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就孔子在学术上的贡献谈其特殊地位，其实孔子地位的形成还有另外的因素。

一则，孔门后学之“层累式”的塑造。孔子有一大批认同其理念的弟子、门人，孔门传授谱系绵延不断。在先秦学术信息不畅、传播困难的条件下，这对学派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促成条件。相比之下，法家、道家、名家、阴阳家等均没有这样一种学术传播渠道，仅仅依靠几位不世出的哲人，恐怕不能支撑一种学术的发扬光大。孔门“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32]，且都视孔子为精神领袖，以至于孔子死后，诸儒仍“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33]，直至汉代不绝。孔子死后，其弟子门人遍及各国，将儒学传于各地，而且很多地位颇为显赫，这无疑有助于提升孔子的知名度。如子夏居河西，曾为魏文侯、李克等人的老师，《汉志》之儒家类有《魏文侯》六篇与《李克》七篇，即为明证。另一个弟子子贡，富甲一方，善于经商，游于诸侯之间，“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这种便利的条件，对于保持孔子在政治上层的影响力无疑是有巨大作用的，无怪乎司马迁也承认“夫使夫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34]。(www.daowen.com)

二则，孔门拥有独特的学派表现形式，即依托于经典。这一点看似多余，但如果与墨家相比就会体现出其价值。墨家的组织形态，较之儒家更为严密，墨子的门徒众多，凝聚力也很强，弟子也散布于各国，且一度与儒学争锋，“世之显学，儒墨也”。但后来儒墨两家的命运大不一样，墨家销声匿迹，儒家则风采更胜。墨家的衰微，除了其“自苦”的极端表现不易为常人接受外，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学理上缺乏深度”及墨家的反文化倾向^[35]。而儒家对经典的依傍，可以使他们在大变局中平稳地实现过渡，这使他们有了维系学术的稳固平台，而不单单依靠严密组织的外在约束。这也应是儒学得以长久不衰、青春常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