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天下》篇对学术的认知有相当的层次感。它将原来曾是一统的学术视为“本数”，但当时已经被割裂为三个面向：在于“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而那些散于天下的，才是所谓的“百家之学”。^[1]对于百家之学，《天下》篇详列了众多人物，并进行了初步的归类和品题，如墨翟与禽滑厘，宋钘与尹文，彭蒙、田骈与慎到，关尹与老聃、庄周，惠施、桓固与公孙龙。其“百家”的范围大致涉及《汉志》之儒、墨、名、道、法诸家。

《非十二子》将所品题人物分为六组，两两并称，计有：它嚣与魏牟，陈仲与鰌，墨翟与宋钘，慎到与田骈，惠施与邓析，子思与孟轲。《解蔽》谈及的有墨子、宋钘、慎到、申不害、惠施和庄子。

《不二》列举孔子、墨翟、关尹、列子、陈骈、阳生、孙膑、王廖与兒良。

《显学》的情况就稍微简单一些，只提及了孔子与墨翟。

我们之所以不避繁冗地将此数篇所提及的人物一一列举，完全是为了论述方便，因为该阶段谈论诸子学术的特点就隐含在对这些人物的论列中。如《天下》篇全篇的布局，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该篇更多是对当时学术混乱局面的描述，如“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2]，有“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感慨，这种语句表明，《天下》篇成书时正处于诸子并争的时代，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第二，对诸家学术的描述，倾向于一种就人论人的评价，即其论学术之异同，以人为限，虽也有简单的归纳和比较，但还远未体现较为自觉的学派意识。《非十二子》和《解蔽》与《天下》篇的这两个特点基本相似，评判学术也以个体为主，归类的标准不甚清晰，大致是以某单一的倾向来择取人物。

这些萌芽状态的认识，为后来的总结提供了一些基础。如这一时期的描述虽然还没有运用学派概念，但它们在论列人物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些朦胧的学术标准，这些标准已经触及了后世学派概念的一些特性。如《天下》篇将老子与关尹并称，二者的共性为“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3]，已经十分接近《汉志》中道家以道为本、以虚为用的标准，且后世的道家毫无例外将老聃与关尹视为代表人物。

又如《非十二子》论惠施与邓析，二人被后世视为名家之代表，司马谈称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4]，《汉志》称其“苟乱鋠析乱而已”^[5]，与荀子所言的“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不用，多事而寡功”^[6]的意旨十分接近。其论墨翟、宋钘，“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7]，亦与后世所言无二致。《解蔽》的说法与《非十二子》大致相类，讲墨子务实，则云：“蔽于用而不知文”；讲惠施之诡辩，则云：“蔽于辞而不知实”等^[8]，与《非十二子》相呼应。

从这个角度看，《天下》《非十二子》与《解蔽》虽是因人设论，但由于所论之人多为后世各学派之领军人物，某种程度上也为后世之学派确立了一个基调，这是应当加以重视的。而且诸家论列人物的组合，有一些较为固定的搭配，如老子与关尹等，“虽然论及的人不同，但大体上又有相对的稳定性……战国中晚期的诸子已经认为存在着不同学派的学术”^[9]。(www.daowen.com)

当然，这时期的学派意识毕竟尚未出现，以罗列人物的形式谈论学术还是会有很多局限。如在人物择取和组合上，随意性较大，往往以诸人思想的某一个侧面作为归纳标准，缺乏总体的协调和考虑。如《天下》篇将宋钘与尹文并举，以“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10]视之，以致郭沫若将其称为“宋尹学派”。但据白奚的研究，《天下》篇的这番论断，其实只适合于宋钘，他是墨学的承袭者，而尹文是以合名法为特色的黄老学者，《天下》篇将两人并举，标准并不清晰。^[11]

又如在《非十二子》中，荀子将墨子与宋钘并举，所作的评价也是针对两个人而发，是用同一话语体系进行批判；而到了《解蔽》中，又将两人分开表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12]，说明荀子对两人学术是有不同看法的。这种略显矛盾的做法，可能是因为两人思想确有一定出入。同时也暗示我们，荀子对墨子和宋钘总体学术的认知是有限度的，两处评价都是就某一议题而发，这与后世综合、整体性的学派认知，是有一定差距的。

又如《不二》篇论老聃与关尹，讲“老聃贵柔”，“关尹贵清”，也是分而论之，对于两人学术上的共性则没有涉及，这也只能说明《吕氏春秋》缺乏学术联系与统合的意识。虽然《不二》论列学术的意图是要指出各家之所偏，要以实用的态度“一之”，但它综合各家的基础看来还是以个体为主，而不是学派。

除了因人论学外，该阶段对诸子学术的认知还有一个鲜明特点，即论列学术时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立场，且排他性很强，对他家学术基本以负面评价为主，缺乏整体、包容的精神。如《天下》篇，其主体立场是以老子、关尹为代表的，誉之为“古之博大真人哉”，对其他人都是贬低为主。如论墨子，“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13]；论彭蒙等人，说“其所谓道非道，而所言之韪不免于非”^[14]；论惠施，“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15]等。

荀子的情况也类似，仅从《非十二子》与《解蔽》的标题，就能看出荀子对他家之学的非议。《非十二子》中，荀子对十二子多所攻讦，对他们的总体评价就是“饰邪说，交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之乱之所存者”^[16]。而他“解蔽”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推出他心中的圣人——孔子，“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此不蔽之福也”^[17]。

最后我们简要谈一下《显学》。在第一阶段的各篇中，《显学》较为特殊，其论列学术的范围虽然比较窄，只限于孔墨，但在诸子学派概念发展上的意义却不能忽略。其云：“世之显学，儒墨也”，其所谓儒墨或孔墨实有着双重意蕴：有时指孔子、墨子二人，如“孔墨不复生”；有时也被用来指称两人的学术体系，如“皆自谓真孔墨”，这就带有较为鲜明的学派特质了。而且《显学》还讲“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并详细罗列后学之情况，此处之“儒”“墨”的学派特色，更无可疑。

因此，在韩非眼中已经有了一个儒、墨学派的标准。他将两家后学一一点出，虽是大略言之，亦可见他对两个学派认识的清晰与确凿，如此也才会意识到两者分和离的情况。至此，孔墨在《天下》篇等中的个体形象，逐渐被一种内涵、外延较为明确的学派范畴取代。从这个角度讲，学派意识的真正成型乃是始于《显学》，以学派系人无疑是学术史上的一大进步，这也算是对《天下》篇以来诸家论列学术的一个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