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们来看另一个问题，即“某家之学”或“某家某氏之学”。《儒林传》中这种模式的表述最为集中，如《易》之传承中，有施、孟、梁丘之学，而“施家有张、彭之学”^[60]，“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61]等。这种形式的称谓，其意蕴似乎比较容易理解，这是对西汉经学传承谱系的真实描述。“某氏之学”就是指在此经的传承过程中，某氏曾参与其中，成为其中的一个链条。换言之，就是指某种学术的进一步演化和分流，某氏之学乃是对某家之学的承继和递变。但我们认为《儒林传》之所以出现这些“某氏之学”，其包含的信息不止如此，某氏之学被《儒林传》纳入其中，并不是偶然的。

对学术谱系的充实是经学作为官方学术传承、更新的一个重要途径。如前面所讲，武帝立五经博士后，经学博士的更替和增设都是在武帝博士系统的大格局内进行的，同一经前后所立之博士在学缘上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为表述方便，此处稍作重复。

如《书》博士，武帝时仅有欧阳《尚书》，乃欧阳生传自于伏生。而大小夏侯《尚书》出于伏生的另一弟子张生，“由是《尚书》有大、小夏侯之学”^[62]，宣帝时复立大、小夏侯《尚书》为博士。

与此相类，武帝时《礼》博士唯有后仓一家，其传业授学，“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63]宣帝时增立大、小戴《礼》博士。

《易》武帝时只有杨何，其学出于田何之弟子王同。而杨何另一弟子丁宽又授《易》于砀田王孙，砀田王孙又传学于施雠、孟喜、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64]，三家在宣帝时亦立为博士。京房所学出自焦延寿，而焦延寿自称受《易》于孟喜，“由是《易》有京氏之学”^[65]。元帝时，“复立京氏《易》”。

《公羊春秋》，武帝时尚未分派。汉代公羊学大儒董仲舒授学于东平赢公等人，赢公又授鲁人眭孟，严彭祖“与颜安乐俱事眭孟”，“由是《公羊春秋》有严、颜之学”，^[66]光武帝之十四家博士中，严、颜之学均在其中。

由此，“某家某氏之学”除了是经学传承的自然步骤外，亦与经学之官学化相涉。当然，武帝后经学博士的扩充亦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对固有某经传承谱系的外扩与补充，以《书》与《易》较为明显。大、小夏侯与欧阳《尚书》并无直接的学缘关系，但三家所祖为张生和欧阳生，二人同出于伏生。且中间又有一关键人物兒宽，与两家之学皆有联系，“欧阳、大小夏侯氏学皆出于宽”^[67]。大小夏侯博士与欧阳《尚书》同祖于伏生，第二代学人张生、欧阳之后，便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两条传承谱系。大小夏侯博士的增设，更多带有扩充学术的含义。《易》的情况也相类，武帝之杨何为田何的第二代弟子，施、孟、梁丘师从的丁宽也为第二代弟子，其源头虽都可溯至田何，但三人所学毕竟不直接出于杨何。三家立为博士，也是对易学传承前后牵连的结果。

另一种博士增设的因果关系更为直接，即在于固有博士学术的分化和传承。如《礼》中，后仓为大小戴之师；《公羊春秋》中，董仲舒为严、颜之师祖。大小戴与严、颜之学是对武帝五经博士的演化和继承，其博士地位有直接的学术依存关系。

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儒林传》中“某家某氏之学”数量众多，得以跻身博士官学的毕竟是少数，此外的“某氏之学”是如何而来？或者说，《汉书》认可某人之学成一家之说的标准是什么？经仔细梳理，我们发现，《儒林传》被冠以“某氏之学”的人，除了少数被立为官学外，其共同的特点就是在仕宦中有较显赫的地位，即以经学为凭，曾获得较高官位。为提供一个直观印象，我们不避繁冗，将之罗列如下：(www.daowen.com)

如《易》之施雠的“张、彭之学”，张为张禹，彭为彭宣，二人在《汉书》中均有专传，张禹成帝时位至丞相，封安昌侯；彭宣曾任御史大夫、左将军和大司空。梁丘贺之士孙、邓、衡之学，士孙为士孙张，“为博士，至扬州牧，光禄大夫给事中，家世传业”^[68]；邓为邓彭祖，官至真定太傅；衡为衡咸，为“王莽讲学大夫”。

如《书》，欧阳《尚书》有平、陈之学，平为平当，哀帝时为丞相，《汉书》有传，陈为陈翁生，为“信都太傅，家世传业”^[69]；大夏侯《尚书》有孔、许之学，孔为孔霸、孔光父子，孔霸曾以太中大夫教授太子，元帝时“以帝师赐爵号褒成君”，孔光于成、哀时官至丞相；许为许商，“四至九卿”。小夏侯有“郑、张、秦、假、李氏之学”^[70]，郑为郑宽，“以博士授太子”，成帝时“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迁光禄大夫，领尚书事”^[71]；张为张无故，“为广陵太傅”；秦为秦恭，虽官位只至城阳内史，但以“增师法至百万言”显名；假为假仓，“以谒者论石渠，至胶东相”^[72]；李为李寻，“有骑都尉”，《汉书》有专传。

如《诗》，“《鲁诗》有韦氏之学”，即韦贤、韦玄成父子，两人皆至丞相，韦玄成还曾“以淮阳中尉论石渠”，有专传；《鲁诗》还有张、唐、褚氏之学，张为张长安，唐为唐长宾，褚为褚少孙，“张生、唐生、褚生皆为博士，张生论石渠，至淮阳中尉，唐生楚太傅”^[73]。张长安之弟子许晏后来也为博士，“张家有许氏学”。《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翼为翼奉，为谏大夫；匡为匡衡，为丞相；师为师丹，为大司空；伏为伏理，为高密太傅，其中翼、匡、师数人皆有传。《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王为王吉，“为昌邑中尉”，有专传；食为食生，“食生为博士，授泰山栗丰”；长孙为长孙顺，“为博士，丰部刺史”。^[74]

《礼》，“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之学”，徐为徐良，“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传业”^[75]；桥为桥仁，“为大鸿胪”；杨为杨荣，为琅琊太守。

《春秋》，“颜家有冷、任之学”，冷为冷丰，为淄川太守；任为任公，为少府；“颜氏复有管、冥之学”，管为管路，“为御史中丞”；冥为冥都，为丞相史。^[76]《谷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学”^[77]，尹为尹更始，曾以议郎身份参与石渠会议，后为谏大夫、长乐户将；胡为胡常，史载不详，但其弟子萧秉为王莽讲学大夫；申章为申章昌，“为博士，至长沙太傅”；房为房凤，为光禄大夫、五官中郎将，曾支持刘歆争立古文博士，“共移书责让太常博士”。

经笔者粗略统计，《儒林传》之“某氏之学”或“某家某氏之学”的学人，在当时的政治活动是十分活跃的，其学术列为博士经学的有十人；曾任博士之官的有十四人；曾参与石渠会议的五人；累官至丞相或三公者六人；任九卿及刺史、郡守的为十六人；任太子之师或地方王国相、傅者，十一人；在《汉书》中有专传者九人。《儒林传》将这些人收录其中，并以一家之学待之，与他们政治上的成功有密切的联系，这也是古代帝王将相史学的特色。这种以政治地位论及学术的方式，实际也是经学官学化后的必然趋势。

当然，这些独自成家的学人之所以为《汉书》所著录，有时候也因为其后学中涌现了一批优秀人物，这些人也曾获得博士、三公的官职。从学术自成一家的角度看，称其为“某氏之学”是有道理的。如施氏《易》之张氏学，授学于戴崇，崇后至司空，有专传；如大夏侯《尚书》之许商，弟子门人众多，其中唐林、王吉位至九卿，吴章、炔钦为博士，王莽时，许氏之门人声势更盛，“郎吏为许氏学者，各从门人，会车数百辆”^[78]；小夏侯《尚书》之秦恭授冯宾，张无故授唐尊，郑宽授赵玄，三人皆至高位，“宾为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79]；《公羊春秋》之管、冷之学，也均有传承之人，管路授学于孙宝，至大司农，冷丰授学于马宫和左咸，结果左咸至郡守、九卿，马宫至大司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