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纵横等四家之学有无学术价值，我们这里先不讨论。就梁启超的指责而言，虽然有点矫枉过正，但确实揭示了《汉志》“九流十家”分类法的一个困境。司马谈之六家，完全是在抽象的意义上讨论学派概念，没有具体人或书的牵绊。就他所判定的六种学术而言，也多侧重于形而上的理论层面，是对各家学术特质的精心雕琢，圆满而又允恰。

但刘歆判别学术的大背景却与司马谈大不一样。从《汉志》产生的缘起来看，进行学术史的梳理并非其原始动力和最初意图。《别录》《七略》的产生，直接的原因是汉廷的图书整理活动，即所谓“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因而有刘向父子等人的校书活动，继而有《别录》《七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汉志》。与高祖及武帝时期相比，成帝这一次的图书整理虽然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但并没有本质性差别，都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有组织的典籍搜寻与整理活动，学术动因并不像司马谈那般明确。而且就《汉志》的主体文本来看，其著录书籍多以登录书名、卷数或篇数、作者等内容的形式出现，近于簿册性质，与后世纯粹目录的体例基本一致。因此《汉志》的主要或基本性质是官方藏书目录，其“考镜源流”的部分，虽然也有相当的见地，但较之司马谈那种纯学理的分析，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而这次整理的书籍，遍及各个方面，囊括当时知识世界的各个层面。纵横家等四家虽然在学理上的深度不及司马谈之六家，但在《汉志》体系中仍是可以跻身诸子之列的。也就是说，《汉志》对诸子的判定，比司马谈的范围要更广，具体的原因我们后面将要谈到。而且，这次整理的图书数量众多，后四家所囊括的书籍也无法勉强纳入司马谈之六家的范围之内，因此刘歆只得扩充类目以便容纳这些超出六家框架的典籍，这也应是《汉志》之诸子扩充至“九流十家”的现实考虑。

如此看来，《诸子略》的十分法，确实是杂糅了以学派划分为核心的学术标准和以图籍归类为核心的实用目的。虽然有时按照性质划分也是图书分类的一种方法，但两种标准毕竟无法完全相契无间，其中的出入也是造成《诸子略》内在冲突的根本原因。

与此相关联，《诸子略》中指称诸子的“家”，与《论六家之要指》中的“家”，在内容所指上其实有一些差别。司马谈的“家”主要指学派，这种意思应当是从先秦之“家”演进而来的。按照李锐的分析，先秦学术意义上的“家”有两层含义：一为有师承关系或直接学缘关系，这应是“家”的最原始含义；二为在学术宗旨或倾向上接近，师承并不是最重要的^[44]。两者相较，后者更具普遍意义，因为学术上的共同点才真正触及后世学派问题的核心，也是后来在指称学派上最常见的含义，司马谈“家”的内涵就是如此。

而《诸子略》中的“家”，用法略显驳杂。在指称学派时，特别是引自于司马谈的六家时，“家”无疑是带有较强的学派意义的。但《汉志》毕竟是图书整理的产物，其所谓“家”也带有实用性的特征。如其在罗列诸种典籍之后，都有一个数字的统计，如“右名七家，三十六篇”^[45]，“右纵横十二家，百七篇”^[46]，“凡诸子百八十九家”^[47]等，这里的“家”就不仅具有学派意义了，也有了数量统计中“种”的意思，成为与数字相搭配的量词。

1.杂家

在新增的四家里，《汉志》对待它们的态度其实也不完全一样，设立四家的寓意也不尽相同。我们认为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充分考虑“杂家”类的意图。

关于杂家之“杂”，不少学人都认为是杂乱无章的意思，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诸子略》要论列诸子学派，此“杂”的出现应与学派分类有密切关系。前面说过，《汉志》承袭了司马谈六家的概念，但它面临的书籍又超出了六家的容纳范围，所以才要予以扩充。而这种扩充既要照顾学派标准，又要满足实际的图书分类需要，对“杂家”的理解也要考虑这一因素。

《汉志》“杂家”类的出现并不是偶然与随意的。就现实的学术因素来看，已很难有单一的学术，因为战国末期至秦汉初期，学术的交流与融合已成为必然之势。当然，这一趋势是按照不同的路向来进行的，有同一学术派别中不同学术分支的融合，如韩非子对传统法家慎到之势、申不害之术、商鞅之法的整合，形成法术势三位一体的新格局；有以一派为宗，对其他学派的整合，如黄老学之《黄帝四经》，以道为本，兼采百家，形成有道家色彩的经世之学；有以务实态度对各家之长的平等择取，因事而取术，如《吕氏春秋》等。正是在这种大趋势下，“杂家”的出现才成为可能，也成为必要。

不过《汉志》之增设杂家还有特别的意图。《汉志》的出现，主要是缘起于汉政府的图书整理，整理的最终结果就是要将各种典籍登录在册，以备查找。典籍如此众多，分类十分必要，而分类的依据自然就是书籍的内容。具体到《诸子略》部分，诸子虽然主张各异，所宗万千，但其实都是在为构建一个天下秩序振臂高呼，只不过通往各自理想中的天下的路径不同。思想这个东西有时很玄妙，跳跃性很大，没有界限，没有边际。我们很难给它们冠以合适的称谓，即便一个个体，其思想可能也会前后发生变化，互相矛盾，更别提那些成于众人之手，历时长久而汇集成册的书籍了。所以，我们应当首先明白，给图书分类是困难的，也是十分勉强的，但也不是说没有可能，没有规范。只能从总体着眼，从宏观把握，即便做不到面面俱到，也要有相当的依据。

《诸子略》中，杂家之前的七家，其学派特性是较为明显的，历来学者也都没有异议，唯对杂家的出现争论不休。其实，前人的许多争论都是因对“杂”作出了错误的理解，也没有明了“杂家”在整个《诸子略》中的位置，“杂”并非是现代人理解的杂乱不堪，而应为“交织、错杂”的含义，至少在《汉志》中没有任何贬低的色彩。

《汉志》增设杂家的最直接原因有两个：第一，以现存的《吕氏春秋》《淮南子》为例，二书成于众人之手是毫无疑问的。如《吕氏春秋》，《史记·吕不韦传》载曰：“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48]。至于《淮南子》，东汉高诱在注解时曾说：“（刘安）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49]。两书为多人共同撰写，当无可疑。不过，有时成于众人也是一个表面现象，因为先秦、两汉典籍中，成于多人的著作不少，如《论语》《庄子》等，但均不像两书被列为杂家，看来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

第二，《吕氏春秋》《淮南子》之所以被纳入“杂家”，其根本原因恐怕还是二书对诸子学说的多方面择取。这种择取，有的是较为妥当地共存在一个体系中，有的更像是拼凑在一起，缺乏内在联系与协调性，以“杂家”称之也是事出有因。两书对诸子学术的态度基本是公允、包容的。

如《吕氏春秋》，有学者曾予以统计，“若不计十二纪，大致道家24篇，墨家5篇，与法家相牵连的5篇，名辩内容较多的11篇，兵家8篇，农家4篇，阴阳家3篇，合计60篇；其余88家皆可归入儒家”^[50]。这个统计结果的数量或许有很大争议，但从所论列的这些学派名目中，也可窥见《吕氏春秋》涉及内容之广泛，“杂”的特征表露无疑。

《淮南子》那里，这一特点亦有体现。从结构上来看，其书的各部分内容之间有较强的独立性，如《原道训》《诠言训》，将“道”作为至高之原则予以推崇，“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51]，并视“道”为无为政治、保全性命的理论基石；《兵略训》又大谈用兵之道，对战争的缘起、性质、用兵原则、治兵方法、将领的素质都有涉及，简直兵家名篇；而《齐俗训》对礼义的论述，又多合于儒家，“夫礼者所以别尊卑，异贵贱；义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际也”^[52]，“故礼因人情而为之节文，而仁发饼以见容，礼不过实，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53]。

最为突出的是在《泰族训》中，儒道两家思想都十分明显地体现出来，一方面讲圣人“廓然无形，寂然无声，官府若无事，朝廷若无人”^[54]，一方面又讲礼乐教化，六经之用。因此，徐复观认为此篇中实际有一个由道到儒的转向，“于是在全书的结构上，显得是以老庄思想开其端，且似乎是全书思想的主流，却以儒家思想竟其尾；无形中表示，道家思想应归结于儒家思想之上”^[55]。

综合来看，不同于那些性质单一的学派的图书，两书内容在学派的跨越性上是比较大的，“杂家”的称谓盖起于此。

同时我们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杂家”就是完全的拼凑，毫无目的地堆砌，这就实际低估了刘向父子及班固的识见。他们虽然认为杂家具有“兼儒墨，合名法”的表现形式，但意旨乃是指向“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56]的，“王治”才是核心，这就抓到了问题的要害。考《吕》《淮》两书，这种为“王治”服务的实用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吕氏春秋》就明言学术之用在于整齐众家，“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57]。而《不二》之“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58]，也不是表达对他们的敬意，而是要指出其偏差，正是诸家皆有所偏，《吕》书才要“一之”。《淮南子》的编撰宗旨，在其书中亦不加掩饰：“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风，以储与扈冶，玄眇之中，精摇靡览，弃其畛挈，斟其淑静，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而不与世推移也。故置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59]。特别是其中“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二语，将其摘取各家学术的原则点明，即为现实服务，“王治为先”，学术为后。且刘安入朝时，还曾将《内篇》献于汉武帝，其意可知，《淮》书的政治色彩亦可知。

因此，我们认为，在《诸子略》的格局中，“杂家”的称谓是可以成立的：一则“杂家”跨越诸家，较之那些立场鲜明的学派，确实有驳杂之嫌；二则，《汉志》对杂家的定义，并非是杂乱不堪，没有依归，而是以“王治”为中心，这很大程度上与《吕》《淮》两书出现的背景和意图是契合的。我们对“杂家”的许多误解，乃是缘于曲解了《汉志》对“杂”的设定，忽略了《诸子略》的整体学术关照。我们深入《诸子略》谋篇布局的内在理路中，以一种历史的态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或许会简单得多。

下面我们附带谈另外一个问题，即杂家与“黄老”的关系。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大家的关注，是因为司马谈与《汉志》对两家的陈述颇容易让人误会。司马谈在谈及汉初的道家，即公认之黄老学时讲：“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60]，《汉志》的“杂家类”也在最后说道：“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61]。从表面看来，两者的共性确实不少，至少在整合儒墨、采纳名法上基本一致，所以有人认为《汉志》的杂家其实就是司马谈的“道家”，即黄老。如熊铁基认为，“《吕氏春秋》《淮南子》可说是司马谈所说道家的代表作是没有问题的”^[62]；牟钟鉴认为两书是“秦汉之际道家著作的姊妹篇”^[63]；陈鼓应也认为，将两书列为杂家，“这很欠妥”，二书以道家为主导思想，《吕氏春秋》“便是以老、庄与黄老为主体而吸收阴阳、儒、墨、名法各家观点的一部巨著”^[64]。至于黄老学的特点，诸家的意见也差不多，如陈鼓应认为黄老之学的中心思想为“道法”^[65]；白奚认为是“道法结合，兼采百家”^[66]；丁原明认为黄老之学的核心点在于道论、无为论和对百家的兼采^[67]。可见，黄老的立足点在道家上，无论是法家还是儒墨，要由道而生，其作用亦复归于道。

而在杂家那里，对诸家学术是务实性地择取，这种理论上的完整性尚不太明显，不好说某一家占据真正的理论核心。因为各家学派的性质及关注点本来就有所不同，所以一方面杂家取众家所长，另一方面各学派在其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层次也不一样，如道家的优势在其宇宙发生论、本体论及辩证法上；儒家的优势在于伦理纲常、礼乐教化；法家的优势在于廓清乱局，建立秩序。所以，在《吕》《淮》两书中，天道论多从道，人道多从儒，治道多从法，并不是毫无因由。这种区分乃是基于各家学术特质所作的安排，并非要以此为各家排座次、定高低。这也正反映了杂家择善而从，因事取术的特点。

表面看来，杂家与黄老具有很大的相似度，细究起来，黄老的限定更为具体，即必须充分尊重“道”在学术体系中的主导作用。“黄老之学”兼谈“黄”与“老”，但黄帝为何人，其学术为何物，当时人并没有共识，“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黄老的真正立足点在“老”上，即“道”上。

在《吕氏春秋》及《淮南子》中，“道”的主导作用仍不明显。现存黄老之学的典型著作，乃是马王堆汉墓出土之《黄帝四经》，其尊道色彩非常浓厚，“天弗能覆，地弗能载……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68]。仁义礼智与刑赏法治亦由此道而出，“牝牡相求，会刚与柔。柔刚相成，牝牡若刑（形）”^[69]，称之为“黄老”当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而在《吕氏春秋》中，对道的描述较少，且十分分散，其他学派也都是以如此状态分布其中，诸家平流进取，共存其中，并没有表现出对道家的特别关注。如果非要寻找一个全局性的框架，反倒是阴阳五行的色彩更为浓厚。如徐复观认为《吕氏春秋》的骨干在于十二纪部分，这一部分的编排体例，是明显按照阴阳五行的逻辑展开的，“十二纪的成立，是邹衍的阴阳五行思想发展的结果”^[70]。在《淮南子》那里，对“道”已有了许多专篇的论述，似乎以“黄老”冠之没有问题。但正如许多学者所言，其书内部始终交织着儒、道两家的鲜明冲突。如牟钟鉴认为儒道两家存在一系列论争，如有为与无为、去情返性与节情养性、福祸由天与福祸由己等^[71]。徐复观亦认为《淮南子》的著作群体中存在儒道的分野，前者以大山、小山为代表，后者以苏飞、李尚等为代表^[72]。这在典型的黄老著作中，也是不会出现的现象。所以，《淮南子》中“道”不是作为一个不可动摇的中心贯穿其中，并不能视作统摄全书的理念。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大一统条件下，要想真正地消除思想学派上的差异，熔炼出包含诸家的思想体系，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诸家这种政治理念的分歧，也会一直延续下去。譬如，汉代虽称“霸王道杂之”，似乎已经走出了一条有汉家特色的为政理念，其实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贯穿整个汉代的儒生与文吏之争、德治与法治之争，就很能说明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淮南子》中的儒道论争为什么会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许更加容易理解。

所以，仅以“兼采百家”为标准将两书视为黄老，论据并不充分。换句话说，“杂家”与“黄老”的定义在某种程度上有很大的重合性。杂家的含义更为广泛，称黄老为杂家，当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而杂家能否称为黄老，还需要对其人其书进行进一步的具体分析。

2.纵横家

我们先谈谈纵横家在《汉志》语境下的学派特性和效用问题。相比于其他六家，纵横家作为学派出现确实是比较晚的事情。在《汉志》之前谈论先秦学术的各篇章，还没有使用学派概念，但它们对人物的品评基本涵盖了许多后世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天下》篇之论老聃、关尹、庄周、墨翟、宋钘、公孙龙、惠施、慎到等；《非十二子》之论墨翟、子思、孟轲、田骈、慎到、邓析等；《不二》之论孔子、老聃、列子、孙膑等。当然，诸家是以人论学，每篇所举人物有限，有遗漏是肯定的，如《非十二子》竟无老聃、庄周等道家巨擘。将诸篇所及综合来看，后世之儒、墨、名、道等诸家学术实已容括其中，而苏秦、张仪等纵横家的代表人物未见提及。至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明确提出六家概念，仍未见有纵横家。可知，在《汉志》之前的学人的视域中，学术意义上的“纵横家”是不成立的。(www.daowen.com)

这时的“纵横”更多被视为一种权术。如《韩非子》有“世人多不言国法而言纵横”^[73]；《淮南子》有“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纵横间之，举兵而相角”^[74]；《新语》有“因其刚柔之势，为作纵横之术”^[75]。司马迁在回顾六国乱局时，也曾说：“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长短之说起”^[76]。即便在刘向之《战国策书录》中，纵横仍是这种含义：“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纵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77]。

《汉志》将这种实用性的权术视为独立学派的依据是什么？它对纵横家学派地位的承认，背后又隐藏怎样的学术信息呢？

如果单从纯粹的学术层面考虑，纵横家的学派特性确实十分模糊，既没有明晰的学术传承，也没有众所公认的学术起源的领军人物，更没有浓缩的学术理念和学术宗旨。但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汉志》之前的诸篇章在论列学术时基本都在理念的层面展开，因为此时诸子的兴盛基本都局限于学术讨论层面，与政治现实的真正结合还远未开始。与此相关，他们讨论的学派和学人也都集中于学理层面，类似纵横家这样的实用性的权术尚未纳入他们的视域中。

至刘歆之时，国家进入大一统，学术与政治的结合逐渐紧密。先秦时期的“学”正慢慢向政治现实中的“术”演进，与此同时时人认识的“学”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在这种大背景下，“学”与“术”的界限逐渐模糊，学、术合一更符合当时的情况。以术为主的纵横家，得以跻身诸子学之列，应当与这种学术认知上的转变有直接关系。

换句话说，这实际涉及对诸子学影响的评价问题。从表面看来，儒、墨、道等是当时最为兴盛的学派，而且当时的一些记载仿佛也在印证这一点。如《显学》曰：“世之显学，儒墨也”；孟子也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78]，“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79]；稷下学宫更是汇聚了各种学术，“皆命曰列大夫”。但这种表面繁盛的背后，隐藏着儒墨等在政治面前的尴尬和无能为力。

至战国后期，诸子都构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其成就也达到了本学派理论体系的最高水平，甚至说已经达到了一个瓶颈。那这个瓶颈是什么？很简单，是怎样将自己的学术理念与政治相结合。除了法家一度以“富国强兵”见闻于诸侯外，其他各家的学说基本没有得到付诸实践的机会，而是仅仅停留在“学”的层面上。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各家学说都有自己的软肋，这在《荀子·解蔽》《庄子·天下》中都有很好的揭示；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诸子的学术理念过于迂阔或理想化，与实际政治的差距太大，难以完成由“学”到“术”的跨越，如儒家讲教化、倡仁义；道家重体道，讲无为；墨子讲兼爱，倡非攻；名家玩琦辞，尚论辩……试想这样玄虚、模糊的理念怎样能进入政治操作的层面呢？而战国后期，天下归一的趋势日益明显，对学术现实层面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两相比较，“学”与“政”之间出现了严重的断裂。

这为法家学说的崛起和成功提供了契机。众所周知，战国的法家曾一度成为各国政治的主导者，如秦之商鞅，魏之李悝，楚之吴起，其所倡导的政治理性为各国带来了极大的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家才是战国时期的真正显学，只有它获得了政治层面的践履和成功。但法家思想也并非完美无缺，后期法家暴露出来的严苛少恩大大限制了其实际功效，而且法家虽长于实践，但理论欠缺，不成系统，这也是法家思想难以深入发展的原因。因此长于“学”的儒、道等家与长于“术”的法家的结合，成为合乎逻辑的事情。

考察战国后期至西汉初的这一段历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两者结合的趋势。黄老道家以“道”为宗旨，同时以道论法，兼采百家，一度独步于汉初政坛，而汉代新儒学凭借与法家、阴阳五行家的完美结合后来居上，取黄老而代之。这一时期思想学术发展的历史，与其说是融合，不如说是实现由“学”到“术”的转变，法家思想就是主导这一转变的核心，它为儒、道等家的付诸实践提供了载体。当然，这一转变是残酷的，战国诸学派的特色逐渐消泯，随之而来的是带有宏大气象的兼容之学。那些无法适应这一转变的学派，如墨家，则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视野。

从此大趋势看，政治视野下的“学”和学人眼中的“学”，其内涵的侧重是不一样的。以务实为特征的纵横家，进入到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汉志》中，应当不是偶然的。

具体来讲，《汉志》增设纵横家，还与纵横之术在西汉中前期一度流行有关。纵横的本意，乃是战国时期横秦纵楚的外交活动，与当时天下分裂、诸侯并争的时代大局有关。而且，纵横家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时人已经有所关注。如景春与孟子争论时，云“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80]；《韩非子》有“世人多不言国法而言纵横……山东之言纵横未尝一日而止也”^[81]；《淮南子》之《要略》作为点评学术的名篇，也探讨了纵横之学的问题，“晚世之时，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焉”^[82]。楚汉之争时，某些人如郦食其等仍在扮演着纵横者的角色。西汉建立后，在“七国之乱”前，无论是异姓诸侯还是同姓诸侯，势力都很强大，这为一些士人游走于各种力量之间提供了空间，这些人也带有较强的纵横色彩。如张舜徽认为：“汉初犹有人传习其道，自不失为专门之学，曾盛行于一时”^[83]。关于这一点，《史记·田儋列传》载：“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84]，又《主父偃列传》：“主父偃者，齐临菑人也。学长短纵横之术”^[85]。当然秦汉时期的纵横家，不可能像战国时期那样游走于不同的诸侯国之间，他们是带有纵横意味的策士。在这一点上，其与先秦纵横家确有相类之处。

在《汉志》中，《诸子略》纵横家共列十二家，大致可以确定为西汉时期作品的为六家，即《蒯子》五篇、《邹阳》七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乐》一篇、《庄安》一篇及《待诏金马聊苍》三篇^[86]，大约占了整个纵横家类的一半。从这层意义上来看，《汉志》之增设纵横家，实有其现实的承载条件，即刘歆等人对西汉前期纵横之学的承认。《汉志》体现的是对西汉学术态势的客观把握，其“九流十家”的划分是在继承《天下》《非十二子》《要略》及《论六家之要指》的基础上，对学术形态进行的伸展性概括与总结。《汉志》的图书分类标准，也绝非为了操作方便而设，而是确实有班固对于战国秦汉学术的理解在里面，正是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确立了《汉志》各家各派的分野。换句话说，班固以自己的理解整理了古代知识的秩序，构建了古代知识的结构。

3.农家

那么农家和小说家在《汉志》中“家”的地位的确立又是基于什么依据呢？《汉志》对前七家的设定，依据是其学派特性较为明确、性质单一；杂家虽然混合众家，但这种混合还是围绕学理进行的，带有鲜明的学术气息。

对于农家的设置，很多人都认为不甚合理。如梁启超认为农家“其位置与兵、商、医诸家相等”^[87]。《汉志》所载农家诸著作，今均已散失，只有部分辑佚的篇章。马国翰所辑有《神农》《野老》《尹都尉》《氾胜之》与《蔡葵》五种^[88]，就其内容看，里面确实有很多关于种植、管理及收割农作物和关于农业气候、天气识别等知识。如《神农》有《八谷生长》篇，详细记述了黍、大豆、小豆、秫、荞麦、小麦、稻及麻的种植、收获日期及生长期，如“大豆生于槐，出于沮石之山谷中，九十日华，六十日熟，凡一百五十日成，忌于卯”^[89]；《占篇》则记述了某些作物种植与当年天气的对应关系，如“正月上朔日，风从东来，植禾善；风从南来，植黍善；风从北来，稚禾善”^[90]。

这种关于农业种植技艺的问题在其他几种书中也有体现。如《野老》有《辨土》篇与《审时》篇，讲农业种植土壤选择及种植物候的问题^[91]；《尹都尉》有《种瓜》篇、《种芥》篇、《种葵》篇、《种蓼》篇、《种葱》篇与《种薤》篇，涉及种子挑选、土地耕作、田间管理、虫病防治、收获及贮藏等各种事项^[92]；《氾胜之》中关于农业技术的有《耕田》篇、《收种》篇、《种谷》篇、《大豆》篇、《小豆》篇、《麻子》篇、《种麻》篇、《种稻》篇、《种稗》篇、《种瓜》篇、《种瓠》篇等，值得注意的是，《区种法》篇详细记述了氾胜之的区田法^[93]。

若农家类的内容仅限于技术，则学者对其能否跻身“九流”的质疑无可厚非。但实际上，这些残篇中同样有从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探讨农业问题的。如《神农》有《法》篇，其中有“衣食饶溢，奸邪不生，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智者无所施其策，勇者无以行其威。故衣食为民之本，而工巧为其末也……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农不正，食不充，民不正，用不衷”^[94]。《野老》有《上农》篇，也论及农耕与天下安定的关系，“民农则朴，朴则易用，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95]。

所以，《汉志》之增设农家，一方面是由于“农家”类著作所载并非仅限于农耕之专门技艺，亦涉及农业与料民理国的关系。在西汉时期，重农思潮确实非常流行，《汉书》之《食货志》开篇即言农耕之事，“理民之道，地著为本”，且农耕之事与儒家仁政之道息息相关，使民有时，制民之产，也成为被普遍提及的言论。相比之下，医、商与国家兴衰的关系就要疏远得多，这是农家能够脱颖而出，跻身诸子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从先秦史籍的记载看，当时确实有人持“农家”之论，《汉志》对农家的评价是有所指的，尤其是认为若偏执一端，就“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显然是出自《孟子》的记述。《滕文公上》中，孟子之弟子陈相尽弃孟子之学而从许行，并向孟子转述许行的重农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96]，结果被孟子认为“是乱天下也”。所以就学理上看，此农家在当时确有人持守，而且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有不少遵从者，陈相转而从学许行可为证。

不过《汉志》对农家的学派特性似乎也有所保留。从诸家位次序列上讲，杂家是对前七家的补充，农家则位居第九位。而杂家“兼儒墨，合名法”的特性也主要是针对前七家而来，似乎并没有将农家包括在内。关于这一点，梁启超的解释或许有所帮助：“农仅寥寥九家……姑列为一流以附于诸子，有恐其与专明理论之书相混，特次于杂家以示别也”。^[97]从形式上看，梁启超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至于刘歆之举的真正意图，于史无载，我们也不好随意揣度古人。

4.小说家

关于小说家的增设，争议也有很多。“小说”之名，大概首见于《庄子》，“饰小说以干县令”^[98]，鲁迅解之为：“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99]。《诸子略》对小说家的设定与此相类，“小说家”之得名，应该是由于其所记录的都是些零散、琐碎的为政之道，与九流相比，极不系统，亦不深入，即所谓“街谈巷语，道听涂说”之论，与后世的“小说”之文体观念无涉。就班固自注提供的信息看，“小说家”的这个特点也表露无疑，如注《伊尹说》，云“其语浅薄，似依托也”；注《鬻子说》，云“后世所加”；注《师旷》，云“其言浅薄……似因托之”；注《天乙》，云“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注《黄帝说》，云“迂诞依托”。^[100]从这些自注的语气和小说家类小序表达的意旨看，班固对这类书籍的态度是明确的，即其多为托古、浅薄之碎语，不可登大雅之堂。

章学诚根据班固的自注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如《周考》，班固注曰：“考周事也”。《青史子》，班固注曰：“古史官记事也”。^[101]章学诚据此认为两者不当列于小说家，“其书非《尚书》所部，即《春秋》所次矣”^[102]。若仅根据班固简短的注解，章氏此说似乎能成立。但张舜徽认为：“小说家之《周考》，盖杂记丛残小语、短浅琐事以成一编……其中或及周代轶闻者，见者遽目为专考周事，非也”^[103]。而所谓《青史子》，《文心雕龙》有“青史曲缀以街谈”的说法，这与《汉志》对小说家的限定颇为接近。章学诚的结论，可能为班固过于简略、语意不明的注解误导。殊不知两书均散佚，《汉志》既将其列于小说家类，定有相当之依据，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不容轻易否定。

小说家在十家中地位最低，甚至被《汉志》排除在“可观者”的范围之外。这种态度不免让人有所疑问，既然这类书籍价值如此不堪，为何还要将之立为一家，成为单独的一类呢？解决这个问题，离不开对《汉志》产生的动因和实际场景的考察。

《汉志》本于《七略》，而后者实际是宫廷藏书的目录。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在刘歆整理诸子类书籍时，对它们的性质是有一个大致的判定的，即学派性质较为明显的入于前七家；博采众家，但亦与学理相涉者为杂家；专谈耕桑之事的，列于农家。经过数次筛选之后，应该还遗留极少量书籍，文义浅薄，内容琐碎，所涉驳杂，主旨飘忽，也谈不上学理上的系统性和价值，这些书籍应该就是《汉志》所谓的“小说家”。从整个《诸子略》的角度讲，这些书籍才是真正的“杂家”，无法归入九流的任何一流。所以，我们认为小说家名义上是十家中的一员，实际应是来源于图书分类筛选过程中的最后残余。《汉志》对小说家的态度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小说家为数不多的自注中，屡屡谈及“似伪托”之类的话语，小序中又以“街谈巷语”称之，《诸子略》之总序也将其排除在真正的学派之外，“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因此，《汉志》十家之说的成立，图书整理的效应和影响在起着作用。《诸子略》不可能是严格的推阐诸子起源的著作，其分类法杂糅了学术和目录的双重标准。附带说明一下，历代学人对《诸子略》各类小序的推崇有时惑于表象，认为其揭示了诸子之真正起源。而我们认为，就《汉志》的成书看，其首先是基于现实的图书整理需要，其所谓的分类方法带有人为归纳的色彩。各种小序的表述，与其说是各家学术发源的真正依据，倒不如说是在图书分类完成之后，对各类典籍所作的概括性的表述和意旨的总结。它们虽一定程度上接触了各学派的核心问题，但绝非诸子学术成立的真正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