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博士十分珍视自己的官学地位，对武帝系统之外的经学学术有较强的排斥，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因为，宣、元二帝时确实增设了新的经学博士，对这个问题又该如何解释？前面我们讲过，武帝之五经博士奠定了西汉经学博士增设的基本范围。若仔细观察，宣帝、元帝增设之诸家博士，其实与武帝经学系统都有着或隐或显的学术联系，师出同门或师承交叉的情况比较多。

如《书》博士，武帝时所置为《书》欧阳家，宣帝时所置为大小夏侯，三者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学术联系。如欧阳《尚书》之创始人欧阳生，曾就学于伏生，而大小夏侯之创始人夏侯都尉所师从的张生，亦为伏生弟子；《儒林传》又载，欧阳、大小夏侯之学，同出于兒宽，兒宽受学于欧阳生，兒宽又传道于欧阳生之子，且史籍明言“欧阳、大小夏侯学皆出于宽”，只是没有交代传授细节；夏侯建又曾师从于欧阳生的曾孙欧阳高。总之，欧阳《尚书》与大小夏侯在师学渊源上有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其跻身于博士之学，有其学术上的凭借。

又如礼学。武帝时所设之后仓《礼》与宣帝的大小戴《礼》，其学术关系更为直接，后仓为大小戴之师，“（后仓）授沛间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104]。大小戴之礼学，实为后仓礼学的分支和流裔，其代后氏而起也是有学术上的承继关系的。

又如易学。汉武时所立为杨何《易》，后世之施、孟、梁丘《易》与之也有密切关系。汉初《易》之传承，祖于田何，田何授王同，王同授杨何；另一条传承谱系是田何授丁宽，丁宽授砀田王孙，王孙又授施、孟、梁丘。所以，就大处观之，三人所学与杨何同祖于田何。元帝时所立之京氏《易》亦如此，京房师从焦延寿，而焦延寿是孟喜的弟子，“由是，《易》有京氏之学”。

因此，就《书》《礼》与《易》经学博士的增设来看，都有着学术渊源上的关系作为过渡和转接的平台，这种增设并非另立山头，而是学术发展自然流变在官学地位中的折射。数家新增的博士，也没有脱离武帝之五经博士的涵盖范围，其增设还是比较平稳的。所以，宣帝、元帝时期《易》《书》《礼》之博士地位的确立，是基于其与武帝经学系统中《书》欧阳、《礼》后氏及《易》杨何的学缘关系，更像是同一学术系统中不同分支之间的相互扶持，各派别在学术上有着共同的师承渊源，学术宗旨也大致相类，彼此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因此，大小夏侯《尚书》，施、孟、梁丘、京氏《易》及大小戴《礼》之立于官学，未见有较大的争论见于史传。仅有的争议也只出现在孟氏《易》和京氏《易》上，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较之所师已大有不同，受到了梁丘贺的指责，但孟喜诈称受之田王孙，亦得以跻身博士；京房也喜言灾异，但他“托之孟氏”，即声称其学乃传自孟喜，后来也列为博士。所以，在五经博士那里，师承和学缘是一个关键因素，即便后学已偷梁换柱，但只要高举师承的牌子，还是很容易获得认可的。

至于宣帝时所立之《谷梁传》的问题，与上述数家立于博士的情况，性质又不大一样。在武帝之五经系统中，《春秋》以《公羊传》为正统，宣帝对《谷梁》博士的设立，完全是出于个人喜好。一方面，卫太子时已对《谷梁》有过接触，“复私问《谷梁》而善之”，宣帝可能受其祖父或太子党学术的影响^[105]。而且，他曾经询问过《公羊》与《谷梁》学术的优劣，所问之人正好为出于鲁地的韦贤，韦贤对曰：“《谷梁》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宜兴《谷梁》”^[106]，这个回答有着地域学术偏好的因素。为了赋予《谷梁传》以合法地位，宣帝还授意召开了石渠阁会议，专门“平《公羊》《谷梁》同异”，结果是“《公羊》家多不见从……多从《谷梁》”^[107]，《谷梁》历经曲折后，也取得了博士地位。

《谷梁》属于超脱于武帝之五经博士系统外的新学术，虽然得到宣帝支持，仍是经过了石渠阁会议的一番争吵方才勉强跻身学官。而且谷梁学的地位并不稳固，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之后又归于沉寂，东汉十四家博士已无其一席之地，只能附丽于《左传》之后，与《公羊》抗衡。可见，始构于武帝时期的五经博士系统已具有了独立的学术力量，这种惯性并非个别君主的喜好可以扭转的。(www.daowen.com)

从这一过程看，武帝后数次的博士增设，表面看来略显杂乱，似并无固定标准，其实背后仍有着学术渊源与师承关系的因素在起作用。西汉经学博士传承这种若隐若现的界限，既有弹性，又有刚性。其对有共同师承、意旨相近的学术派别，表现了相当的宽容，对其博士地位也是优容、认可的。而对那些原本孤立于武帝之五经博士大格局外的异己学术，如《左传》《古文尚书》等，则予以强烈抵制。从这个角度上讲，武帝时设立五经博士的举动，其影响远远超过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学术上的排斥性还深入到了经学的内部支派。这或许是刘歆议立《左传》等遭到重创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从西汉博士格局的总体趋向看，将今古文之争简单视为利禄之争略显草率，其背后隐含着一定意义的学术分野和学派意识。当然，五经博士之反对刘歆议立古文，流露出了他们的保守性，而这种保守性正与他们的官学地位有关。

综上所述，我们对汉代“今古文之争”的认识，过多地受到了清末学人的误导。以今古文学指称汉代的学术论争，实是清末学人的创举，尤以廖平的影响最大，其在《今古学考》中以今古文为据，为汉代学术划分出两大阵营，有所谓《今古学统宗录》及《今古学宗旨不同表》^[108]，“今文”与“古文”演变为具有学派属性的概念。廖平的这一论断，为当时许多学者接受，如康有为、皮锡瑞、章太炎、刘师培等，成为清末民国考量两汉经学的范式性框架。

廖平对汉代经学的理解实则走入了推阐过度的误区，所以亦有学者进行反思，如钱穆认为西汉时期“实并未以某经为今文学，某经为古文学也”^[109]，“当时并不指十四博士自成一系，谓之‘今文’，其他诸经皆为‘古文’……凡后世遍及诸经，而为之分立今古文界划者，皆张皇过甚之谈也”^[110]。徐复观也认为，“今日言经学，言经学史，必首先反清末的今文学派”，力图清除廖平等人对汉代经学发展的这种强加式的解释。

理性地看待西汉所谓的今古文之争，还应回到此事件出现的历史场景中去。西汉经学传承的界限，虽不如东汉那样明显，但大体的区分还是存在的，后世所谓的“师法”“家法”在这个层面上看也是渊源有自。这种渊源关系，以秦末汉初经学的自然传播为基础，经由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格局加以固化，其后逐渐走向封闭。宣、元二帝对博士的增设，也是在武帝五经博士基础上的补充，总体上仍局限于武帝设立的框架之内。这表明五经博士的官学一旦确立，就有了相当的稳定性和排他性，其对新兴学术的优容也是建立在紧密的学术联系之上的，那些武帝经学系统之外的新兴学术，诸如《左传》《谷梁传》等则受到十分强烈的抵制和排斥。

从这个角度讲，所谓今古文之争还带有十分明显的官学与私学之争的色彩。冯友兰就曾意识到这一点：“今文经学是当时政府的官方经学，代表地主阶级当权派的利益。古文经学是民间的经学，代表地主阶级不当权派的利益。”^[111]刘歆之争立博士，除了要“广道术”外，还有着以私学与官学对抗的色彩，而这才应是当时“今古文之争”的完整含义，《谷梁传》在很多时候被视为接近于“古文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