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最早的校书活动，学界一般认为起于高祖。《史记》记载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55]，《汉书》亦有类似之记载。不过此处之典籍整理活动，不好视为图书整理，因为当时天下粗定，纲纪未立，几人的活动更像是制定与整理简单的政治、军事、制度及礼仪之条目，与后世学术性、文化性的图书整理还是有显著差别的，这一点从这几人的知识背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可以知晓。

如萧何，在秦为沛县属吏，即所谓刀笔吏，做的就是管理簿册、文书的工作，因此对它们的重要性是十分清楚的，无怪乎他一入咸阳，就“先入收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萧何所收，可能也有部分真正的图书，不过就其意图看，律令图籍才是他最关心的，因为这是将来抚定天下的关键，所以“萧何次律令”应该就是这次图籍工作的自然延伸，目的是为刘邦平定天下做准备工作。

次谈韩信次兵法。韩信为带兵大将，在灭秦战争及楚汉之争中战功卓著，应是饱读兵书之人。当时反秦战争虽已基本结束，但与项羽的争霸已不可避免，且天下各种旗号的贵族、诸侯很多，离天下一统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韩信的次兵法带有很强的实用性与目的性，应急的色彩较浓。

再谈叔孙通定礼仪。《史记》本传记高祖之初，群臣都是草莽英雄，又多出于丰沛，与刘邦是同乡，私人关系也比较和睦，所以在朝堂之上也没有法度，呼号詈骂，拔剑击柱，混乱不堪。而叔孙通乃秦时博士，精于礼仪，于是杂集秦制，以定规制，此所谓“叔孙通定礼仪”，也是起于当时的实际需要，是不得已之举。

最后谈张苍定章程。张苍本人在秦时为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用律历”^[56]。《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引如淳曰：“章，历数之章术业。程者，权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57]，均与历律计算有关，所以“定章程”很可能就是依托秦制，颁定汉的历法和度量衡。考《史》《汉》有“汉家言律历者本张苍”^[58]，所谓“章程”应是要为纲纪初定的汉廷颁布通行之律历。(www.daowen.com)

所以，萧何、韩信等人的活动，不是真正的图书整理，更像是朝野规制的修补，为刚建立的汉朝树立一个大体的框架，内容也多限于迫切需要的历律、兵书、律令和朝仪，属于应事而作，应时而起。

至于武帝时，我们前面说过，《汉志》载有“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的举动，但因史载简略，详情不得而知。幸好《兵书略》之小序对武帝时兵书整理的情况还有数语介绍：“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59]。《汉志》之所以将武帝时对兵书的整理特别点出，而其他典籍却略而不言，很有可能兵书是武帝时校书予以重点关注的，因为武帝本人对兵书也十分重视，曾劝勉霍去病研习，“上尝欲教之吴、孙兵法”^[60]。而且就时间看，武帝此次校书约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正是反击匈奴战争的高潮，所以余嘉锡断言：“时方大举伐匈奴，以兵事为急，故仆校上兵书”^[61]，就历史场景看，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宣帝朝亦有校书之事。如《汉书·儒林传》记曰：“（后）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62]颜师古引服虔曰：“在曲台校书著记，因以为名”^[63]，《汉志》之礼类文献亦有“《曲台后仓》九篇”^[64]，则后仓校书当有其事。

所以，就仅存的线索看，成帝之前已有数次校书活动，西汉的校书是一以贯之的传统使然。不过前几次的校书，一则书籍范围有限，二则很大程度上是应事而作，选择面较窄，而刘向父子的校书，建立在大收篇籍的基础上，数量众多，内容遍及经传、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囊括了汉人知识结构的所有领域，可谓一次系统的学术整理。而且较之前几次的整理，刘向校书不但书籍众多，投入的人力、物力也大不一样，由刘向总其成，任宏等人分管，从旁有众人襄助，历时二十余年，集校雠、整理、撰写叙录、编目等众多工作于一体，校书的深度为以前所不及，称之为图书整理的集大成，亦不为过。