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西汉初期:人论学与学派概念的相持

西汉初期:人论学与学派概念的相持

时间:2023-07-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二阶段,即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和司马迁的《史记》阶段。第二个特点,司马谈讲各家学术,只是虚陈了六家的概念,并未以任何人或著作与之相匹配。不过,其中也有两处提到了抽象的学派概念。这种罗列众人,因人论学的方式与《天下》篇、《非十二子》和《解蔽》更为接近,应也是学派意识未曾占据话语中心的一种表现。因为《汉志》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可与司马迁同日而语,不借助学派的概念,恐怕是行不通的。

西汉初期:人论学与学派概念的相持

第二阶段,即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和司马迁的《史记》阶段。前者的贡献不用多说,第一次建立了学派意义上的六家,即阴阳、儒、墨、名、法及道德家(或道家)。这一体系影响深远,我们现在对先秦学术的认识基本都在这个框架内,以至于有人提出要加以反思,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相比于《天下》等篇章,《论六家之要指》出现了两个崭新特点:

第一,《论六家之要指》虽也有自己的基本立足点,即道德家,也就是汉初流行的黄老之学,司马谈称其“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但其在论列诸家学术的时候,开始以更全面的态度待之,优劣并举,视角更加全面,也有了更多宽容精神。如论阴阳,短在于“使人拘而多畏”,长在于“序四时之大顺”;论儒家,短在于“博而寡要,劳而少功”,长在于“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论墨家,短在于“俭而难遵”,长在于“强本节用”;论法家,短在于“严而少恩”,长在于“正君臣上下之分”;论名家,短在于“使人俭而失其真”,长在于“正名实”。[18]

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此时先秦诸子的高潮已经过去,诸家学术的交流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黄老之学本身就是融汇诸家而来。若诸家没有可取之处,黄老的取舍也就无从谈起。而且西汉时,诸子在思想界还都有各自的地位,司马谈也不可能对他们一律加以彻底清除,他的用意只是要营造黄老之学高出众家的态势。《论六家之要指》对各家优劣并举的做法,是要为黄老之学“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19]的说法作铺垫。

第二个特点,司马谈讲各家学术,只是虚陈了六家的概念,并未以任何人或著作与之相匹配。当然,这不是说司马谈在树立这一体系的时候,没有学人或书籍作参佐。但无论怎样,现在的史籍没有留下他分立六家的标准,也无从知晓他赋予六家的具体内容。就这一点看,“六家”的概念在为后人梳理学术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困难。因为单纯地讨论概念比较容易,但以之系人、系书则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在这一点上,反倒是《显学》做得还彻底些。当然,司马谈时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显现出来,但后来学人对《汉志》之《诸子略》分类法的非议较多,不能不说在司马谈这里已经埋下了一些伏笔。

再看《史记》。《史记》中有数篇涉及先秦诸子的篇章,关于其立传或合传的标准,众说不一。熊铁基认为:“大体是按学术归类的,只是《孟子荀卿列传》有点杂……同时牵涉了战国中晚期各派”[20]。我们认为司马迁对诸子人物的分类确实体现了相当的学术标准,如将老子韩非同传,孟子与荀子同传,都是颇有见识的,梁启超誉之曰:“学问艺术方面,亦盛水不漏……如《仲尼弟子》《老庄申韩》《孟子荀卿》等传,于先秦学派网络略具”[21]。但是他是否全盘接受了司马谈关于六家的概念,我们是有怀疑的。

《史记》中涉及诸子学术的篇章主要有《老子韩非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商君列传》《仲尼弟子列传》等。探讨《史记》中的学派观念,应主要从这些列传中寻找线索。

《老子韩非列传》中所涉及人物,除老子与韩非外,还有庄子与申不害。其论老子学术云:“老子修道德,其学自隐无名为务”[22];论庄子学术,则曰:“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23];论申不害:“本于黄老而主刑名”[24];论韩非子,云:“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25]。从整体看,黄老的概念似乎更接近于学派。

《孟子荀卿列传》所涉及人物十分庞杂,除孟荀外,还有邹忌、邹衍、邹奭、淳于髡、慎到、田骈、接子、环渊、公孙龙及墨翟等人。只有在谈及慎到等人时,《史记》云“皆学黄老道德之术”[26],其他人并未用学派意义上的字眼称之。如孟子,只说“述仲尼之意”;论邹衍,只说他“深观阴阳消息”[27];论淳于髡,说“学无所主”;论公孙龙,只说“为坚白同异之辨”[28];论墨翟,说“善守御,为节用”[29]。(www.daowen.com)

《商君列传》中,只提到商鞅“少好刑名之学”[30]

《仲尼弟子列传》基本取材于《论语》,条列各人之言、之事。

不过,其中也有两处提到了抽象的学派概念。一处为《老子韩非列传》,谈及庄子对儒墨的非议时,云:“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31];另一处出自《孟子荀卿列传》,谈及荀子“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32]。综合起来,可知《史记》使用学派名目谈及的学术只有儒、墨与道德(或黄老)三家。

所以我们认为《史记》在用学派指称诸子的进程上,其作用也不宜高估。一则,在司马谈树立的六家概念中,司马迁运用于《史记》的只有儒、墨、道,而且也多是抽象意义的谈论,并未将之与具体的学人紧密联系起来。像孟荀这样典型的儒者,也未以“儒家”称之;老庄这样典型的道家,也未以“道家”称之。

二则,《史记》谈论诸子学术,很多时候也都是以人立论,如《老子韩非列传》之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与无为……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33]《孟子荀卿列传》中谈及诸子之学,也有“赵有公孙龙,为坚白同异之辨,剧子之言;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长庐;阿之吁子焉”[34]。这种罗列众人,因人论学的方式与《天下》篇、《非十二子》和《解蔽》更为接近,应也是学派意识未曾占据话语中心的一种表现。

总体看来,《史记》中的学派概念还不十分稳固,对诸子学术的表述也略显分散,除儒、墨、道三家外,其他的学派概念还未被时人惯用,因人论学的论列方式仍然十分流行。当然,《史记》中学派归纳意识的淡薄可能还与其本身的性质有关。因为《史记》毕竟不是专门的学术评论之作,其书涵盖古今,数千年之人、事及典制无不包容,对先秦诸子的记述只占其中很小的比例,全书涉及诸子的传记只有数篇,篇幅、文字十分简短,择取的人物也十分有限。既然如此,或许简单罗列就足以将先秦诸子的学术宗旨呈现无余,不必再借助那套严密的学派概念了。这个原因看似不重要,其实是合乎情理的充足理由。反过来说,如果刘向父子之时谈论诸子学术,再沿用司马迁的做法,将诸子逐个罗列,逐人点评,这就是万万不能的了。因为《汉志》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可与司马迁同日而语,不借助学派的概念,恐怕是行不通的。

从先秦秦汉对诸子学术的认知过程看,其中贯穿着两条线索:其一,对学术主体的评判,开始附着于个体,后来转向学派,学术划分的自觉意识越来越强;其二,对诸子学术的认识,早期多限于客观的描述或简单的对比,后期则开始全面评析各家的优劣,并形成固定的学术立场。而且从《要略》开始,有了追寻诸子起源的意识,无论是其暗含的挽救时弊说,还是后来《汉志》所言的出自官守说,实际都在为诸子学术的出现作解释。从学术认知的基本逻辑看,由简至繁,由表象至实质,也是顺理成章、十分自然的。《汉志》增列学派名目和推溯诸子起源的做法也是这一路径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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