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儒林传》反映的这种经学传承和“某氏之学”的特点，在《汉志》中几乎不可见。从《六艺略》各类所收录文献的情况看，经学中师法、家法的痕迹微乎其微，这与《儒林传》所载的经学传承流派众多、诸家平流进取的情势有很大出入。这个问题该如何认识？

我们还应从《汉志》产生的历史过程去看。刘向所校之书都是成帝之时搜罗的，而从《儒林传》反映的信息看，那些被冠以“某氏之学”的学人，其生活年代都在此之后。可见，建立在刘向校书基础上的《汉志》，反映的西汉经学传承的信息并不完整，后期经学传承、分化的许多新情况也无法从中窥其大端。

但细察《六艺略》各类文献，可以发现其描述的师法、家法或博士学术的情况都发生在成帝之前，汉末的经学流变几乎是空白，而这正与《七略》所收录典籍的下限相符。

以《儒林传》与《汉志》相较，则《汉志》各经的主要传承谱系，《儒林传》中基本都可找到其相应的记述。如易类文献中，《易经》及章句，各有施、孟、梁丘三家，《儒林传》有“《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汉志》有《易传·周氏》、服氏、丁氏及王氏，《儒林传》载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80]；《汉志》有《孟氏京房》《灾异孟氏京房》，《儒林传》云“《易》有京氏之学”；《汉志》著录五鹿充宗《略说》三篇，《儒林传》有“充宗授平陵士孙张仲方、沛邓彭祖子夏、齐衡咸长宾”^[81]；《汉志》著录《京房段嘉》，《儒林传》有“房授东海殷嘉”，张舜徽曰：“段嘉，《儒林传》作殷嘉，二字形近，必有一误”^[82]。

尚书类中，《汉志》有欧阳及大、小夏侯三家经、传、章句，《儒林传》言“《尚书》有欧阳氏学”，“《尚书》有大小夏侯之学”；《汉志》有许商之《五行传记》，《儒林传》云“大夏侯有孔、许（商）”之学。

诗类，《汉志》之诗类文献主体为齐鲁韩三家及毛诗之经、故、说、传，《儒林传》中亦有此四家之别，记述各自授受关系；《汉志》之《齐诗》又有后氏、孙氏两家家法，后氏当为后仓，《儒林传》有“苍亦通《诗》《礼》……授翼奉、萧望之、匡衡”^[83]。至于孙氏家法，《汉志》没有提供细节信息，《儒林传》也未提及。

礼类，《汉志》有后氏及戴氏《礼经》，《儒林传》有“《礼》后”及“由是《礼》有大小戴之学”语。

这几家的对照，很能反映两篇对于记录汉代经学传承的作用。《汉志》以书论学，也照顾了一些师法、家法的关系，但受制于史籍和目录的体例，总体来说对授受关系的表现略显零散和琐碎。而《儒林传》是班固追叙西汉经学传承谱系之作，重在描述师承授受关系，线索一以贯之，易得某经传授的清晰脉络。但此种方法的缺点是，局限于经解作品，一些带有个人色彩或孤立于此授受谱系外的六艺类文献没有涉及。从这点看，《汉志》著录的六艺类文献，反倒有了更大的包容性，更多反映了当时经学传承的多系统、多线索的场景。

当然，两者的这种殊途同归是就大处而言，若从考察西汉经学发展的完整性来看，《儒林传》提供的信息更为完整，这种完整性体现在时间线索上：《汉志》反映的信息基本停留在成帝之前（包括成帝），对哀、平二帝及王莽当政时期的经学传承关系没有提及，这在我们前面讨论《汉志》成书过程的时候已有涉及；而《儒林传》提供的信息在时间跨度上更为完整，即将西汉末之哀、平及新莽时期也纳入其中。

如大夏侯《尚书》许商之学，其最为知名的四名弟子为唐林、吴章、王吉和炔钦，许商曾被人以“孔门四科”誉之，“王莽时，林、吉为九卿……钦、章皆为博士，徒众尤盛。章为王莽所诛”^[84]。

小夏侯之郑、张、秦之学，三人皆有后学，“宽中授东郡赵玄，无故授沛唐尊，恭授鲁冯宾。宾为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85]，亦涉及成帝以后事。

又如《鲁诗》之韦氏学，有“玄成及兄子赏以《诗》授哀帝”^[86]事；《谷梁春秋》之胡氏学，有“（胡）常授梁萧秉君房，王莽时为讲学大夫”^[87]；《左氏春秋》，有“（胡）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88]。

成帝之后的授受关系，《七略》无法涉及，从班固自注和大、小序反映的信息看，《汉志》也未进行补充，幸赖《儒林传》才保留了一些痕迹。

即便是成帝之前汉代经学的传承，《儒林传》的记载也更加清晰、全面，提供了较《汉志》更完整的师承授受及师法、家法流变信息。(www.daowen.com)

如易类文献，《汉志》提供的信息集中于以王同、周王孙、丁宽、伏生为代表的第一代学人，以杨何、砀田王孙为代表的第二代学人，及以施、孟、梁丘为代表的第三代学人上，仅勾勒了《易》传承的大体格局，许多后学的情况不可概观。而《儒林传》中，这些细节信息保留较多，如施氏《易》之后学张禹、彭宣，孟氏《易》之后学白光、翟牧，梁丘《易》之后学士孙张、邓彭祖及衡咸，京房《易》后学之殷嘉、姚平及乘弘等。

尚书类中，大夏侯许商之学，《汉志》载有其《五行传记》一篇，但《儒林传》另有孔氏之学；小夏侯《尚书》之郑宽、秦恭、张无故、假仓及李寻之学，《汉志》则全无记录。

其他的还有很多，如《鲁诗》之韦氏学，《齐诗》之翼、师、伏、匡之学，《韩诗》之学；《大戴礼》之徐氏学，《小戴礼》之桥氏、杨氏学等。

而且这些一家之学，很多确实是有书籍形式的经解作品存在的。

如施雠《易》彭宣之学，《经典释文》有“施雠传《易》，授张禹，禹授淮阳彭宣，字子佩，大司空，长平侯，作《易传》”，则彭宣确有解《易》的作品。彭宣又授戴崇，《经典释文》云“沛戴崇，字子平，少府，作《易传》”。^[89]

欧阳《尚书》之传承中，林尊授平当，“当授九江朱普公文，为博士”，《后汉书·桓郁传》云“（桓）荣受朱普学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90]，则朱普当有自己的一家之学。

小夏侯《尚书》秦恭之学。桓谭《新论》有“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粤若稽古’，三万言”^[91]，刘勰《文心雕龙》也有“若秦延君之注《尧典》，十余万字；朱普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92]，则秦恭也当有自成一家的章句。

《鲁诗》之韦氏学。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曰：“《鲁诗》有韦氏学，后汉执金吾丞武荣碑云：治《鲁诗》经，韦君章句”^[93]。《经义考》亦言：“按《鲁诗》有韦氏学，而章句不载于《汉志》。考执金吾丞武荣碑云‘治《鲁诗经韦君章句》’，时则当时韦氏父子亦有章句授弟子矣”。

《鲁诗》张长安之弟子许晏，《太平御览》引《陈留风俗传》云：“许晏，字伟君，受《鲁诗》于琅琊王扶，该学‘许氏章句’，列在儒林”^[94]。

《大戴礼》之桥氏学。《后汉书·桥玄传》有“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学，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95]。

这些都是《汉志》中毫无端倪的，这些“某氏之学”体现了西汉经学嬗变、演进的完整形态，师法、家法的转化，经学的推陈出新，都是在这种“某氏之学”中体现出来的。

列举这些例子，只是为了表明《汉志》在记述西汉经学传承上的限制和不足。《汉志》成书的过程，决定了它没有将西汉经学的完整脉络展现出来，西汉后期经学发展的许多崭新特点，如经学传承的进一步分化，师法、家法的演进和嬗变，博士经学增设的内在逻辑等，在《汉志》中都无法体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汉志》对西汉学术演进的记录，与《汉书》其他部分，尤其是《儒林传》提供的信息并不同步，基本停滞于成帝之前。因此，研究西汉经学之传承，还须从《汉书》大局出发，仅凭借《汉志》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