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将“古文”的初始含义，理解为文字差异上的古文，这个论断是基本成立的^[96]。因为秦汉之际是中国文字变革与统一的时代，一方面，秦统一文字，隶书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在古代交通、通信不便的条件下，文化的变革势必经历一定的历史阶段。这样的双重影响使得文字书写表现出新旧交杂的态势。加之秦末的毁禁书籍，使一些用古文字书写的典籍被藏于民间，至汉代废除挟书律，这些典籍重见天日，如出于孔壁中的《逸礼》《尚书》等，其号称“古文”，应就是从书写文字这个角度来讲的。但仅凭文字的差异，还远不能构成后世的今古文之争。因为在先秦时期，所谓的今文学典籍也是用古文写成的，而所谓古文经，进入汉代以后肯定会逐渐用隶书抄写，如《古文尚书》被发现后，“而（孔）安国以今文读之”^[97]。以入汉后发现的文本的文字区分今古文学，实是一个非常表面的标准，“古文、今文的不同，有如后世版本的不同，在学术上仅是校勘、训诂上的问题，不足以构成学术上的重大争论”^[98]。

那么今古文之争的缘起究竟是什么？后世许多学者将其归因于刘歆为入汉后出的古文典籍争立学官，并以利禄之争视之，如钱穆认为：“博士经生之争今古文者，其实则争利禄，非真学术之争也”^[99]。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自从汉武帝设五经博士，传经授业即与入仕为官结合起来，对学术发展产生了很强的导向作用，所谓“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100]。刘歆之前，《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虽早已有之，但或藏于民间，或立于地方王国。总体上，数者的流传有限，大部分只在民间隐约传承，也未见有将其立于中央官学的倡议。所以，这一时期的“古文学”是隐而不彰的，没有给当时的五经学术带来任何威胁，所谓的“今古文之争”尚没有触发的动机。而刘歆之时，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欲建《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问题才一下子严重起来，五经博士立即对刘歆群起而攻之，“今古文之争”从此才真正为史家和学人关注。从这个角度看，将今古文之争视为以博士地位为标志的利禄之争，确实有一定的说服力。

但从西汉经学博士的发展过程看，“利禄说”也有一个疑点难以解释，即在刘歆要求增立《左传》等数家博士之前，经学博士早就有了一个较大规模的扩充和更替的过程。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设立五经博士，除汉文帝已置的《诗》博士，《书》有欧阳，《礼》有后氏，《易》有杨何，《春秋》有公羊。但武帝设立的这种博士格局，在刘歆议立古文之前，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汉书·儒林传》记之曰：“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谷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101]。所增设诸家，均属所谓“今文学”，若以此为据，则非毁先帝所立，并不应归罪于刘歆，而是今文学博士自毁其例。但在史籍记载中，除《谷梁传》外，未见有关于增设这些博士的激烈争论，至少武帝所立的五经博士系统对此没有很强的抵触。这个问题该如何解释？(www.daowen.com)

也许有人要说，此增设的博士均属于今文学，所以五经博士没有阻拦。这个可能性或许存在，但我们的基本前提是将今古文之争视为利禄之争，则后世增设的今文学博士同样会给原有官学带来冲击，也会分割一些政治资源。因为就史籍记载看，许多研习宣、元二帝所增设之经学的学人，都位至公卿相傅等高位，如彭宣以施氏《易》至大司空；王骏以孟氏《易》至御史大夫；孔光以大夏侯《书》至丞相；郑宽以小夏侯《书》起家，“迁光禄大夫，领尚书事，甚尊重”等。

这样看来，单纯的利禄之争并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今古文之争毕竟体现为一个学术问题，背后还应有更为具体的原因和学术上的依据。我们认为，五经博士对这几次博士增立的不同态度的背后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此问题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汉武帝时设立的五经博士，成为后世博士经学系统合法性的最基本依据；二是，西汉经学传承中的师承及学缘关系，成为五经博士划分敌我的重要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