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学术中，六经次序的形态共有两种。一种以《诗》为首，这也是出现较早、流行最广的排列顺序。如《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85]《礼记·经解》：“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86]。

进入秦汉之后，这种以《诗》为首的排序仍然十分普遍，如董仲舒《春秋繁露》：“《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书》著功，故长于事；《乐》咏德，故长于风；《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87]又如贾谊之《新书》：“是故内本六法，外体六行，以与《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88]。

所举数例，虽然在具体顺序上并不完全一致，但均将《诗》置于六经之首。这种情况在出土文献中也有体现，如郭店楚简之《语丛一》，竹简有残损，廖名春依据楚简之行文范例，将其厘定为“《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书》者所以会］□□□□者也，［《礼》所以会］□□□□也，［《乐》所以会］□□□□［也］，《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89]。

“以《易》为首”的六经次序的确定，古今多认为始于《汉志》。但廖名春认为可以溯至《淮南子》，因为《泰族训》有“故《易》之失也卦，《书》之失也敷，乐之失也淫，《诗》之失也辟，礼之失也责，《春秋》之失也刺”^[90]，又有“故《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书》之失拘，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訾”^[91]。我们认为，虽然字面上《易》被置于首位，但《泰族训》的这种表述可能并未包含任何特殊内涵，因为古人著书在体例上并不规整，带有较强的随意性，偶尔的次序颠倒或错乱是常见的。如《荀子》，在《劝学》篇中就有将《书》置于首位的情况，而《儒效》篇则又恢复了以《诗》为首的顺序。与此相类，在《泰族训》中，虽然有两次以《易》居首的例子，但同一段落中同样也有以《诗》为首的表述，即“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92]。

更为重要的是，《泰族训》谈及六经，主要是阐述诸经之短长，要择诸家之长而用之，“六者，圣人兼用而财制之。失本则乱，得本则治。其美在调，其失在权”^[93]，对诸经仍是一种平等的态度，并未表现出对《易》的特别关注，这与《汉志》中对《易》的多方位引据有着十分明显的差距。反过来看，《汉书·王莽传》有指责刘歆的话语：“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所谓“颠倒五经”，有学者认为就是将《易》置于六经之首的做法。如果《淮南子》已有其说，时人当有所知晓，也就不会将其归罪于刘歆了。所以，综合看来不宜将“以《易》为首”的经学次序推溯至《淮南子》。

从《汉志》的体例看，将以《易》为首的做法归于刘歆是成立的，证据已如上述。无论是将《易》视为五经之原，还是将易类文献置于六经之首，或是引《易》以点评诸学，都表明《汉志》对《易》的优礼是一以贯之、自成系统的，数个环节环环相扣，用意甚明，与《泰族训》那种偶尔一现的情况有本质的差别。同时《汉书·儒林传》在罗列诸经之传承谱系时，也将易学置于首位，而《儒林传》传承谱系之主干取自《汉志》，如杨树达有言：“近人姚振宗谓《汉书·儒林传》所载之师授多本《七略》，其说亦信而有征”^[94]，可为辅证。

关于两种六经次序的产生原因，古今有不少意见，现择其要者，论列如下：

第一种意见，对于以《易》为首的六经次序，陆德明认为其标准在于“著述早晚”，即以时间先后解释这种排列顺序。《易》居于首位，乃是因为《易》出现最早，“虽文起三代，而卦肇伏羲，既处名教之初，故《易》为七经之首”^[95]。

第二种意见，周予同在评点两种六经次序时，吸收了陆德明的意见，并依据今古文的分野作出了新的判定：“古文学的排列次序是依六经产生时代的早晚，今文学却是按六经内容程度的浅深”^[96]。缘此，以《易》居首的六经次序的出现是因为“古文学家以《易经》的八卦是伏羲画的，所以《易》列在第一”^[97]；在今文学家的视野中，六经包含了孔子德行教化由浅入深的逻辑，《诗》《书》更为基础，是“符号的（文字的）教育”，所以列在前，而《易》与《春秋》涉及政道、天道，乃是高深之学，所以列在后。

第三种意见，当代学者廖名春在上述两种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在今古文的视域中考虑六经次序问题是不恰当的，因为六经的次序问题在今古文问题出现之前，甚至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出现，周予同的判定没有历史说服力。他剖析了以《易》居首产生的历史可能性，认为孔子学术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其早年对《易》没有足够的认识，对六经的认识停留于传统范围内；至晚年，孔子“好《易》”，对《易》的重视也超过了诸经。孔子学术上的变化，是以《易》居首的六经次序产生的最基本依据。

第四种意见，当代学者黄丽丽认为《诗经》与先秦时期，特别是西周以来的礼乐文化背景相关，无论是人神交流、君臣对话，还是朝聘盟会，《诗》都是贵族必备的媒介，“以《诗》为首”的六经次序是这种氛围的反映。而春秋战国以来的“轴心突破”，特别是儒门对易学的介入和统摄使《易》的地位逐渐抬升，至西汉中期列五经博士，并对《易》的文本进行了写定工作。因此，她认为两种经学次序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是以中国思想上的重大转折为背景的。(www.daowen.com)

陆德明的解释表面看来似有一定道理，将《易》置于首位的做法与六经出现时间上的判定也基本一致，但我们认为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本。一方面，六经在汉人的视野中并不是简单的资料汇编，而是带有大经大法的性质，汉人对其顺序的认定不可能是随意的。况且此前以《诗》为首的次序沿袭已久，刘歆仅以时间先后重新厘定六经次序，似乎理由并不充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从《汉志》体现的对《易》的尊崇看，显然并不仅仅是出于时间先后的考虑。刘歆将《易》赋予与天地统一，统摄诸经、五常的功能，还有更深的意旨在里面。陆德明的说法低估了刘歆等人的识见，以“著述早晚”为据是一种表面化的解读。

周予同的说法，其最大特点是将两种六经次序纳入了今古文之争的框架。但正如廖名春指出的那样，今古文之争是后起的事情，在刘歆之后才成为热点，而六经次序在《商君书》《左传》等中就早已有之，且基本都以《诗》为首。周予同评判的基本依据是不牢固的，是用后起之理念强加于早先之学术。正如我们后面将谈及的那样，我们更倾向于将“今古文之争”视为清末学人对汉代经学的过度诠释，西汉并没有这种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以此为据的学术论断，自然也是空中楼阁。

廖名春立论的基本点在于对孔子前后学术重心的把握，特别是其晚年对《易》的重视。其基本资料依据乃是《史记》《汉书》中“孔子晚而喜《易》”的记载及马王堆帛书《要》篇的记载。《要》篇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孔子之于《易》的重要信息，“夫子老而喜《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98]，在论述六经关系时也透露出对《易》的倾心，“故胃之易又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诗书礼乐不□百扁，难以致之……能者由一求之，所胃得一而君毕者，此之也”^[99]。在《要》篇的表述中，实际已将《易》作为统摄诸经的纲领提出。因此，从大的学术趋势看，《易》地位的提升与儒门对其态度的转化有密切的联系，廖名春对这一点的判断是相当敏锐的。

黄丽丽的意见对此问题是有重大推进的，特别是对“以《诗》为首”的六经次序作出释读，认为“《诗》居首位的六经次序是由我国轴心时代以前《诗》本身巨大而独特的社会功能所决定的”^[100]，这是少有学者谈及的。其对“以《易》为首”的六经次序的解释，也与易学演进的大势相合，特别是与经学在汉代的官学地位联系紧密。

前辈时贤在六经次序问题上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很多意见也都非常接近于真理。我们在此基础上，对这些意见稍作点评，力图提出一点新解。

首先，孔子晚年推重《易》，《要》篇还被予以特别重视，但毕竟未明确出现以《易》为首的六经次序，是否能将这种次序确凿地断定于廖名春所认定的《要》篇，这是有讨论的余地的。

其次，若孔子之时或其弟子门人已将《易》置于六经之首，为何在孔子至刘歆之间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不见有人提及，而以《诗》为首的六经次序频频见于史籍？关于这一点，廖名春认为孔子对《易》的态度转变发生在晚年，接受此新说的弟子较少，所以一直到刘歆之时才正式首发其例。这种可能性虽不能完全排除，但总让我们觉得几率较小。一来，从孔子至刘歆之间的历史间隔过于长久，这种长期不为人知的六经次序忽然由数百年之后的刘歆提出，实在有些过于突兀；二来，汉人既以“颠倒五经”指责刘歆，亦可见以《易》为首的做法为汉人所不知，确出于刘歆首创。

再次，黄丽丽的勾勒虽然大体不错，但还是没有对汉代中期之后的易学特点进行分析，因为仅就官学地位言，并不能看出西汉政府对易学博士有特殊的关注，也未见对各家经学博士排定座次，论定高下。所以，官学地位和学术进展还不能说是一回事。而且易学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明显的阶段性，汉代易学较之孔子及其后学的易学，在论证方式和重心上已经有了新的变化，把握这一变化才能真正把握《汉志》中“以《易》为首”之六经次序出现的语境。

综合起来，我们认为将以《易》为首的六经次序的出现归因于孔子晚年对《易》的推重和《易》在西汉中期的官学化，从大处看是正确的，在逻辑上也可成立，但在具体论证过程中尚有一些关键链条的缺失。以此回答《汉志》对《易》的推重，在解释的说服力和相关度上似乎仍显隔了一层。刘歆对《易》的推重还应当从更贴近历史的角度考虑，即从当时学术形态的演化和流变中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