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六艺”在概念上是否存在借鉴和承袭关系呢？前面我们谈到，《周礼》成于战国中后期的可能性最大，而“诗书六艺”概念的出现当也在战国后期，因此凭借现存证据，可以说在两种“六艺”出现的先后顺序上，存在着相互交叉、重叠的时间段，没有十分确切的先后顺序，当然更无从得知两个“六艺”在概念层次上的关系。

1.《周礼》的线索

面对此种困境，我们不妨转换思路。以常理推断，“礼乐六艺”的概念与西周政治联系更为紧密，出现较早的可能性较大，而后才有了借用此“六艺”名义的“诗书六艺”。这种观点也有一些学者表示认可，如吴龙辉认为“六艺”内涵的转变，牵涉了一场儒家带来的教育改革，即儒者本以“礼乐六艺”为教授内容，但因为时代变迁被淘汰，“儒家人士便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凑成六门课程，并沿用六艺这一名号来称呼它们，借以证明自己在教育史上的正统地位”^[46]，他实际认为“诗书六艺”乃是借鉴了“礼乐六艺”的影响，两者在概念上存在直接的因袭和承继关系。

但若仔细推敲，此种假设的实际可能性十分小。

第一，《周礼》其书在先秦两汉基本不为人所知，先秦典籍中基本无人提及，也无人引用，即便到了西汉也多属惊鸿一现^[47]，能在多大程度上为人知晓是很大的疑问，就更别提类似于六经那种精深的研究了。

我们认为，《周礼》在西汉的出现也属于较晚的事情，出于汉武帝之后当无可疑，而且出现之后就被收于秘府，常人不得见之，至成帝时刘向父子校书方再次出现，以“周官经”之名著录。《周礼》真正受到重视还要等到王莽篡汉之后，改称“周礼”也在其时。《周礼》在西汉的这种流传情形，至少可以给我们两点提示：一是《周礼》在西汉的出现断断续续，隐隐约约，它的传播范围十分有限，接触到它的学人也不会太多；二是《周礼》在西汉学术中的影响力微乎其微，西汉之诏策、奏议、文章据引之六经之文，基本没有出自《周礼》者^[48]。因此《周礼》中“六艺”的概念很可能不会被西汉学人熟悉，即便熟悉也不会被时人看重，“诗书六艺”又怎么可能套用这样一个无人知晓的概念呢？更何况《周礼》在西汉的出现不早于汉武帝，而“诗书六艺”的概念在汉初就早已有之，从时间上讲不通。

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周礼》乃是一部充满后人理想的政书，构建的色彩非常浓厚，徐复观称之为“以官制表现达政治理想”^[49]。所以《周礼》的官制设置过于规范，或者说过于机械，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对数字的刻意运用，最为突出的便是“六”。徐复观曾统计过，《周礼》中“六的数字用得最多，大概有五十种左右”^[50]。较为典型的就有六官、六典、六卿、六属、六叙、六职、六乡、六遂、六德、六行、六艺、六乐等，许多隐藏的“六”尚不在其中。所以，《周礼》的这种安排无疑是经过仔细考虑的。至于尚“六”的原因，彭林认为就是“象征王统辖天地四方六合和阴阳五行，为此之故”^[51]。

考“礼乐六艺”出现的语境，即“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52]。这里的“六艺”，只是“六”与“艺”简单的偶然组合。《周礼》本书中与“六”搭配的物象非常之多，对“六艺”并未予以特别的关注，“六艺”并不是一个有特殊含义的固定搭配，理解成“六种技艺”即可。可见，在《周礼》的整体布局中，特别是以“六”构建的职官体系中，“六艺”仅仅是一个非常普通，甚至不起眼的概念，且不说无法与“六官”等相提并论，即使与上述之“六行”“六德”相比，“六艺”也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上的明显优势。孔门重德行、轻技艺，儒家更倾向于塑造一种德行上的君子。若是他们真想从《周礼》中套用概念，道德含义更为浓厚的“六德”或“六行”或许更能代表他们的意图，而不会垂青于一个惹人争议的技能之“六艺”。

第三，《周礼》在汉代出现之后，缺《冬官》一篇，所以才拼以《考工记》，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此书根本没有完成。如郭沫若说：“其书盖为未竣之业，故书与作者不传于世。”^[53]正因为如此，《周礼》在先秦时期并未为时人所知，直至汉代才由河间献王得到。从历史分析的角度看，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周礼》这样的成书、流传情况也决定了它不会对汉代学术有太大的影响，其“礼乐六艺”的说法还会有多少人知晓和重视呢？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诗书六艺”的概念不会是由“礼乐六艺”演变而来，因为无论是从《周礼》的流传情况还是从“礼乐六艺”在《周礼》中的地位来看，都无法提供充足的理由。两者表面称谓的一致，很可能是一种巧合，并没有概念上直接的因袭关系。

当然，《周礼》之“六艺”构建的色彩虽浓，但也不是完全的闭门造车，其一些基本内容还是有所凭据的，“礼乐六艺”确为周代贵族所学技艺的组成部分。先秦其他典籍中也有部分佐证，如《礼记·内则》：

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衣不帛襦裤，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54]

按照时间顺序，将各种技艺予以排列，年幼时教以最基本的识数、方位等生活常识及男女之别和尊敬老人等礼节；待稍微年长，则至专门的学校学习更为高级的算术、礼乐和射御等技能。这些技艺学习的先后之别，是依据儿童成长不同阶段智力、体力等发展情况安排的，即“学习书数，宜于髫龀；至于射御，非体力稍强不能习”^[55]。在这里，“男女不同席”“必后长者”“学幼仪”可谓“六艺”之“礼”；“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可谓“六艺”之“乐”；“学射御”，则为“六艺”之“射”与“御”；“学书计”，可谓“六艺”之“书”；“数与方名”，可谓“六艺”之“数”。如此，则《内则》虽无“六艺”之名，已具“六艺”之实，《周礼》“六艺”的说法确有所本。类似的例子还有《大戴礼记·保傅》：(www.daowen.com)

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居则习礼文，行则鸣佩玉，升车则闻和鸾之声，是以非僻之心无自入也。在衡为鸾，在轼为和，马动而鸾鸣，鸾鸣而和应。声曰和，和则敬，此御之节也。^[56]

与《内则》相较，《保傅》的记述也有小的出入，如“就外舍”的时间，前者为十岁，《保傅》为八岁。但考虑到先秦学术流布的复杂性，这点出入无关宏旨。《保傅》所谓“小艺”与“大艺”、“小节”与“大节”的区别，应与《内则》所载之年幼与年长所学不同之技艺相类。康有为以为“小艺者，即数目、书记也。小节者，学幼仪，肄简谅也……然所谓学大艺者，亦不过学乐，诵《诗》，舞《勺》《象》，学射御，学礼容，舞《大夏》也，所谓履大节者，亦不外惇行孝弟，加以尊贤良，事师长”^[57]。综合西周贵族政治的特点，“六艺”在西周时确有相对应的痕迹，当无可疑。只不过散见于《礼记》和《大戴礼记》的这些记述略显分散，诸种技艺虽有学习上的先后大致顺序，但在细节上也有出入；且两者所载之技艺较为繁琐，也不限于“六艺”。而《周礼》“六艺”概念的出现，一方面依托西周史实，另一方面也重新建构，特别是在重视数字“六”的模式下，将西周之贵族技艺以整齐划一、浓缩提炼的形式纳入《周礼》的框架内。

2.两个“六艺”内涵的联系

虽然我们认为两个“六艺”在概念上并无明显的因袭关系，但这不代表两者的内涵就泾渭分明。仅从字面上看，就有礼、乐两个重合项，尽管内容与表现形式并不一样。孔子面临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变局——西周的贵族体制崩溃，传统的知识、技能教育已无法维系，但他又是一个拥有文化接续自觉意识的人，既然制度层面已无成功的可能，那么不如以精神的形式保留西周文化的精髓，所以孔子之思想必定从西周文化中汲取了养料，其六艺之学也必有所据。

余英时认为，中国“轴心时代”文化转接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温和性^[58]。当然，孔子的这种承接也是有选择性和创造性的，其对周礼文化的不同层面采取的态度也不一样。以“礼乐六艺”为例，对于礼乐，孔子虽然也强调外在形式，但更注重挖掘其背后的精神意义，或归之于君臣之序、邦国大义，或归之于人情心性、伦理纲常。

先说礼乐。自周公制礼作乐，西周文治趋于规整。较之儒家之礼乐，西周的礼乐有两个显著特点：首先，西周时期的礼乐范围更广，涉及国家体制的各个层面，邦国大政、贵族生活、军事征伐、礼天祭祖、送迎宴饮，甚至宗法制、分封制——西周建构的两大支柱，也可以纳入礼乐的范围之中。礼乐某种程度上可视为西周国家的基本规制，也是贵族生活的基本规范。儒家的礼乐，从表面看来，与西周的礼乐形式有直接的承递关系，但由于贵族体制解体，《礼》《乐》所载的礼乐也不可能完全再现于春秋之后的国家体制之中。因此儒家更为强调的是礼乐之后体现的精神价值，而这种价值是可以脱离于僵化的形式而独立存在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59]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儒家找到了礼乐精神得以延续的依据。

其次，西周时期的礼乐是贵族体制的伴生物，等级色彩浓厚，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礼乐是贵族专享的权利。而在孔子之后的儒门，礼乐日益成为个人道德品行的组成部分，其形式也具体化为人人可触及的礼仪、规范，修身养性的终极目标不再是培养贵族，而是培养品德高尚的君子，礼乐背后的内涵才是他们汲汲以求的东西。

再说射御。西周时期的射、御是贵族进行车战的两项基本军事技能。当然，射礼在西周也已存在，也是表明贵族之间关系融洽、君臣和睦的礼节，但这种礼节无疑是从军事活动中演变出来的。而儒家视域中的射礼已经无法再同军事活动挂钩，完全成了促进了解、增进信任的礼仪，如《论语》所讲“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60]。个人在射礼中的表现也成为判断德行高下的重要途径，“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61]；射礼也就具备了浓厚的道德色彩，“射者，仁之道也”^[62]，“循声而发，发而不失正鹄者，其唯贤者乎！”^[63]

最后谈书数。书、数，就字面讲就是书写与计算。关于两项技术的记载，先秦典籍中凤毛麟角，但我们可以大致推想一下两项技艺的必要性。贵族阶层是文化的垄断者，识字书写无疑是最基本的要求，而且贵族间互通声息，上奏下传，没有知识的支撑也是不可想象的。至于算术，古代观察星历、推算节气、征收赋税等各方面无不涉及数字的运算，即便是简单的军事征伐，如何排兵布阵，运用兵力，也同样离不开计算。现存的《九章算术》《算数书》虽然在汉代成书，但其算题有相当固定之模式和类型，当渊源有自，先秦必有专门之学。《汉志》之《六艺略》有专门小学类文献，著录识字、书写之书，其中有“《史籀》十五篇”，班固注为“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虽未必为史事，但足以证小学之书起源甚早。且小学之书已具备较为完整的传承谱系，秦朝有李斯之《仓颉》、赵高之《爰历》及胡毋敬之《博学》；西汉有武帝时司马相如之《凡将》，元帝时史游之《急就》，成帝时李长之《元尚》，另有班固新入之扬雄、杜林两家^[64]，则识字之学在当时确为基本技艺，从事之人亦不在少数。不过在儒门里，书数已经不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因为儒家以传承西周礼乐文化为己任，侧重于精神传统，读书识字只是通经大义的最基本条件，因此往往被视为六艺之附庸而存在，在历代书目中也多附于经部之小学类。

除了对以“六艺”为代表的西周知识、技艺有所筛检外，孔子还对其做了补充，即《春秋》与《易》亦被纳入了他们的思考范围。《春秋》原本只是鲁国史书，编年系事，而孔子予以整齐化，以字句寓褒贬，实际蕴含了他对当时君臣失序、斯文扫地的一种基本态度，这种态度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是以西周礼乐秩序为参照物。又如《易》，本是西周时期的占蓍之书，迷信是其主体内容，而孔子“晚而好《易》”，开启了解《易》的新方向，即将道德、精神、理性注入其中。当然，孔子可能仅仅是为这一诠释方向指明了道路，《易》的儒学化还须经历漫长的时间。

由此，孔子“诗书六艺”的构建是以道德化、人文化为主轴的，其对周代礼乐的扬弃标准，就是能否从中提取超时代的价值。“诗书六艺”与“礼乐六艺”在概念上虽无直接的因袭、借鉴关系，但从内容上来看，两者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语似分歧，实无二致”^[65]。这种看似悖论的现象其实不难理解，一则《周礼》虽掺杂了西周、春秋乃至战国时期的官制架构，但其对西周典制的追忆并非空穴来风，“礼乐六艺”的描述与西周贵族的实际生活模式很大程度上是相契合的，其保留了当时的部分影像；二则“诗书六艺”源于孔子对西周礼乐文化崩溃后的反思与接续，力图从精神价值层面保留西周文化的某些精髓，赋予其超越时代的价值，其对西周礼乐是以“温和的变革”进行的，保留的东西亦属不少。两个六艺的构建，都离不开西周礼乐文化的共同背景，我们能从中看到许多共性的东西，也就可以理解了。孔门之六艺乃是取西周礼乐文化之内核，以六经为依托所构建的崭新体系，从某种程度上看，乃是对西周文化的义理化和抽象化。当然，由于西周贵族体制的崩溃，一些依托于物态的技艺如射、御等，也被儒门淡化甚至忽略。从这个意义上讲，“诗书六艺”相对于整个西周文化整体而言，也有窄化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