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志》在著录典籍时，在大小部类之后都有对所属典籍数量的汇总，除六艺类文献外，其他五大类的数量统计与所属典籍基本一致，间或有非常细微的误差。但《六艺略》著录之典籍，除乐类外，其他部分著录的著作家数与种数，与各小序的统计有较大偏差。古今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或以为流传之脱误，或以为刊刻之篡夺。也有学者以更加审慎的态度处理此问题，认为这种偏差乃是源于《汉志》与所据之《七略》在著录原则和形式上的差别，这其实又牵涉两者的关系问题。

学人都知《汉志》乃《七略》略加改动而来，但关于两者之间的差异又难以尽晓，所以多数学人实际将两者视为一事。就大处而言，这种看法是可取的，但在处理某些细节问题时还要作进一步的辨别，讨论《六艺略》之著录原则的问题时，就应更多还原《七略》的原貌。

关于此问题，有两篇文章与之有直接关系：一为张固也、杨超的《〈汉志·六艺略〉与汉代经学家法》（以下简称张文）；一为丁进的《经学师法、家法与〈汉志·六艺略〉的家数问题》（以下简称丁文）。两文在辨析《六艺略》著录家数与小序统计出现的偏差时，都认为班固对《七略》原来的著录原则进行了变动，即变更了各种典籍的顺序和前后位置，造成了表面上与小序之统计并不相合的情况。

为表述便利，我们试举一例来阐释两文的基本思路。如《汉志》著录的诗类文献为：

《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

《鲁故》二十五卷

《鲁说》二十八卷

《齐后氏故》二十卷

《齐孙氏故》二十七卷

《齐后氏传》三十九卷

《齐孙氏传》三十八卷

《齐杂记》十八卷

《韩故》三十六卷

《韩内传》四卷

《韩外传》六卷

《韩说》四十一卷

《毛诗》二十九卷

《毛诗故训传》三十卷

凡《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www.daowen.com)

张文认为《汉志》收录六艺文献的原则是“先著作体式而后内容区分”，即以经为先，次之以传、故、说、微、章句等经解作品。《七略》的原有体例应是“先家法后著作体式”^[36]，据此，他将《七略》之诗类文献还原为：

鲁诗经二十八卷　鲁故二十五卷　鲁说二十八卷

齐诗经二十八卷　齐后氏故二十卷　齐后氏传三十九卷

齐孙氏故二十七卷　齐孙氏传二十八卷

齐杂记十八卷

韩诗经二十八卷　韩故三十六卷　韩内传四卷　韩外传六卷　韩说四十一卷

毛诗二十九卷　毛诗故训传三十卷

凡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实四百一十五卷）

丁文的方法更为细致，其核心思想也是围绕西汉经学的师法和家法展开的，即其所言“经学师法与家法思想是造成《六艺略》家数问题的主要原因”^[37]，并提出了四条计算家数的原则^[38]。据此，丁进还原之《七略》诗类文献为：

《鲁诗经》《鲁故》《鲁说》

《齐诗经》《齐杂记》

《韩诗经》《韩故》《韩内传》《韩外传》《韩说》

《齐后氏故》《齐后氏传》

《齐孙氏故》《齐孙氏传》

《毛诗》《毛诗故训传》

从效果来看，两文的主体基本一致，唯有对《齐杂记》的处理略有不同，或附于《齐诗》，或单独视为一类，文献阙如，我们也不好轻下结论。不过，著录与小序统计的数量偏差毕竟是解决了，这无疑是一个较成功的尝试。《六艺略》其他部类的文献，依此方法还原，也基本可以成立。则《汉志》所本之《七略》，确实隐含着以师法、家法著录典籍的原则。

以此为基础，我们还有几个外围问题要考虑。既然《七略》著录六艺类文献以家法、师法等为原则，为何《汉志》要打破这种逻辑严密、自成体系的方式，而代之以体式为序呢？这个问题丁文没有提及，张文有一些推想：其一，班固崇尚博通，对师法、家法的问题并不像刘歆那样重视；其二，为减少著录时的重复^[39]。这两点理由固然有相当之道理，但仍有可以补充的地方，即应充分考虑《七略》与《汉志》出现的背景和用途。前面已经说过，《七略》是皇室图书整理的最终产物，其基本用途等于书目，近于簿册，用于检索书籍。而书目著录的基本原则是书有其目，一一对应。在师法、家法的影响下，师法和家法的各种体式的典籍是作为一个整体被看待的，类似于现在的“套书”或“丛书”，在书籍存放时应该是在一起的，因此，肯定要将其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著录，这就是《七略》还原后六艺经传著录形式的最基本原因。

而《汉志》是作为史籍之一部分出现的，是意在著录当时典籍之简目。《汉志》虽以《七略》为据，但毕竟已经脱离了刘向父子校书的过程，与皇家藏书的实际历史场景也脱离了关系，不再受目录规范的约束，可以按照简洁的标准对《七略》文本、著录方式进行适当的裁剪与删并。而《七略》中以师法、家法罗列典籍的做法，容易出现重复，《汉志》中就做了较大的变动，然后又以著作体式为序予以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