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里还会发现一个较为奇怪的现象，即如果论诸子之代表人物，孔子当为先驱，其首开私学，教授民间，被誉为儒家之祖，“宗师仲尼”就是此意。但在《汉志》的格局中，孔子的主要著作《论语》与《孝经》——至少汉人认为是孔子的著作，并没有被划分到诸子类，而是被纳入了六艺的范围。而且，同样令人奇怪的是，《六艺略》既明言六艺，主体也是依照六经将六艺类文献分为六大类，但《论语》《孝经》与小学类不在其中，而是单独列为三小类文献，附在六艺之后，形成了《六艺略》中“序六艺为九种”的独特格局。

要理解这一现象，关键在于梳理孔子在汉儒视野中的特殊地位，换句话说，就是理解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这一问题在中国经学史上争论不休，就目前比较可靠的证据来看，孔子对《诗》《乐》《春秋》《易》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整理、裁剪工作。《论语》有言：“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6]，可证《乐》《诗》与孔子的关系；《孟子》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7]，则孔子与《春秋》的关系，亦信而有征；至于《易》，《论语》有言：“子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8]，出土之马王堆帛书亦有“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9]一语，则孔子与《易》的关系亦不容置疑。至于孔子与《尚书》和《礼》的关系，先秦典籍中似无明确记载。但孔子与此二经的密切关系，至少在汉人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如《史记·孔子世家》称颂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10]，将孔子与《尚书》和《礼》的关系十分清晰地表述出来，算是弥补了先秦典籍对孔子与六经关系记载的一个缺失。

至于孔子与六经的确切关系，后世有所谓今文与古文两种立场的对立。极端之今文家视孔子为“托古改制”的政治家，六经是其“改制”的工具，六经的发明权、著作权全归于孔子；古文家则视孔子为历史学家，是周文化的传承者，六经乃西周旧典，孔子是“述而不作”。钱穆认为汉代并不存在后世所指称的今、古文学的对立，当时也没有“今文学”之称，所谓的“古学”也仅指只通一经的博士章句之学的对立面，即“指兼通数经大义，不守博士一家章句”^[11]的学问。以今古文指称汉代的经学格局，乃是“晚清经师”的歪曲和误解，“后世强造新名，谓古人如此，宁有是理”^[12]。今古文的对立是清代以来学人对两汉学术的误解，康有为、廖平等人难辞其咎，他们并不是出于单纯的学术考虑，来强调孔子在六经体系中的地位，“因为这种地位的历史意义并不来自事实，而是来自认同”^[13]。因此以今古文为分野判别汉儒对孔子与六经关系的认识，并不合乎西汉学术的实际情况。汉儒基本上一方面承认六经确为西周旧典，渊源有自，另一方面也承认孔子在六经传承中的作用，这种认识是辩证的，也是中肯的。

以《汉志》的记述来说明。如《易》，《汉志》一方面承认“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14]的始作之功，及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续接之力，另一方面也认可孔子作“十翼”的功劳，并客观地总结说《易》的成书乃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过程。如《尚书》，《汉志》一方面承认其为上古典籍，“所起远矣”，同时也承认孔子的编订之举，“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序，言其作意”^[15]。又如《诗》，《汉志》认为诗之兴，起于上古王者采诗观风，诗类文献古已有之，同时也承认孔子对《诗》的筛选、择取，“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16]。因此，刘、班对六经与孔子关系的认识，并非如清儒描述的那样死板与固化，因为若按照廖平等人的理解，无论是刘歆还是班固，都是典型的古文学家，他们应将孔子视为“述而不作”的历史学家才对，如何还会承认孔子对六经的这些择取、删改呢？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阐述，只是想描述一下汉人眼中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六经是西周礼乐秩序的象征，而孔子又是六经的整理者与传承者，因此孔子的地位自然非一般的儒生可比，其在《汉志》中的位置高于孟、荀，是没有疑问的。

与孔子的这种特殊地位相对应，《论语》《孝经》也部分具备了经典的性质。《汉志》在描述二书的时候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17]，“《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18]。这两句点明主旨的话，用意很明显——指出两书得以附入《六艺略》的根本原因，即在于两书记孔子之言，承载了汉儒眼中的圣人之道。

《汉志》对于《论语》《孝经》特殊地位的认定，也是有诸多印证的。《后汉书·张纯传》有“七经”之称，李贤等注曰：“七经谓《诗》《书》《礼》《乐》《易》《春秋》《论语》”^[19]。更为明显的例证是，汉宣帝曾召开石渠阁会议，目的是“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具体内容今已不可考，但从《汉志》的著录来看，《书》《礼》均有《议奏》，班固注曰：“石渠”或“宣帝时石渠论”。令人意外的是，在论语类及孝经类也分别出现了《议奏》与《五经杂议》，班氏亦注曰：“石渠论”。由此可见，《论语》与《孝经》也在此次“诸儒讲五经同异”的范围之内，两书与五经的这种微妙关系可见一斑。而且刘、班在《六艺略》中评述《论语》与《孝经》时，也仿照了五经的基本套路，先陈说两书之大义，继而勾勒两书之缘起与传授过程，这在重师法的两汉是五经才享有的待遇。据东汉赵岐记载，西汉文帝时《论语》《孝经》曾列博士，后来武帝设五经博士，两者才被裁撤。王国维认为，两者博士之罢，并不是因为两者地位不重要，而是因为两者是学人学习之必备知识，“不宜限于博士”^[20]，所以看似被取消了官学地位，实际上是要将其做更大范围的推广。此亦有所据，可备一说。

就两汉典籍的记载来看，通晓《论语》《孝经》确实被视为通经明典的一个重要标志，应劭《汉官仪》有“通《易》《尚书》《孝经》《论语》，兼综载籍，穷微阐奥”之言，明确将两书与五经同列，可为参证。(www.daowen.com)

如非要分开来讲，《论语》的实际影响要比《孝经》更广泛些。可能是由于《论语》乃辑录孔子生平言论之书，涉及为人、为学、为政等诸多层面，更贴近多层次的实际生活，容易称引；而《孝经》则是汇集陈述为孝之道，内容单一，适用面自然不及《论语》。

汉儒多将《论语》视为传或记，“传莫大于《论语》”^[21]。但从实际被重视程度来看，其与“经”相比毫不逊色，《论语》经常被广泛称引，用作品评时人、时事的重要标准。在《汉志》中，这种现象也十分明显，如在评述《诸子略》之儒家、纵横家、农家、小说家，《方技略》之神仙家，及《诗赋略》和《兵书略》时，《论语》都以“孔子曰”的面貌出现。而且，《汉志》对《论语》的引用，并非润饰或者点缀的性质，而是作为品评高下、裁定优劣的核心论据出现的。如评论神仙家，引孔子曰：“索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不为之矣”^[22]，认为神仙之术光怪陆离，虽有人称述，但孔子本人却不以为然。这种态度无疑表现了一种价值上的摒弃与淡漠，与《汉志》对神仙家“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23]的评价一唱一和，其对神仙家的定位就是非常明显的事了。

孔子及《论语》对汉代学术的实际影响，我们还可以《史记》为例加以说明。虽然班固讥讽司马迁“论大道，先黄老而后六经”，但司马迁的儒家立场是比较明显的，其对孔子是十分尊崇的。“《史记》提及孔子的约有56篇”^[24]，而且基本是从正面理论的。司马迁对于《论语》的态度也是正面而积极的，其《孔子世家》与《仲尼弟子列传》的核心内容，包括人物及事迹，基本上都源自《论语》。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频频引用孔子的话或《论语》作为品评人物、谈论时事的重要依据。如《史记》常在每篇起首的序言或文末的论赞中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些序言和论赞，多是对篇章内容宏旨高度凝练化的总结，用以表达司马迁本人然否的基本态度。有学者曾予以粗略统计，认为《史记》全书中，在序言及论赞部分出现过孔子言论的篇章多达16篇之多^[25]。这一比例是六经之中的任何一经也无法比拟的，《论语》这种名为传、实为经的特性表露无遗。

不过，我们也不可在这种现象的诱导下迷失方向，那就是对《论语》《孝经》的尊崇仍然不能改变二者“传”的定位，这一点汉儒的态度依然是明确的。关于经与传的区别，章学诚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论语》《孝经》《尔雅》，非六经之本体也。学者崇圣人之绪余，而尊以经名，其实皆传体也。可以与六经相表里，而不可以与六经相并列也。”^[26]皮锡瑞亦言：“汉人引《论语》多称传，《孝经》虽名为经，而汉人引之亦称传，以不在六艺之中也。”^[27]这就是在《汉志》中，《论语》《孝经》虽能从《诸子略》中脱颖而出，但始终不能光明正大地跻身于六艺之中的原因。

在中国经学史上，之所以有人将经传与儒家相混淆，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孔子在两种学术体系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孔子传承六经，为六经注入了新的时代元素，其在经学产生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另一方面，孔子身处春秋战国的大变局中，其本人又有对理想社会秩序的独立思考，这种思考或许更多保留在《论语》与《孝经》之中。所以，孔子对于中国学术的影响是双重的，即社会人生之学与六艺之学的统一^[28]。两者相较，六艺之学更多体现了对西周旧典的承接，社会人生之学更多体现了“学术为天下裂”形势下的思考。孔子学术的这种双重体系，对后来儒学的发展路径也有重大影响。徐复观就认为孔子之后儒门出现了两大群体：一是以孟子为代表的思想家，他们也诵读经典，也没有脱离孔子“仁、义、礼、智”的理论构思，但他们只是从经典中汲取构建学术理念的养分，“他们并非以传经为业的经学家型的人物”^[29]；而另外一批人则沿着孔子传承六经的理路更进一步，“以某一经为中心，做了许多解释和创发的工作”^[30]。这其实也暗示我们，孔子虽有接续五经和开启儒门的双重身份，但两者相较，汉儒更看重的还是前者，即汉人之重孔子，首先在于其传授五经，其圣人身份的被认同也是建立在这一点上的。《论语》《孝经》虽为圣人之言，但毕竟出自私家之言，其地位是无法与五经比拟的。这两条线索一直沿袭下来，就成了《汉志》中《六艺略》与《诸子略》之儒家类最后的分野。

当然，这两条线索并非并行不悖，因为在汉儒看来，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起点，即孔子。所以，在汉儒的话语中，经学家与儒家有时确实是混用的，至少不那么容易分辨清楚。正如钱穆所言：“今讲两汉儒学，亦可说此时代之儒学实即是经学”^[31]，理由是《史记》《汉书》之《儒林传》中所载的基本都是经生。所以汉儒对孔子的推崇是双重的，既认定他是经学传承中的标志性人物，又将其视为儒家学派独特性的始祖。将《论语》与《孝经》附于六艺，也算是这种双重推崇的一个不错的表达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