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对《周礼》的态度，实是经历了一个前后变化的过程。我们认为刘歆起初对《周礼》未曾有过特别的关注，这在其校书过程及《汉志》中就可以体现出来。《汉志》在礼类中载有“《周官经》六篇”，后人多谓此即《周礼》。而按之史籍，《周礼》之名乃王莽之时改称，此前皆曰《周官》。在礼类的排列顺序中，《周官》的位置比较靠后，不但晚于《礼古经》与当时立于官学之后氏及戴氏《礼经》，甚至也排在了《记》《明堂阴阳说》等传记之后。可见刘歆对其未予留意，更不可能将之视为周公制作的大法。

在《汉志》的布局中，小序乃是一类典籍总结性的话语，往往表现刘歆的学术考量和学术喜好。《汉志》中所体现的刘歆的学术关注点，仍是在《左传》《古文尚书》和《逸礼》上，在春秋类、书类、礼类小序中，将三书的发现及较之经学博士文本的长处，都一一点明。在礼类小序中，刘歆将重点放在了对《礼经》的梳理和评述上，如《礼》之缘起、在西汉的传承及《礼古经》发现的过程等，对《周官》无一字提及。礼类小序对《周官》的忽略，正好反映刘歆的思维仍是停留于立于官学的《仪礼》框架内。在他看来，《周官》并无特别之处，也未曾予以留意，所以仅仅罗列书目而已。

刘歆对《周官》的态度也体现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刘歆为争立古文，曾描述数种典籍在西汉断断续续发现及流传的过程，涉及《尚书》之《泰誓篇》，《逸礼》，《古文尚书》，及藏于秘府的《左氏春秋》，未见有片语涉及《周官》。且他所争立博士的典籍，也只限于《左传》《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并不涉及《周官》。联系《汉志》的情况，则知刘歆对《周官》的内容和价值，还远未熟悉和了解。

不过，从史籍记载的情况看，王莽居摄后，刘歆对《周官》的认识可能有了转变。荀悦曾云：“刘歆以《周官》六篇为《周礼》，王莽时，歆奏以为礼经，置博士”^[112]；陆德明也说：“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113]；马融《周官传序》也曾认为刘歆虽在校书时对《周官》未加重视，“末年乃知周公致太平之迹，迹俱在斯”^[114]。马氏之说，与我们所推测的刘歆与《周礼》的关系较为一致。(www.daowen.com)

至于周礼是何时立于博士的，《汉志》班注只笼统地说：“王莽时刘歆置博士”，王葆玹将之系于居摄元年至三年（6～8年），“《周官》改名《周礼》而立于学官”^[115]，亦即以“周礼”称谓的出现作为其立于学官的证据。此说杨天宇亦表示赞同，“《周礼》之立博士，大概与改名同时，都在居摄年间（6～8年），即所谓‘王莽时’也”^[116]。我们认为此说有一定道理，但亦不可视其为确凿之事。其一，马融曾说，《周礼》立于学官是国师刘歆“奏之”，而刘歆为国师，事在始建国元年（9年），则《周礼》之立不得早于此时。马融是东汉名儒，距新莽时代也较近，其说当有依据。其二，居摄三年时，《周官》虽已改称《周礼》，这固然说明王莽对其已颇为看重，但与立于学官还是两回事，且从重视到立于学官之间有短暂的时间空档也是正常的。所以依据这两点，《周礼》之立在王莽始建国年间的可能性也不能轻易排除。

如前所述，刘歆虽然在王莽时期对《周礼》有了新的认识，但不能说其对《周礼》有特别的喜好。对于这一点，诸家也有类似的说法，将《周礼》立于博士，很可能是王莽的意愿，而非刘歆的意图^[117]。首先，王莽与刘歆虽都倾向古文，但两者的学术根基还是不一样的，王莽精于《礼》，刘歆长于《左传》。《汉书》王莽本传记之曰：“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后来之始建国三年（11年），王莽又设置六经祭酒，讲《礼》者为陈咸，王葆玹认为当为“陈参”之误^[118]。而刘歆之学，以《左传》为宗，未见其有习《礼》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