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志》之《诸子略》在《论六家之要指》的基础上又有了两方面的推进。第一，与前两阶段的学术评判不同，《汉志》不是抽象、纯粹的点评学术之作，乃是缘于书籍整理、归类的实际需要，并依据“家”的标准对这些书籍予以区分，《汉志》中的学派有了具体的内容，各家开始系以学人及著作，对学派的认识趋于细致和具体。《诸子略》与《天下》篇等相比，虽都谈及先秦诸子，但在立意和性质上确有非常大的分野，后世许多关于《诸子略》分类标准及典籍归属的争议也都由此而来。

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诸子略》在司马谈六分法的基础上又予以补充、调整，确立了“九流十家”的分类法。这一点又可分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汉志》对各家的价值判断与司马谈有明显不同，最显著的不同就是抬高儒家的位置。各家之中，司马谈最重“道德家”，称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35]。《汉志》则最重儒家：“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36]。两者的取舍截然不同，这种差异也是时势使然。其次，对于司马谈的六分法，《汉志》基本上是承认的，并将之引入了《诸子略》的体系之中，成为《诸子略》分类法的骨架。但这种引入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在因袭的基础上有所推进，又增扩了纵横、杂、农及小说四家，最终形成了“九流十家”的局面。

《汉志》的这些变化，并不是偶然的，背后隐藏着许多学术考虑和促成因素。

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谈及《汉志》对司马谈“六家”的态度。从总体看，《汉志》基本承袭了《论六家之要指》的学派框架，只有小的调整：一是诸家的顺序，即将儒家的地位抬高；二是将“道德家”改称道家，地位也居于儒家之下。值得注意的是，《论六家之要指》中的“儒家”比《汉志》的范围更大。《汉志》之儒家，单指著书之儒，所谓传经之儒则属《六艺略》的范围。而司马谈的儒家，应是两者的复合体，其所言的“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37]，似乎描述的是当时以经术为业的儒者。

这种承袭，实际牵涉《论六家之要指》之六家观念在西汉是如何确立的问题。司马谈提出此说，当在武帝时期，而《汉志》所据之《七略》成于哀帝之初。成书于武帝至哀帝初的传世文献谈及学派的几乎为空白，所以很难考察当时人对“六家”的接受程度。不过直接材料还是有的，可参照的有两种：一为《盐铁论》，成于汉宣帝时期；一为刘向之《别录》，成于成帝时期，现在只有后人辑佚的部分文字，但总算保留了一些痕迹。

《盐铁论》中所涉及的学派概念，只有儒、墨两家，如《申韩》篇有“待孔子而后学，则世无儒、墨”^[38]；《毁学》篇有“儒、墨内贪外矜，往来游说，栖栖然亦未为得也”^[39]；《遵道》篇有“愿无顾细故之语，牵儒、墨论也”^[40]等。《盐铁论》所谈及的儒、墨，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辐辏于某种理念的群体，带有很强的学派特质。

《别录》现存篇章中谈及学派概念的只有《列子书录》，其云：“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41]，明确使用了“道家”的概念。(www.daowen.com)

从这有限的几个例子，可知“六家”中的某些概念已为一些学人认可，但由于《盐铁论》为论政之作，不专主学术，《别录》的散佚又如此严重，司马谈之学派概念是否在西汉中期得到普及，不好判定。

从《汉志》诸子分类看，刘歆对《论六家之要指》的六分法是相当熟悉和认可的，所以才会将六家之称直接引入《七略》。这种引入，不仅是学派称谓上的因袭，而且在对六家学术本质和特性的把握上，也接受了司马谈的论断。如在评论各家之短长、优劣方面，《汉志》的基本态度与司马谈也基本一致，如下表所示：

续表

《汉志》与《论六家之要指》基于立场的不同，分别对儒家和道家有特殊的偏爱。而在对待阴阳家、墨家、名家和法家上，措辞较为接近，对各家学派优长的判定也基本一致。可见《汉志》在深层次上是认可司马谈对各家学派特性的认定的，这是两者关系的重要方面。

在此基础上，《汉志》增设了四家，即纵横、杂、农及小说家。这也成为历来学人攻讦《汉志》的一个重点，如梁启超就认为：“纵横家毫无哲理，小说家不过文辞，杂家既谓之杂矣，岂复有家法之可言？而以之与儒、道、名、法、墨等比类齐观，不合论理”。^[42]至于农家，梁氏虽承认其也可为一家之言，但更倾向于将之与兵家、方技等并列。他甚至曾经断言：“分诸子为十家，不过目录学之便利”^[43]，完全否定了《诸子略》在判定诸家上的学术考量。总之，他对《汉志》所增设的四家颇多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