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2页。
[57]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第十七《不二》，中华书局，2009年，第467～468页。
[58]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第十七《不二》，中华书局，2009年，第467页。
[59]何宁：《淮南子集释》卷二十一《要略》，中华书局，1998年，第1462～1463页。
[60]《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3289页。
[61]《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2页。
[62]熊铁基：《秦汉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8页。
[63]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的比较研究》，《哲学研究》，1984年第1期。
[64]陈鼓应：《老庄新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95页。
[65]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9页。
[66]白奚：《先秦黄老之学源流述要》，《中州学刊》，2003年第1期。
[67]丁原明：《黄老学论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页。
[68]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99页。
[69]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10页。
[70]徐复观：《〈吕氏春秋〉及其对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影响》，见《汉代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页。
[71]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年，序言第16页。
[72]徐复观：《〈淮南子〉与刘安的时代》，见《汉代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3页。
[73]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第二十《忠孝》，中华书局，1998年，第469页。
[74]何宁：《淮南子集释》卷六《览冥训》，中华书局，1998年，第492～493页。
[75]王利器：《新语校注》卷上《辨惑第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72页。
[76]《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第685页。
[77]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78]焦循：《孟子正义》卷十三《滕文公下》，中华书局，1987年，第456页。
[79]焦循：《孟子正义》卷二十九《尽心下》，中华书局，1987年，第997页。
[80]焦循：《孟子正义》卷十二《滕文公下》，中华书局，1987年，第415页。
[81]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第二十《忠孝》，中华书局，1998年，第469页。
[82]何宁：《淮南子集释》卷二十一《要略》，中华书局，1998年，第1461～1462页。
[83]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69页。
[84]《史记》卷九十四《田儋列传》，第2649页。
[85]《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53页。
[86]《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39页。
[87]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4页。
[88]《蔡葵》所辑非其原书之文，乃马国翰采于《汉书·食货志》。所以其辑佚的《汉志》之农家类著作，名义上有五种，实际只有四种。
[89]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之《子编农家类》，广陵书社，2004年，第2644页。
[90]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之《子编农家类》，第2645页。
[91]参见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之《子编农家类》，第2649～2651页。
[92]参见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之《子编农家类》，第2664～2667页。
[93]参见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之《子编农家类》，第2649～2651页。
[94]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之《子编农家类》，第2645～2646页。
[95]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之《子编农家类》，第2647页。
[96]焦循：《孟子正义》卷十一《滕文公上》，中华书局，1987年，第367页。
[97]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8页。
[98]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九上《外物第二十六》，中华书局，2004年，第925页。
[9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100]《汉书》卷三十《汉志》，第1744页。
[101]《汉书》卷三十《汉志》，第1744页。
[102]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1049页。
[103]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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