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认为这只是表面的原因，刘歆对《周礼》的冷淡，应与其对王莽改制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有关，也与王莽篡汉后对刘氏宗室的猜忌有关。刘歆是一个儒气较重的人，在西汉后期复古思潮的激荡下，他也曾经对王莽寄予厚望，前期也曾为王莽献计献策。而后来，王莽取汉而代之的意图越来越明显，这就超出了刘歆的预料。就史籍记载的情况看，刘歆对王莽后期的改制实际是十分消极的，未见其参与重大事件的谋议。

而从王莽的角度看，他对刘歆也越来越疏远，虽前期还让“刘歆典文章”。居摄时，刘歆也曾参与安葬王莽生母礼节的讨论。此后，王莽对刘歆的恩赏就基本没有了，猜其理由，当是王莽居摄及称帝后，刘歆的反对情绪越来越多，王莽也不再以腹心视之。另外，刘歆的刘姓宗室身份，可能也使王莽对其有所顾虑。考《汉书》王莽本传，在王莽篡位的过程中，各种形式的反对行动也频繁出现，其中的主力很多就是具有刘氏宗室身份的诸侯或官员。如居摄元年四月，安众侯刘崇以“安汉公莽专制朝政，必危刘氏”^[119]，起兵反莽；居摄二年，东郡太守翟义趁都试的机会，拥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郡国疑惑，众十余万”，并得到槐里赵明、霍鸿等人的响应，人数也“至且十万人”^[120]，并将矛头直指长安；居摄三年，期门郎张充等六人谋划劫持王莽，拥立楚王，事泄被杀；始建国元年，真定刘都等策划起兵，被发觉。另有徐乡侯刘快“结党数千人起兵于其国”^[121]。始建国二年，在一份奏议中，也曾提到了当时这种天下汹汹的情势，“前故安众侯刘崇、徐乡侯刘快、陵乡侯刘曾、扶恩侯刘贵等更聚众谋反。今狂狡之虏或妄称亡汉将军，或称成帝子子舆，至犯夷灭，连未止者”^[122]。

所以，在王莽篡立过程中，来自刘氏宗室的反对势力还是很大的，他们或直接领导反莽，或被推举为反莽的旗帜，这无疑让王莽有了很大的戒心。他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制这种来自刘姓的反抗。如始建国元年，将刘姓中为地方郡守的，全部调至中央为谏大夫，消除他们可能反抗的潜力；同年，将刘姓宗室的属籍由宗正移至京兆大尹，淡化刘姓的皇室色彩；始建国二年，王莽又将矛头指向刘姓诸侯王，“为公者，悉上玺绶为民”，那些执掌兵权的，则“封将为子，帅为男”，^[123]以虚爵换取他们手中的兵权；同年立国将军孙建奏请“汉氏诸庙在京师者皆罢。诸刘为诸侯者，以户多少就五等之差；其为吏者皆罢，待除于家”^[124]，将罢黜的范围由“官”扩展至下层的“吏”。王莽对此奏议，表示“可”。

因此刘氏的反莽及王莽对刘姓的压制，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作为宗室的刘歆，其待遇和心境是可想而知的。况且，刘歆之父刘向早在成帝时就曾多次上奏，要求限制王氏外戚的实力。较之其父，刘歆的立场恐怕也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这种情况下，刘歆在王莽集团中的地位不可高估。如刘敏就认为，王莽的这些辅翼中，“刘歆算不上最为心腹之人”^[125]，这在历史事实上是成立的。如元始元年（1年），王莽在奏请奖赏拥立中山王为帝的功臣中，只有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其中前三人与王莽跻身“四辅”，甄邯也被封侯，独没有刘歆的踪影，可见他并未参与谋议拥立新君这样的大事；居摄三年三月，王莽立宣帝玄孙刘贺为皇太子，并为之安排了几个辅助人选，“以王舜为太傅左辅，甄丰为太阿右拂，甄邯为太保后承”^[126]，亦无刘歆；同年十二月，王莽又讽谕王太后下诏褒奖有功人员，其辞曰：“太保舜、大司空丰、轻车将军邯、步兵将军建皆为诱进单于筹策，又典灵台、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开子午道，与宰衡同心说德，合意并力，功德茂著”^[127]，刘歆亦不在列，则这些大事中，他也不是核心人物。

王莽时期有关刘歆的正面消息只有三次。第一次为元始五年，刘歆因“治明堂、宣教化”，得以封为列侯；第二次为居摄三年，王莽之母功显君去世，刘歆与博士等讨论安葬之礼；第三次是始建国元年，刘歆拜为国师，被封为嘉新公。前两次的事情，更多体现为一些零散、细节的礼节性事务，不可与拥立新君等朝政大事相比，且未见刘歆在两事中起主导性作用。第三次看来是加官晋爵，但也只是表象。其一，王莽刚刚自立，此时优礼刘歆具有较浓的安抚、拉拢的色彩；其二，也是更重要的，始建国元年的这次封赏，刘歆之所以在列，并非出于王莽的本人意愿，而是当时有佞人哀章为迎合王莽，制作了所谓的金匮图与金策书，将自己与另外十人列于所谓的辅弼，恰巧刘歆也在其中。所以刘歆这次受到的优礼，很大程度上带有偶然性，是王莽崇信谶纬、符命的结果，即“按金匮，辅臣皆封拜”。

在表面荣光的背后，刘歆实际已被视为异己力量。从始建国元年之后，《汉书》王莽本传中关于刘歆的记载，基本都以负面消息为主。刘歆多与叛乱、谋反之事相牵连，前后共四次。(www.daowen.com)

第一次，我们前面提到，建国将军刘建曾提议对刘姓侯王及官吏予以压制，王莽虽原则上认可，但同时对刘歆等人予以特别处置，即“嘉新公国师以符命为予四辅，明务侯刘龚、率礼侯刘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献天符，或贡昌言，或捕告反虏，厥功茂焉。诸刘与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罢”^[128]。这种待遇表面看来是一种恩宠，实际表明王莽心中已将刘姓作为划分敌我的标准，只是刘歆“以符命为予四辅”，其余诸人对其有襄助之功，所以法外施恩。但他们宗室的身份恐怕仍不能让王莽完全放心，这其实也是王莽一以贯之的心态，这在其后来的表现中体现得相当明显。另外，王莽在提及刘歆时，有意将之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理由还是“以符命为予四辅”，看来对刘歆的宽容还是略显被动，仍是出于符命和谶纬的原因。

再看第二次。与刘歆一样，起初甄丰、王舜等人都是拥立王莽的，但他们也只是希望王莽能辅弼汉室，“非复欲莽居摄也”，所以在王莽称帝后，便表现出消极情绪。其中又以甄丰父子最为突出，“丰素刚强，莽觉其不悦”，其子甄寻还假作符命，矛头直指王莽。最后事情被王莽发觉，甄丰自杀，甄寻逃入华山后被捕获。在其后的审讯中，牵连了刘歆的三个儿子及门人弟子，“辞连国师公歆子侍中东通灵将、五司大夫隆威侯棻，棻弟右曹长水校尉伐虏侯泳，大司空邑弟左关将军掌威侯奇，及歆门人侍中骑都尉丁隆等”，最后涉及的人全被处死。^[129]刘歆之子是否真的参与谋逆，史载不详，但至少表明刘歆家族与王莽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此案虽未直接涉及刘歆，但其内心的惊惧也可想而知。

第三次，地皇初年，王莽之妻病重，莽令太子王临奉养。王临与王莽临幸的侍女原碧私通，因怕事情泄露，密谋杀莽。后来此事被王莽得知，王莽将王临赐死。恰王临之妻刘愔乃刘歆之女，懂得一些天文星象之事，王莽因此认为王临谋反时，刘歆之女曾以星象为助。并将根源归结到刘歆身上，“临本不知星，事从愔起”，以至于刘愔“忆自杀”。^[130]此事件中，主题本是王临弑父，但王莽将之曲折地牵涉刘歆身上，难免有点无中生有，中间含有很大的臆想和猜忌的成分。

第四次，发生在地皇四年（23年）。卫将军王涉从一个名为君惠的道士那里听到了一则谶言，言刘氏当复兴，而中兴者乃“国师公姓名是也”。早在建平元年（前6年），刘歆为避哀帝刘欣之讳，早已改名为刘秀。中兴者乃国师公，即刘秀当中兴，显然是东汉之后的附会。但不管怎样，王涉以此联合大司马董忠，想劝说刘歆起事。而刘歆“怨莽杀其三子，又畏大祸至”，表示同意。不过后来董忠的一个部将将此事泄露，并向王莽告发。结果，董忠被杀，刘歆、王涉自杀。此次事变可能是刘歆真正参与的谋反，原因除了三子为王莽所杀外，可能还有更深层次原因。王涉劝说他起事时曾说：“如同心合谋，共劫持帝，东降南阳天子，可以全宗族；不者，俱夷灭矣”。^[131]可能刘歆也意识到王莽对自己的猜忌到了随时丢弃性命的地步，所以才会甘冒奇险。从这个角度看，刘歆的谋反也是王莽不断猜忌升级的结果。

因此，从刘歆在王莽集团中的地位，及其对王莽改制前后态度的差异上看，刘歆真正希望的只是让王莽充当霍光那样辅佐幼主的股肱之臣，而不是取而代之的角色。他和王莽理解的周公也不一样，刘歆眼中的周公更多是制礼作乐，为天下垂范，辅弼成王，中兴汉室。而王莽除了这些，更希望自己能像周公那样“践天子位”。所以，两人对于《周礼》的态度表现了较大的差异，真正在政治上宣扬《周礼》的只能是王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