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博士与刘歆争论的过程，很明显是围绕两个不同的主题进行攻守的。博士之讥刘歆的一个重要借口就是“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实质上指责刘歆要改变武帝以来的五经格局，他们所凭借的依然是汉廷赋予的学术独占地位，并将这种地位固化不变，作为压制新兴学术的“祖宗之法”。这里的“先帝”，不可单纯就字面意义理解，认为就是时君哀帝的“先帝”，而是与经学增立相涉的三位西汉帝王，包括武帝、宣帝及元帝。三人在西汉经学官学化过程中有各自的地位，尤以武帝的奠基作用最为重要。武帝所设之五经博士，框定了西汉官方经学的基本范围，宣、元时期的增立是在此范围之内对各家不同传承谱系的进一步认可和细化，是对武帝经学系统的补充和伸展。如武帝立为博士的《公羊春秋》，就一直被视为春秋学的正统，《谷梁春秋》虽得宣帝支持，也只是昙花一现，未能获得稳固的地位。其他几经的增立也未能超出武帝五经博士的框架，这在后面还有更详细的论述，暂不展开。

与这种思维相应，五经博士的反应颇具官方味道，他们以捍卫先帝所立为口号，对刘歆的提议置之不理，“不肯置对”。而对刘歆所言及的五经文本残缺不全的指责，却没有正面回应。这实际上表明五经博士对这个问题也是默认的，只不过其合法性的来源不仅仅是文本，更重要的是武帝的认可。五经博士所依据的文本残缺虽是事实，但在西汉中前期的历史条件下，已是所能搜集到的“完本”，其官学地位的确立在当时是不存在文本问题的。而且，其权威性的树立，一方面是由于五经承载着圣人之道，另一方面则是得到了武帝的认可。在政治与学术的互动中，后一种原因才是其合法性的现实依据。所以博士群体虽然面临刘歆文本残缺的指责，但他们仍可以理直气壮地与刘歆争论，抨击他“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因此，学术一旦与政治结合，就不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而这是刘歆所没有考虑到的。

五经博士之反驳刘歆的另一个重要借口，就是对古文典籍师承的质疑。如认为“左氏为不传《春秋》”，至东汉光武帝时，博士范升反对增设《左传》时，亦声称：“《左氏》不祖孔子”。这其实显示了五经博士对师承问题的关注，他们是在以西汉博士经学的传承谱系来裁量《左传》等书。据《史记》《汉书》之《儒林传》，五经博士之传承历历可数，或溯之于孔子，或溯之于荀卿，或溯之于秦汉之际名儒，此传承或有交叉，或有偶尔的缺失，但总体情况是比较清晰的。而所谓古文学，除《左传》在《汉书》中有较简单的传承谱系外，其他均于史无载。这是因为各书或流布于民间，或藏于秘府，常人无法得见。今文学之传承之所以清晰，一方面是因为武帝后，五经博士可以招收博士弟子，存在正式的教授关系，师承关系明晰；另一方面，武帝之前的五经传承，也有构想及追溯的成分，即徐复观所言：“这是五经博士成立以后，五经博士们为了垄断经学的权利而造出来的迷信”^[102]。无论怎样，重视师承确实是五经博士的一个重要特征，亦是他们用以指责古文学的一个凭借，这是其官学化的又一个表现。

从《汉书》的记载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五经博士与刘歆争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刘歆从学术事实出发，认为五经博士文本残缺，而秘府所藏之典籍有补缺的作用，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博士对刘歆的疑问并不回应，而是以“先帝所立”为挡箭牌，这就是政治问题了。五经博士的官学地位，本身就成为其合法性的最好证明，也赋予了其以政治思考学术的视角，这也是学术被政治牵绊后的一种自然表现。

从《汉志》与《移让太常博士书》来看，刘歆争立古文博士的主要原因就是，五经博士所依据之文本多残缺不全，想以较完整的后出之文本加以补充，即哀帝所谓“欲广道术”。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认为春秋以降，道术沦丧；加之战国征伐之事盛行，文事不兴；秦朝又有焚书之举，导致典籍不全。汉初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学术依然低迷，高祖唯一叔孙通，文景时唯一贾谊。汉武之时，经术方为朝廷重视，“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但这时五经已残破不全，“离于全经，固已远矣”，这客观上造成了武帝时五经文本的缺失，“因陋就寡”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因此，若从事实的角度看，刘歆的陈述是客观的，所指出的这些情况也是属实的。(www.daowen.com)

因此，刘歆的争立博士，起初可能更多出于学术方面的考虑，因为他当时已经颇受信用，其父一死，他就继为中垒校尉，哀帝时又为侍中、太中大夫，作为一个儒生，此地位已属清望高位。而且从《让书》和《汉志》的描述看，他对古学确实有着真实的推崇，如《汉志》之书类典籍中，将《尚书古文经》置于首位；礼类，将《礼古经》列为首位；春秋类中，将《春秋古经》列为首位；论语类中，将古《论语》置于首位；孝经类中，将《孝经古孔氏》列于首位。这些细节，显示其争立古文并不是一个利禄之争可以解释的。而且，刘歆确实认为后出之典籍能补正五经博士的文本，这种倾向屡屡出现于《汉志》之《六艺略》各类小序中。如易类小序，以《古文易经》校对立于官学之施、孟、梁丘三家《易》，得出三家皆有缺文的结论；又以《古文尚书》校对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则亦有脱简、脱字的情况；以《礼古经》与流行之《仪礼》相较，多出了许多天子、诸侯及卿大夫之礼，与流行本多局限于士礼相比更为完整；春秋类中，刘歆认为《左传》是左丘明为保存孔子之真意而作，“论本事而作传”，“其事实皆形于传”，而后来的《公羊》《谷梁》都是末师口说之作，自是不如《左传》可信。

问题是，刘歆《让书》的措辞有些太过激烈，嘲讽和愚弄的色彩太浓，以致博士们无法接受，如“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又如“抱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103]，所陈虽不无道理，但语气似有些锋芒毕露，无怪乎“群儒皆怨恨”。这样看来，导致博士们怨恨更多的是刘歆讥讽的态度，而不是争立博士的举动本身。因为起初刘歆与他们争论的时候，他们只是“不肯置对”，也就是说只表现出消极对抗罢了。此次在刘歆的进攻下才群体爆发，将一场或有余地的争论变成了绝对对立的门户之见。所以，刘歆的《让书》并非中规中矩的学术争论，而是夹杂了一些情绪的宣泄，某种程度上也应为这次争立古文诸经的失败负责。

但无论怎样，刘歆和五经博士争论的话语重心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刘歆着力对当时五经博士所依据文本的残缺不全予以攻击，肯定古文典籍在广道术方面的积极作用；而五经博士的辩解集中在“先帝所立”的框架内，他们对自身合法性的认定更多来自武帝以来汉政府的扶植和尊崇。从这个角度看，双方争论的话题并非完全重合，更无法达成任何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