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汉志》的成书实际是一个集体劳动的成果，历经刘向、刘歆与班固三个阶段的工作。三人的工作性质不一，内容各异，对《汉志》成书的影响不同，赋予《汉志》的内涵也不一样。要想正确评估《汉志》的学术趋向及学术特点，是不能忽视三人在《汉志》成书中的不同作用的。总体看来，刘向的主要工作就是校雠，写定《汉志》所著录书籍的善本；刘歆则为后来《汉志》的学术布局、派别划分打下了基石；班固主要是以史志的标准对《七略》予以裁剪，最终形成今存《汉志》的面貌。

1.刘向之校雠

目录之学不是简单地罗列书目，中国古代的目录学内涵十分丰富，涉及辨伪、校雠、学术考辨等诸多层面，尤其是有组织的官方图书整理，这一特点就更为显著。其中又以校雠之学最为基本，书的内容、体例、编次确定以后，目录学方有根基，“校雠在目录之先，目录为校雠之果”^[65]。所以，古代稍具规模的图书整理必伴随校雠而来，编目与校雠也就杂而处之，难以划分彼此。刘向的工作，其实就是集中于校雠。

此次校书的起因，源于成帝的收书，“上方精于《诗》《书》”，又因感叹“书颇散亡”，一方面让刘向校书，另一方面让陈农去民间各地搜罗典籍。因此，刘向面对的典籍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原来宫廷中已经散乱的藏书，二是陈农从各地搜罗来的众本。这么多的典籍混杂在一起，重复、歧异、脱漏的情况十分严重。成帝的最初用意就是保存、整理秘府典籍，校雠也就成了刘向工作的起点和核心。

刘向此次校书的规模相当大，所以有着较为明确的分工，即“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66]，而分工的依据是各人的学术专长与图书的基本性质，这一点应是明确的。专书责专人，这是西汉几次校书都较为明显的特点，前述之韩信申军法、萧何次律令及杨仆奏《兵录》都是如此。

刘向本人“通达能属文辞”，曾受《谷梁春秋》，讲论五经，通晓经义应无可疑。且刘向对诸子、诗赋也均有涉猎，《汉志》之《诸子略》儒家类有“刘向所序六十七篇”^[67]，即《新序》《说苑》《世说》与《列女传颂图》，道家类有“刘向说《老子》四篇”^[68]，《诗赋略》有“刘向赋三十三篇”^[69]，以其校雠六艺、诸子、诗赋类文献，确为允妥。

任宏所任之步兵校尉，乃是汉武帝所设北军诸校尉之一，据应劭《汉官仪》记之曰：“比两千石，掌宿卫兵，属北军中侯”^[70]，此为武官无疑，所以任宏校兵书；太史令“秩六百，掌天时星历，凡岁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奏良日，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71]，“皆精研术数，穷神知化”^[72]，其与《数术略》之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最为密切，所以尹咸校此类典籍；《方技略》之医经、经方、方中、神仙多与养生、病理有关，侍医之职与此最为接近。

在四人分工的基础上，刘向负总责，最后撰写叙录，进呈成帝。需要说明的是，刘向虽总领其事，但他真正负责的是六艺、诸子及诗赋类文献，理由很简单，兵书、数术、方技多为专门之学，刘向长于经子、诗赋，不会舍长就短，况且已另有三位学有专长的人分领，刘向再介入就显得多余，“盖向之学本于儒家，通经术，善属文，故独校此三略，其他则属之专门名家，成帝不以责向，向亦不敢自任也”^[73]。最直接的证据如今存之刘歆《上〈山海经〉表》，起首即明言：“校秘书太常臣望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十八篇”^[74]，则《山海经》的校对确由“臣望”完成，刘歆只是叙录而已，刘向的情形当与此相类。

诸家校书的独立性在《汉志》中亦有体现。班固在所登录之典籍中，间或有“自注”对书目或其作者做简单介绍，其虽出于班固之手，但内容实起于刘向。两者之关联，我们其后将详述。但此注出现的频率在《汉志》各部分中极不均衡，据笔者粗略统计，六艺类文献有典籍条目124条，班固予以标注的为47条；诸子类文献有典籍条目186条，有标注者为140条；诗赋类文献有典籍条目106条，有标注者为8条；兵书类文献有56条，有标注者为23条；而数术类与方技类文献各有110条与36条，均无标注。从下面的简表中，可窥见这一比例的差距：

从上表可看出，刘向直接负责的前三略标注比例都较高，特别是六艺类与诸子类文献，而非他所职的数术与方技竟为空白。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个比较仍有疑点，如《诗赋略》也由刘向负责，但其自注比例较之六艺、诸子，还是低了很多；《兵书略》部分虽由任宏负责，但比例较高，可与前两略持平。我们要说的是，这个统计是粗略和宏观的，只是表明一个大致的趋势，具体问题仍需进一步分析。因为虽自注内容本自刘向父子，但最后的注与不注，班固仍是直接的实施者，分析此问题不能忽略班固的取向。

如《诗赋略》自注比例较低的原因，很可能与班固的辞赋修养有关。班固与张衡、扬雄、司马相如并称“汉赋四大家”，《后汉书》本传曾全文收录其《两都赋》及《典引篇》，此二篇极尽汉赋华丽之事。班固的文才颇为成帝信用，“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75]。若将这一层因素考虑在内，《诗赋略》自注很少的原因，很可能是班固本人精于辞赋，辞赋乃其日常习见之作，不似六艺、诸子等寓理精深，未曾予以特别留意。而且班氏对诗赋类的注解也相当简略，或注解先秦诗赋，当以时代较远，恐时人不知，如《宋玉赋》，注曰“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76]，《唐勒赋》注曰“楚人”；或注某些西汉赋家，但也是稍加提点，如《常侍郎庄忽奇赋》，注曰“枚皋同时”^[77]，《车郎张丰赋》注曰“张子侨子”^[78]，或因两者名气不显，班氏予以提示。至于主体内容，班固只是罗列典籍名称，全无注释。当然，这也可能与《诗赋略》所载大多为西汉时人所作，社会上层多能诵读有关。

兵书类文献标注比例较高，但与六艺类、诸子类相比，还是简单机械。前两略内容简练，但提供的信息较大，如儒家类之《孙卿子》，注曰“名况，赵人，为齐稷下祭酒，有《列传》”^[79]，乐类之《雅琴师氏》，注曰“名中，东海人，传言师旷后”^[80]。相较之下，《兵书略》的标注更多集中于记录图籍的数量或卷数上，共有14条，如注《吴孙子兵法》，仅言“图九卷”^[81]；注《楚兵法》，仅言“图四卷”^[82]；注《王孙》，仅言“图五卷”等^[83]。即便涉及作者的，也非常简单，如注《广武君》，仅言“李左车”^[84]；注《吴起》，仅言“有《列传》”^[85]。而对著录主体的典籍本身之内容、旨意则全无提及，似乎反映标注者对兵书类文献较为陌生，不敢妄加评测，只能著录一些数量明确、容易定性的东西，如图谱等。

当然，这些都是我们从《汉志》的细节作出的一些推测，这种自注比例及内容的差异，肯定隐藏了某些重要的信息，最大的可能性乃是源于兵书、数术、方技类文献独立校雠的历史场景。

具体而言，刘向的校雠工作，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集众本

刘向此次校书，是为了修缮、补充宫廷藏书的疏漏与缺失，就是要以“中书”为底本，汇集中外众书，整理出完整的善本来，陈农的求书就是以此为目的的。以中书为本，这是一个重要原则，各种版本的书目若有出入，皆以中书的篇章结构为基准，如《列子》叙录有言：“及在新书有栈，校雠从中书”^[86]。

校书的首要工作就是搜罗典籍，这在今存的一些《别录》佚文中可以窥见。如为校对《晏子》，除秘府中的十一篇外，还有“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臣参书十三篇”^[87]；校《列子》时，搜罗“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88]；校《邓析》时，有中书四篇及“臣叙书一篇”^[89]；校《管子》时，汇集“中《管子》书三百八九十篇，太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90]

去重复

在汇集众本的基础上，再进行简单甄别，去掉重复的篇章，如校对《晏子》，所集众本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91]；校对《孙卿新书》时，中书共三百二十二篇，“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92]；校对《管子》时，共收罗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93]；校对《邓析子》时，共集中外书五篇，“除复重为一篇”^[94]；校对《列子》时，共搜罗二十篇，“除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95]。从这些情况看，这次校书所要面对的文本，其重复率是相当高的，如《孙卿新书》322篇中，最后只厘定为32篇，重复率竟高达90%；《管子》的重复率也达到了85%。

正疏漏

在确定大体的篇章数量后，接下来就是对篇章文字的检核工作，这也是我们所说的狭义的“校雠”，其基本方法就是“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校对的核心集中于文字的差异，而文字的谬误也是众多篇章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如在汇编《战国策》时，“‘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趙’为‘肖’，以‘齊’为‘立’，如此字者多”^[96]；校对《晏子》时，“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備’，‘先’为‘牛’，‘章’为‘長’，如此者类多”^[97]；校《列子》时，“或字误，以‘盡’为‘進’，以‘賢’为‘形’，如此者众”^[98]。对文字的比勘、校对，《汉志》中也有记载，如易类小序，“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99]；书类小序中，“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100]；孝经类小序亦有言：“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101]。

厘篇章

先秦两汉典籍，因多书于简帛，不如后世之纸本规整，所以流传不便，多以单篇流行于世，篇章结构亦不甚紧密，余嘉锡有“古书单篇别行”的说法，认为古书的流行“多是单篇，故分合原无一定”^[102]。古籍的这种形态，给刘向等人的校书确实带来了一些困难。如我们前面所讲，多种典籍常有中书多少篇及臣某多少篇的说法，很多都是相互重复，结构顺序也不甚明显，刘向等人要据之厘出定本，编订目次就是十分必要的事情。

《战国策》之成书最为明显。刘向校书时，发现了许多体裁与内容类似的反映战国游士陈说君主、诸侯的事例，但名称十分杂乱，“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103]，刘向根据其书的特点，将之汇编成一书，标准是以国别为类，以时为序。

又如现存之《别录》佚文，在《晏子》《孙卿新书》《列子》及《山海经》叙录中，均详列校订后的篇章名目，这应是保存最完整的叙录，也是当时刘向校书工作最真实的反映，《汉志》对《别录》“条其篇目”的记载，是于史有征的。

写叙录

以上几部分是校书的主体工作，最后的环节是撰写叙录，即《汉志》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104]。不过以往学者对这句话的重视不够，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信息。

刘向为何要写叙录？这要从他的工作本身入手。刘向此次校书，源于宫廷藏书散乱，成帝命他进行整理。刘向既然是奉命而为，自然要以某种形式对此项工作进行汇报总结，而叙录就是一个很好的形式。今存叙录的内容，除了简单介绍每种典籍的作者及内容外，还有很多文字是描述校书过程的，如罗列了篇章数量，如何去除冗繁，如何校对文字，如何确定篇章结构，并将书籍目次列于其中。从这个角度看，一篇叙录就是一篇工作报告，概述了书籍的流传、版本、谬误的基本情况，及自己校雠时所作的修订和依据。从叙录反映的内容看，这是刘向进呈成帝御览的。叙录一般起首即言“臣刘向言……”或“与臣某校某书”，结尾处常见“臣向昧死上言”或“臣谨第录”，明显是臣子对君上的口气。《晏子叙录》明言“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105]，仿佛是对成帝面对面的劝诫，则此叙录当为呈奏成帝御览所用。

就校书的整个流程看，撰写叙录是校雠的最后一步，也是秘书缮写新本的基础。成帝下令校书的目的，就是要为秘书整理出可信、准确的新本，这一点刘向的认识也非常明确，叙录中常有这样的语句，“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风俗通》云：“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106]。可见，刘向校雠的基本程序是先将集于秘府的某一典籍的版本进行整理，然后以叙录的形式将整理的情况奏于成帝，若成帝无异议，则书之于绢帛以为定本、新本。刘向之叙录是为成帝考评提供参照的，是连接两个环节的关键性依据。

后来这种随书刊载的叙录被另行汇集成册，谓之《别录》，后世论及刘向，必及此书。但后世学者更多将《别录》视为目录之书，而对其赖以成型的叙录的原始意图不自觉地忽略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别录》更像是一篇篇书籍校对报告的汇总，“《别录》之书，本总集群文而已，非一系统之著作，其体当如今群书题记之类”^[107]。从某种意义上讲，《别录》的出现，误导了我们对刘向校书工作重心的认识，干扰了我们对刘向在《汉志》成书过程中作用的认识，也掩盖了一些校书过程的历史真实。

2.刘歆之定类例

刘歆在成、哀之际的这次校书中的作用，前后可分为两段：刘向生前，刘歆主要担任副手；刘向死后，刘歆则接替其父，总领其事。

前一阶段，《汉书》载曰：“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108]至于刘歆到底承担了何项任务，史籍未载，不过“领校”一词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汉书》亦载“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所谓“领校”即是负总责之意。恰今存之刘歆《上〈山海经〉表》有“臣望”为“校治”，“臣龚、臣秀”为“领主省”的说法，姚振宗解释说：“校治者，领校之属官也……而校领亦称领主省”^[109]，则两者的关系豁然开朗。领校之职，在于从全局统领校书工作，类似今之主编，而校治才是真正负责实际校对的人。在第一阶段，刘歆与其父刘向同属“领校”，职责应也大体相类，属于从全局把握校书进度、分工的管理人员。此外，可能与刘向一样，刘歆也参与了一些具体的六艺、诸子及诗赋的整理工作，因为《汉书》载其在校秘书时发现了《春秋左氏传》，或可为其曾校六艺的一个佐证。

另外，笔者推测，刘歆很可能也参与过一些叙录的起草或写定工作，一则，刘歆既与其父一同领校典籍，虽说是担任辅助的工作，为其父撰写部分叙录也是可以想见的事情，以为刘向最后写定提供便利。况且《汉志》共收典籍近六百家、一万三千余卷，仅凭刘向一人恐也是鞭长莫及。二则，史载刘歆于六略之书，“无所不究”，虽为浮夸之辞，但也应有依据，这个“无所不究”的过程，很可能就在撰写叙录中体现出来。更何况后来刘歆接替其父之职，总领其事，撰《山海经》等书的叙录，也很可能因为他在此前已有过类似的工作经历，哀帝才让他接手的。

刘向死后，刘歆的校书工作进入第二阶段，即“复领五经，卒父前业”。刘歆此阶段的工作，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完成刘向尚未完成的部分校对工作；二是对所校典籍分门别类、划定部属，形成《七略》，这也是后来《汉志》的核心框架。刘向校书前后约十八年，而刘歆接手后两年左右，《七略》就成书了，则整个校书活动，刘向的作用最大，刘歆多半是收尾而已。刘歆的主要贡献在以六类部属划分典籍上。

这里有个问题需要考虑，即《别录》与《七略》在体例上的关系，也就是刘向有没有为书目划定部属。从史籍记载来看，我们觉得刘向做这种划分的可能性不大，一则，刘向的工作重心在于核对诸种来源的典籍，整理较完整、准确的善本，叙录也都写在本书篇后，后来虽汇聚成书，但与专门划分类别的目录之作还是有相当的距离。二则，刘向卒时，整个校书工作尚未完结，划分类目若在此时实现，于情理上也不可通。三则，《汉书》对刘歆工作记述十分清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110]，“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111]，记载有条理，前后时间顺序清晰，当为史实。

也许有人要说，刘向在校书之始，已有明确分工，即“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112]，如此看来，似乎刘歆后来《七略》之主要部类在刘向分工中早有体现，刘歆不过以分工为基础，构架起《七略》的布局，没有大的变动，即“刘向校书之时，已分为六部，歆特因其成例序次之而已”^[113]。这种说法看似较为合理，笔者一度也持这种观点，但若深究起来，这种说法还是有一些疑点的。

第一，上述《汉志》这一段话出于班固，属于后人追溯前事，以刘向等四人所职与《七略》之部类相匹配，是班固时人的观念，乃是他依据《七略》之六分框架点评旧事，不能据此认为刘向分工时已存如此清晰的学术派别框架。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几人的分工乃是学识与书籍内容相结合的产物。几人的学术所长，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至于书籍的内容，刘向之时虽未有《七略》那样整齐划一的概念，但大致的区分应还是有的，这在《史记》中有所体现。如《秦始皇本纪》有“《诗》《书》、百家语”并称的说法；《平津侯主父列传》记主父偃“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114]；《儒林列传》有“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115]；《滑稽列传》载：“讽颂《诗》《书》、百家之言”^[116]。可见，在刘向父子之前，时人对学术派别的判定有了模糊的概念，最起码对《诗》《书》等六艺与诸子的区分是十分清晰的。刘向校书的分工，也是有一定的学术依据的，但也只能称是出于校书之实际需要的“隐约分部”^[117]，无法与《七略》那种严密的划分相提并论。

因此，《汉书》虽提到刘向父子都曾“奏书”，但其所奏《别录》与《七略》的性质不完全一样。刘向所奏之叙录乃校雠的结果，是缮写新本的依据，《别录》之于成帝属于工作汇报，为各种典籍的最后定本提供依据；而刘歆的《七略》是整个校雠工作完成后编写的皇家图书目录，是为汉帝翻阅提供便利的，两者的真正用途不同，所以表现形态也不一样。

《别录》所载乃是当时校书历史场景的真实再现，如校对过程、修订依据、书籍内容及评价，所述不避繁冗，意在完整地向成帝展现典籍的校对过程及写定依据。而刘歆之《七略》虽承自《别录》，但重心已转移到保存书目上，“撮其旨要”，所以对《别录》的内容作了较大规模的删削，仅保留篇章数量、作者及大致内容以备查找书目，而对校书时汇集众篇、删繁存简的情况说明予以舍弃。《隋书·经籍志》载《别录》二十卷，《七略》七卷，两书篇幅的差异，应当就是这种删减的直接结果。删减的原因，在于二者的用途不一样，“向书重在解题，故文简而事赡；歆之书但明类例，故纲举而目张”^[118]。

除了为《汉志》的部类划分奠定基础外，刘歆还为《汉志》的整体学术倾向定下了基调，《汉志》各类序言的内容明显出自刘歆之手，其中又以《六艺略》之序文最为明显。余嘉锡曾将之与《移让太常博士书》（以下简称《让书》）相较，认为两者“文义重规叠距，相为应答”^[119]，只不过《让书》出于争立学官事，有门户之见色彩，用词更为犀利、尖锐，而《汉志》乃为史著，言辞尚比较节制、中性。下面我们简单罗列，以作对比。

如《汉志》谈及《古文尚书》于西汉之流布时，说：

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120]

《让书》记之曰：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121]

又如《汉志》言《左传》之由来：

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122]

《让书》记之曰：

《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123]

《汉志》讥当时五经博士抱残守缺、固守章句的学风，云：

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经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124]

《让书》记之曰：

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犹欲抱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疾，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125]

两者对古今学术之态度、旨意、用词大体相类，《汉志》主体内容出于刘歆，当无可疑。所以刘歆之功，不仅在于划分流派，而且更重要在于以《七略》表达其学术喜好、明其褒贬、评判长短，保留了西汉经学演进的一些重要信息。

3.班固之成《汉志》

在刘氏父子的基础上，班固《汉志》的基本框架与核心内容大体已具，其工作集中于以史著的标准进行进一步整理，即“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班固删减《七略》的原因有两个：一则，《七略》较之《别录》虽已大为简省，但还是有不少篇幅，《隋书》载其为七卷，可以为证。而《汉书》乃西汉断代之史，类例众多，纪传兼备，表志皆有，内容涉及一代政、事、人，对典籍的著录仅是众多内容之一项，不可能占据太多篇章。班固之删减，乃出于情势之不得已，“意在简质，不能详备，则修史之体不得不然”^[126]。二则，最重要的是，《汉志》与《七略》之用途尚有区别。《七略》为皇家书目，供时君御览，刘歆曾将之上奏哀帝，此意甚显。除最基本的典籍著录外，《七略》也附带有一些对书籍或作者的简单内容，以备咨询。而《汉志》之意，乃保存一代典籍文物之名目，其所列之书在当时尚有流传，加之《别录》《七略》俱存，全盘引入《录》《略》，反而不当。《汉志》之略而不繁，在当时也可称洽宜、得体。

班固调整的最终结果，就是《七略》之《辑略》被散入六类，《七略》关于各典籍的解题内容被删节，某些需要补充的地方，仅以“自注”的形式标出。自注虽内容简短，有时却能反映很多的信息，而其来源也基本出自《别录》《七略》，算是部分保留了两书的痕迹，“篇中的班氏自注云云，乃采用刘向、歆父子旧文，参以己意”。^[127]由于现存之佚文主要是《别录》，我们就以班注与《别录》加以参对，来展示两者的内在关系。

如易类之“《易传》淮南道训二篇”，班氏注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128]。《别录》佚文为：“臣向所校中《易传》淮南道训，除复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为《易》者九人，从之采获，故中书署曰《淮南九师说》”^[129]。

春秋类之“《世本》十五篇”，班氏注曰：“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130]。《别录》佚文为：“《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记也。录黄帝以来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系谥名号，凡十五篇，与左氏合也”^[131]。

道家类之“《辛甲》二十九篇”，班氏注曰：“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132]。今《别录》佚文记之曰：“辛甲，故殷之臣，事纣。盖七十五谏而不听，去。至周，召公与语，贤之，告文王。文王亲自迎之，以为公卿，封长子，今上党所治县是也”^[133]。

墨家之“《墨子》七十一篇”，班氏注曰：“名翟，为宋大夫，在孔子后”^[134]。今《别录》佚文载为：“墨翟，宋大夫。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今案《墨子》书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问于墨子。如此，则墨子者，在七十子后也”^[135]。

诸如此类，繁不胜举。班注与《别录》的关系甚为明显，或择取字句，或以己意概括主旨。当然，自注中也包含有班固的新解，并非全是因袭二刘。如礼类之《周官经》，班氏注曰：“王莽时，刘歆置博士”^[136]。《周礼》列为博士，乃王莽擅权时之事，刘向父子校书时所不得见。而班固身处东汉，又为古文学家，视其为大事，特加以标注。又春秋类之《夹氏传》，班氏注曰“有录无书”^[137]，则《夹氏传》在刘向父子校书时，仍可见其书，至班固时已不可见，故有此注。又小学类之《史籀》，班固注曰“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138]，则《录》《略》所载之《史籀》至光武帝时已散佚六篇，故班氏加以标注，予以说明。

此数例说明，班注虽渊源有自，但他也并非无所作为，而是做了一些补正和修订的工作。下面我们再谈一些班固对《七略》典籍部属所做的细节调整，包括出、入、增、省几类，这些内容前辈先贤都已提及，但为呈现班固之于《七略》调整的完整面貌，特简单赘述。

出入者有：出原属《兵书略》之《司马法》，入于《六艺略》之礼类，“出《司马法》入礼也”^[139]。

出者有：如乐类“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140]。

入者有：书类“入刘向《稽疑》一篇”^[141]；小学类“入扬雄、杜林二家二篇”^[142]；儒家类“入扬雄一家三十篇”；《诗赋略》入“扬雄八篇”^[143]。

省者集中于《兵书略》，兵技巧家省《墨子》；兵权谋家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鹃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春秋类亦省《太史公》四篇。

这里我们着重谈一下“省”的问题，因为这与诸家对《七略》编排义例的认定有直接关系。班注既明言省却十一部典籍，则《七略》中这些典籍确实重复载于不同部类中。后世许多学者认为这是刘歆故意为之，目的是为了“辨章学术”，也就是章学诚所盛赞的“互著”之法，即“理有互通，书有两同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144]。他认为某些典籍内容复杂，涉及面多，所以在不同部类中均有出现。

这种说法看似有一定道理，其实并非不刊之论。若以此为据，则《管子》《孙卿子》等书内容驳杂，为何只于兵家文献中互著，其他部类没有踪影；杂家类文献内容更为丰富，若“互著”之说成立，岂非众家之下皆应收《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但《汉志》的类例中，这些情况都没有出现，则“互著”非刘歆的本意。

我们的解释是这样的：刘向等人分工校书前，各部类典籍也有了大致区分，且每类典籍也应有相对独立的存放地，加之几人的校对并行不悖，独立进行，某些性质略显复杂的典籍被不同部类著录，互有重复的现象也是存在的。所以，《七略》这种少量典籍重复著录的现象，应不是刘向父子的有意为之，实是校书过程时遗留的问题。

另外，重出的典籍集中于《兵书略》部分，这个现象似乎更加证实了我们的推测。因为西汉一直有兵书整理的传统，从高祖时期的韩信，经武帝时期的杨仆，直至成帝时期的任宏。相比其他典籍，兵书的整理与保存是最完整、最系统的，而《汉志》言“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想必兵书应有一个较为固定的存放地。任宏的校对工作应有很好的基础，原有之兵书收集应是单独进行的，其《兵书略》或许就是以杨仆等人的《兵录》为基础的。兵书的收集与整理，一直是单线进行的，也把那些非专门谈兵，却间或谈及兵事的典籍予以收录，这应是《兵书略》部分图书重出的最关键性因素。其所收的诸子类典籍，也是有选择性的，“仅录议兵之篇耳”^[145]。在《汉志》所减省且至今仍传世之典籍中，确实有不少与兵学相涉的篇章，如《墨子》中有《城守》诸篇，《管子》有《兵法》篇，《荀子》有《议兵》篇，《鹃冠子》有《世兵》与《用兵》篇，《淮南子》有《兵略训》。这些篇章涉及兵学的各个领域，如兵学理论、用兵方略、城池防御等。它们在这重意义上被视为兵书，也是可以接受的。

与此相似，章学诚还有所谓“别裁”说，《汉志》中单行的数篇，也并非刘歆有意为之，亦是校书之历史场景的再现和遗留问题。

班固调整部属、去除重复的最直接原因，是史志体例的约束。刘向父子之《录》《略》是以记录皇室典籍为主，所以书有其录，一一对应，对于那些重出于不同部类的典籍，也分别著录。而班固的《汉志》，与皇家目录的功用已经脱节，仅是满足于一朝文物记载所需。尽管仍有学术方面的顾虑，但整齐划一、清晰条理才更符合史志体例的需要，其对重复之书的删减正合此意。当然，这些调整班固已用自注的形式予以说明，整体上并不妨碍有识者对这些典籍多重价值的认识，可谓以另一种形式保留了《七略》学术上的类例，这也正是班固的高明之处。

综上所述，在《汉志》成书过程中，刘向父子与班固三人均有贡献，但着力点不同。刘向之功，在于汇校诸书，编写诸书之叙录，为《汉志》之形成提供了可靠的典籍完本；刘歆一方面划分类例，奠定了《汉志》基本的篇章布局，另一方面将自己对学术的理解，尤其是对六艺、诸子的看法，融入目录学中，《汉志》在学术史上的价值也由此奠定；班固则对《录》《略》做了一些裁剪、调整的工作，消解了二书校雠产物和皇家目录的痕迹，使其以规整、条理的形态展现于世人面前。班固的做法是否得体，我们且不评论，但《录》《略》二书散佚后，《汉志》成为我们唯一可窥见二书的资料，其于中国学术传承之功，不可谓不大。

【注释】

[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255页。

[2]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十一《强国篇》，中华书局，1988年，第304页。

[3]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卷一《去强》，中华书局，1986年，第29～30页。

[4]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四《和氏》，中华书局，1998年，第97页。

[5]《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第686页。

[6]《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3116页。

[7]《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3124页。

[8]《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3126页。

[9]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页。康氏意在证明六艺残缺乃刘歆故意之说，“歆欲伪作诸经，不谓诸经残缺，则无以为作伪窜入之地，窥有秦焚之间，故一举而归之”。康氏此说，背后有其意旨，并非真正考实之作。

[10]李学勤：《从出土简帛谈到〈挟书律〉》，《周秦汉唐研究》（第一辑），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 6页。

[11]《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第686页。

[12]黄晖：《论衡校释》卷二十八《书解》，中华书局，1990年，第1159页。

[13]赵岐：《孟子题辞》，见焦循：《孟子正义》卷一，中华书局，1987年，第16页。

[14]钟肇鹏：《校雠目录学论丛》，见《求是斋丛稿》，巴蜀书社，2001年，第13页。

[15]见《隋书》卷四十九《牛弘列传》。

[16]胡应麟：《经籍会通》，见《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中华书局，1958年，第8页。

[17]《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295页。

[18]刘大櫆：《焚书辨》，见于《刘大櫆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4页。

[19]马宗霍、马巨：《经学通论》，中华书局，2011年，第45页。

[20]徐兴无：《刘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1页。

[21]《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第2014页。

[22]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2005年，第339页。

[23]蒙文通：《焚书第二》，载《经学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2页。

[24]李锐：《秦焚书考》，《人文杂志》，2010年第5期，收录于李氏著《战国秦汉时期的学派问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0页。

[25]《汉书》卷八十一《匡衡传》，第3346页。

[26]《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725页。

[27]《史记》卷九十六《张丞相列传》，第2676页。

[28]《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726页。

[29]刘大櫆：《焚书辨》，见于《刘大櫆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5页。

[30]《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06页。

[31]《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01页。

[32]《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第2743～2744页。

[33]《汉书》卷六十六《刘屈氂传》，第2881页。

[34]徐复观：《汉代专制政治下的封建问题》，见《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7页。(www.daowen.com)

[35]《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第1922页。

[36]《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3077页。

[37]《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3080页。

[38]《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3082页。

[39]《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3083页。

[40]《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3084页。

[41]《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3085页。

[42]《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3092页。

[43]《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3090页。

[44]《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3092～3093页。

[45]《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3087页。

[46]《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3087页。

[47]《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3085页。

[48]徐复观：《汉代专制政治下的封建问题》，见《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9页。

[49]《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第2410页。

[50]《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第2411页。

[51]《史记集解》引《汉名臣奏》，见《史记》卷五十九《五宗世家》“二十六年卒”条注，第2094页。

[52]《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第3141页。

[53]陈广忠：《〈淮南子〉的倾向性和淮南王之死》，《江淮论坛》，1981年第 1期。

[54]《汉书》卷八十《宣元六王传》，第3324～3325页。

[55]《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3319页。

[56]《汉书》卷四十二《张苍传》，第2094页。

[57]《汉书》卷一下《高帝纪》，第81页。

[58]《汉书》卷四十二《张苍传》，第2098页。

[59]《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63页。

[60]《汉书》卷五十五《霍去病传》，第2488页。

[61]余嘉锡：《目录学发微》附《古书通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8页。

[62]《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第3615页。

[63]见《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后氏曲台记”条注，第3615页。

[64]《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09页。

[65]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43页。

[66]《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01页。

[67]《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27页。

[68]《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29页。

[69]《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8页。

[70]孙星衍：《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第148页。

[71]孙星衍：《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第127页。

[72]孙星衍：《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第128页。

[73]余嘉锡：《目录学发微》附《古书通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4～55页。

[74]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6页。

[75]《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彪传》，第1373页。

[76]《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7页。

[77]《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48页。

[78]《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50页。

[79]《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25页。

[80]《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11页。

[81]《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56页。

[82]《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58页。

[83]《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58页。

[84]《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57页。

[85]《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57页。

[86]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4页。

[87]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0页。

[88]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3页。

[89]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1页。

[90]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0页。

[91]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0页。

[92]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3页。

[93]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0页。

[94]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1页。

[95]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4页。

[96]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2页。

[97]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0页。

[98]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4页。

[99]《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04页。

[100]《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06页。

[101]《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19页。

[102]余嘉锡：《目录学发微》附《古书通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9页。

[103]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2页。

[104]《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01页。

[105]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0页。

[106]李昉：《太平御览》（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763页。

[107]程千帆：《目录学丛考》，中华书局，1939年，第10页。

[108]《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第1967页。

[109]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7～78页。

[110]《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第1967页。

[111]《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01页。

[112]《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01页。

[113]余嘉锡：《目录学发微》附《古书通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9页。

[114]《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53页。

[115]《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3118页。

[116]《史记》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第3206页。

[117]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0页。

[118]汪辟疆：《目录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119]余嘉锡：《目录学发微》附《古书通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8页。

[120]《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06页。

[121]《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第1969页。

[122]《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15页。

[123]《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第1969页。

[124]《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23页。

[125]《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第1970页。

[126]余嘉锡：《目录学发微》附《古书通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5页。

[127]陈国柱：《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序言第3页。

[128]《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03页。

[129]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130]《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14页。

[131]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2页。

[132]《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29页。

[133]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0页。

[134]《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38页。

[135]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4页。

[136]《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09页。

[137]《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13页。

[138]《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19页。

[139]《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57页。

[140]《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11页。

[141]《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06页。

[142]《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20页。

[143]《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1755页。

[144]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966页。

[145]昌彼得：《中国目录学讲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